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年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犹太酒商家庭，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与音乐理论家。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中心人物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他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经典形态。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在西方近代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地位不可小觑，“正如现代哲学是建立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之上一样，当代大众文化理论的推陈出新也几乎都是从批判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开始的”[24]。因此，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必然要涉及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
（一）基于否定辩证法的文化工业批判
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以“否定的辩证法”为其哲学基础。他曾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写道：“否定的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早在柏拉图之时，辩证法就意味着通过否定来达到某种肯定的东西；‘否定之否定’的思想形象后来成了一个简明的术语。本书试图使辩证法摆脱这些肯定的特性，同时又不减弱它的确定性。展开这个自相矛盾的标题，是它的一个目的。”[25]很明显，阿多诺所倡导的辩证法是对自黑格尔以来总体性与同一性辩证法的反叛，他强调的是对肯定的再否定。在他那里，否定性是唯一能确定的东西。在此基础上，阿多诺强调了对宏大体系的批判。他认为，无论一个体系如何动态地发展，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还是一种基于对自身肯定的存在。因此，阿多诺反对建立体系，他试图靠一种逻辑一致性的手段与非同一性的原则来使主体冲破主观的谬见，并把研究黑格尔辩证法中所排斥的个别性、特殊性与非概念性等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目标。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坚持的是绝对的、彻底的否定。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用来平息矛盾的，并没有挖掘事物发展的潜能，一旦否定性走向了肯定，这只能证明这种否定不是充分的否定。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失之前都是否定的，这是阿多诺的至理名言，这也标志着阿多诺哲学同黑格尔哲学的彻底决裂。而否定辩证法的思维决定了他批判的逻辑并不在于“每一客体和其概念之间的差异中的同一性”，而在于怀疑一切同一并挖掘出非同一性。我们可以说阿多诺的逻辑是一种瓦解的逻辑，而他瓦解的对象是“主体首先直接面对的概念的、准备好的和对象化的形式”[26]。在阿多诺那里，没有完整的体系，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也不会有故步自封，他的一切目的就在于否定批判，他甚至为保留否定的精华而拒绝建立一切理论体系。因此，从否定的辩证法出发，阿多诺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工业进行了十分猛烈的批判，并看到了隐藏于文化工业之下的精神生产已经彻底沦为了物质生产的工具，而此时，文化便失去了批判与否定的力度，倒退到了意识形态的地步，成了操纵与控制人意识的恶魔。与此同时，文化工业通过向大众输送标准化、无深度的文化产品以及它所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以一种看似合理的方式欺骗与奴役着大众。
（二）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
在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驱使下，技术不断融入文化生产过程，最终使得文化工业成为技术的附庸与操控人的工具，文化产品最终以一种商品的存在而收尾，并且从规模来看，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参与了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针对这种现象，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撰写《启蒙辩证法》时明确提出要对“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加以区分。事实上，《启蒙辩证法》一书在草稿中使用的是“大众文化”一词，而非“文化工业”。但是，阿多诺所批判的大众文化并非那种自发地由大众生产并且在大众之中得以流行的通俗文化，而是一种由机械批量复制并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泛传播的商业化与技术化的文化。为避免理解上产生歧义，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最终定稿时首次用“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全面取代了“大众文化”。因此，准确来说，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一种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相对于“大众文化批判”而言，“文化工业批判”这一定义更为准确，因为它更深刻地揭示了阿多诺文化批判的本质所在。阿多诺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文化工业的不同特性。
