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代文献对脑卒中的认识
（一）中医古代文献对中风病病名的认识
脑卒中，中医称“中风病”。中医对中风病的认识渊源已久。《黄帝内经》未有“中风”之名，但有“仆击”“薄厥”“煎厥”“大厥”“偏风”“风痱”“巅疾”等病名，如《素问·调经论》曰：“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返则生，不返则死。”“中风”病名始见于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云“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此处之“中风”实为外感风寒表虚证，而非中风病。《金匮要略》言：“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痹，脉微而数，中风使然。”与现代中风病症状相似。自汉以后，虽然后世有许多关于中风的论述，但在病名的发展上没有很大的变化，主要是从中风病名的细化和分化上论述。如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将中风分为“偏枯”“风痱”“风懿”“风痹”四类，指出：“偏枯者，半身不遂，肌肉偏不用而痛，言不变智不乱，病在分腠之间……风痱者，身无痛，四肢不收，智乱不甚。言微可知，则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风懿者，奄忽不知人，咽中塞，窒窒然。舌强不能言，病在脏腑……风痹……形如风状，得脉别也，脉微涩，其证身体不仁。” 元代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风辨》中将中风分为“真中风”“类中风” 两种：“因于风者，真中风也；因于火、因于气、因于湿者