1.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首先，阿多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概念运用到了文化领域，批判了文化拜物性。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物品必须具有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其交换价值。当物品具有能够满足人们需要的某种属性时，它就具有使用价值。而一旦它成为商品，它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成了交换。伴随着使用价值转为交换价值，物品所具有的自然属性被极大地贬低。此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通过物物交换体现出来，人对物的崇拜使人在商品的世界中沦陷并无法自拔，这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商品拜物教。阿多诺在对这些概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深刻地指出，文化工业的产品生产与交换也没有逃掉这个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从头到脚都洋溢着浓厚的商品气息，整个文化工业的正常运作也遵守着商品与市场的规律与原则。在文化产品交易过程中，它的交换价值被上升到了至高的地位，商品拜物教已经完胜了文化之为文化的精神，人的精神生产在这种氛围中与物质生产已没有任何的区别，以往文化产品生产中的人人关系被物物关系所取代，人的本质和存在被物的价值所消解。大众文化的拜物性导致了人精神上的物化，使人变成了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意识的人，物反过来成为控制人的力量，人变成了异化的人。
更为关键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由于其拜物性而使其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被刻上了资本主义经济利益动机、资本的逻辑等思维，此时的文化产品俨然成为资本主义的传声筒与扩音器，正如某位学者所言：“当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形成一种相互支援、相互利用、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复杂关系时，则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文化工业生产机制已经初具规模，利用文化工业对消费者进行整合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经开动。”[27]
其次，阿多诺对大众文化技术化也进行了批判。大众文化的技术化是与科技革命分不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稳固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兴起，在工业革命的作用下科技的发明日渐繁荣。在这些科技创造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并且文化的发展借助这些媒介迅速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大众文化商品化的前提是其技术化。反过来，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又刺激了更为高级的科技的发明与创造，这会进一步促进文化的技术化。与此同时，伴随着大众文化的技术化过程，文化工业对人意识的操纵逐步增强，人不断地受到技术的压抑与控制。此时，技术形式逐渐代替内容变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声器，维护着资本主义的统治。
此外，阿多诺对文化商业性经济目的还进行了深入批判。技术在文化由一种精神存在转变为商品存在的过程中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阿多诺并没有局限于技术本身，他认为技术只是工具，经济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际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经济通过技术来支配社会，因而催生了文化工业，而此时的文化工业又受到了经济的直接制约，把“效益”看作是唯一的真理。这个时候的文化其实已经脱离了传统美学的意义，但是为了生存与利润，它必须给自己贴上似乎合理的文化审美标签。因此，艺术领域被开发成一个新的消费领域，但是此时由文化工业加工与生产出来的“艺术”已经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是为实现交换价值而存在的，艺术便沦为商品。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文化工业出于对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必须通过消费者的主动买账才能实现。因此，文化工业打着娱乐的幌子开始引诱着无知的大众。自此，文化便在商业目的刺激下走向娱乐深渊而万劫不复。
艺术沦为了商品，这是对艺术本身存在意义的人为贬低，阿多诺对此写道：“就其自身意义来说，文化不仅是为人的，而且总是能够对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僵化关系提出抗议，因而得到了人们的尊敬。但现在，文化被这种僵化关系完全吸收为自身的一部分，这样，人们就又一次贬低它。”[28]因此，文化所具有的反思与重构力量被消解，它只是作为一种外在于它本身的机械复制技术与传播技术的附庸物，文化工业只为自己的利益而存在。阿多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全部文化工业实践将利润动机赤裸裸地转移到各种文化形式上”，“文化工业的‘新’就在于，在精确计算效用的最典型的文化工业产品中，对利润的追逐是直接的、不加掩饰的”。[29]
阿多诺还认为，文化的商品属性还体现在它与广告宣传的结合。当艺术起初添加进娱乐的成分而遭到冷落与批判时，通过艺术的政治标语化来吸引大众是一个使其交换价值得以实现的方法，这对文化工业同样适用。文化在刚开始成为娱乐工具的时候，并不为大众所接受甚至受到大众的反感，但是文化作为一种商品，必须遵守市场的原则与交换的法则。当文化彻底放弃了自身的底蕴时，它只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因此，文化商品也就不再以文化的名义而是以商品的名义进行交换。商品为实现其交换价值，便转而求助于广告宣传，正如《启蒙辩证法》中所写的：“文化是一种充满悖论的商品。它完全遵循交换规律，以至于它不再可以交换；文化被盲目地使用，以至于它再也不能使用了。所以，文化与广告便混同了起来。”[30]而文化工业与广告的结合造就了所谓的“流行”，激发了大众的虚假需求。大众在选择商品时不再那么困难，与此同时使供应商卖出了自己的产品，如此一来，买卖双方都达到目的，可谓一举两得。此时，文化工业便充当了大众生活的“指南”，它通过“满意”与“满足”塑造着大众不断占有商品的生活方式。因此，文化工业便通过广告宣传的范畴架空了事实，让生活在其中的大众认为现实就是正确的生活，因此，大众对文化工业所宣传的“大众的责任和义务”“应该有的生活方式与信仰”等观念不再反抗。总之，文化工业使得人形成一种肯定的思维、肯定的观念，因此，文化工业便开始退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https://www.daowen.com)
2.从社会学视角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首先，阿多诺对文化工业承载的意识形态属性进行了深入批判。文化工业的拜物化、技术化与商业化造就了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属性，作为美学的、艺术的与真理的文化倒退为意识形态。阿多诺从文化工业的社会效益层面出发，指出：“在垄断下，所有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通过人为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框架结构，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不再有意地回避垄断；暴力变得越来越公开化，权力也迅速膨胀起来。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它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为了对它们所精心生产出来的废品进行评价，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31]
那么，如何理解意识形态呢？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对“意识形态”一词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以观念的上层建筑形式存在而非独立存在的，它是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具有历史性与阶级性。作为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阿多诺继承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他看到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因此，阿多诺认为自从文化失去了本身所具有的自律性后，实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了它的生产标准。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属性的实现，依赖于技术——铺天盖地的大众传媒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已无处可逃与无法拒绝，只能接受文化工业洗脑过程。然而，可怕的是，这种洗脑过程不仅投机于大众的意识层面，同时还深入大众的无意识层面，最终达到对大众的彻底控制。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化工业伪装成一副自由的嘴脸，它的思维却是来自资产阶级的，它只不过是通过欺骗而达到奴役人、控制人的工具而已。这种统治方式可以说是如此的高明，它让大众在体验娱乐与消遣中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快乐的，换句话说大众是心甘情愿地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奴役的。阿多诺认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集合体，它既有虚假的、不合理的一面，同时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在对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进行批判并逐步达到真理性的过程中，阿多诺看到了统治阶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合作并达到共赢的局面，因此，他认为，比起以往的政治经济压迫，这种新型的压迫方式造就了一个更稳固的资本主义社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统治形式。
同时，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欺骗性也进行了深入批判。他认为，大众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就在于它的虚假性与欺骗功能；文化与现实生活并不是等同的，它是一种非实际的存在。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文化俨然与实际融为一体，它以一种极其逼真的方式塑造着一切真实的东西，这种实际的存在甚至已经超越真实而成为真实的存在，意识形态利用大众对现实的崇拜使生存本身成了意义所在，文化也正是通过这种既虚假又真实的方式实现着对大众的欺骗，“欺骗不在于文化工业为人们提供了娱乐，而在于它彻底破坏了娱乐，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般的陈词滥调里，文化工业使商业将这种娱乐吞噬掉了。……所有从科学艺术中已经获得的知识都包含着虚假的成分”[32]。在这种虚假娱乐中，大众并没有忘掉屈从，他们反而变得服服帖帖了。这是因为大众从文化工业中体会到的快乐并不是来自对残酷现实的逃避，而是来自对反抗、对否定、对批判意识的逃避，娱乐所提供的自由，也不过是基于肯定性的自由罢了。因此，在文化工业泛滥的资本主义社会，快乐是虚假的快乐，自由是空洞的自由，批判是毫无力量的批判，人是没有反抗意识的人，社会是没有反对派的社会。在这种空洞笼罩下的社会，大众只能听从统治阶级的安排而别无选择，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之下的“顺民”，以致到最后，大众甚至开始逃避自由，他们遵循的只是一次次地“循规蹈矩”。针对文化工业导致的大众文化的这种欺骗性，阿多诺进行了经典的总结：“整个文化工业所作出的承诺就是要逃出日常的苦役，就像在卡通片里，黑暗中父亲拿着梯子去解救遭到绑架的女儿一样。然而，文化工业的天堂也同样是一种苦役。逃避和私奔都是预先设计好的，最后总归得回来。”[33]
3.从艺术学视角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造成了文化艺术性的丧失。这是因为，在文化工业生产过程中，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衍生了大批量标准化、模式化、雷同化的文化产品，而这直接剥离了文化的艺术性。因此，阿多诺从艺术学的角度出发，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深入批判。
首先，阿多诺批判了文化的复制性。文化成了商品之后，艺术就步入了一个机械大复制的时代，造成了真正艺术的消融。文化工业作为一种复制与拷贝技术，它所承载的内容几乎是大同小异。正如阿多诺所言：“文化工业独具特色的创新，不过是不断改进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而已，……所有消费者的兴趣都是以技术而不是以内容为导向的，这些内容始终都在无休无止地重复着，不断地腐烂掉，让人们半信半疑。”[34]不言而喻，文化工业的这种机械复制使文化的普遍性战胜了其特殊性，从而导致了艺术个性的丧失。而且文化工业通过表象的娱乐性引诱着大众，它造成了文化的腐化并且使得娱乐逐渐产生知识化的倾向，再加上技术复制，文化工业就彻底形成了一种娱乐知识化的固定模式。在阿多诺看来，电影院所呈现的图像、电台的录音等都是娱乐知识化的体现，也都是技术复制所产生的结果。而这种复制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轰炸着无处可逃的大众。这样，文化工业就轻易地把深陷其中的大众塑造成为可以为它们的文化工业进行文化产品再生产的类型，这些大众在同样的机制下、同样的标签中生产着文化工业的所有要素，导致文化工业可以持续永久地存在。而基于同其他事物一致与相似的文化工业，可想而知它抛给大众的是一系列陈词滥调的、整齐划一的、标准化的文化产品。因此文化工业所提供的文化产品既不是特立独行、不是避免重复，也没有自我批判与超越、没有否定性的真理，它已经不是真正的“文化”，可能沦为生活中用以索引、分类的工具而已，或者普通大众的日常消费品。
其次，阿多诺批判了文化的伪个性化。他认为，大众文化的伪个性化与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密切相关。伪个性化是为掩盖标准化的表象而在标准化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加工，打上“特殊化”的标签，从而使普遍化的文化产品显得多姿多彩。但是，无论这种文化产品如何具有特殊性，它的本质始终是一种毫无个性的商品。大众文化为什么会走向伪个性化呢？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一语中的：“因为，大众不会总愿意掏钱购买和消费老是重复的同样的文化用品。”[35]而创造出来的伪个性文化，借助标准化赋予了文化大量生产以自由选择或开放市场的光环。可以说，走红歌曲的标准化，其控制消费者的办法是让他们觉得好像在为自己听歌；就伪个性化而言，它控制消费者的手法是让他们忘记自己所听的歌曲早已被听过或已被“事先消化”过了。因此，文化生产者总是力图塑造鲜明的、个性化的形象以吸引消费者消费，文化的伪个性化由此产生。
正是在对文化工业的复制性与伪个性化进行了深入批判的基础上，阿多诺认识到，文化工业不仅带来了社会危机，同时也造成了人的伪个性。他认为，文化工业呈献给大众的是一些丧失了深刻内容的文化垃圾，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只有每个人束手就擒，不再对幸福抱有任何希望，每个人才能像这个万能的社会一样，都充满着快乐和幸福。正是在他们的软弱中，社会发现了自己的强大，并赋予每个人以力量。人们只有逆来顺受，才能有所倚靠”[36]。文化的驯服本能在文化工业那里发挥得淋漓尽致，人的个性已经在文化工业的奴役下被祛除，个性也只是一种幻想，人就像物品一样成了复制技术下的成品，代替个性存在的并不是“无个性”，而是“伪个性”，从用以展示自己特立独行的“标准的爵士乐”到“用鬈发遮住眼睛”，无不是虚假的个性，这些“个性不过是普遍性的权利为偶然发生的细节印上的标签，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接受这种权利”[37]。
4.从心理学视角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阿多诺还从心理学的视角对文化工业的心理操纵功能进行了批判，揭示了大众文化深入人的心理层面或无意识层面，形成了对人的控制与操纵，从而为社会造就了一大批具有顺从性的、无区别的大众群体。
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并不像国家暴力机关那样通过外在于人的强制手段来维护其统治，它是内在地作用于人的心理，并把现代大众文化转变成一种心理控制的意想不到的手段。大众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通过两种方式形成了对大众的心理操纵。第一种是大众在自居性心理的作用下，对大众文化所呈现出来的社会规范的超我性摄取。“自居性”一词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在成长过程中，男孩子由于对父亲的崇敬而在心理上自居于父亲的位置时，所产生的一种快乐感与权威感，它实质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以为”。阿多诺认为，正是在大众自居心理的作用下，大众文化中所传达出来的美好、快乐、偶像、权威等意识，被大众所接受并逐渐内化于大众的心中，最终成为操纵大众的力量。第二种方式便是通过对某些公式和陈规的不断重复来达到加强操纵的效果。阿多诺认为，这种重复化可以使大众的思想僵化与固定化，从而进一步加强与巩固已经形成的意识控制之下的超我。正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大众文化就形成了对大众意识层面与无意识层面的全方位的渗透与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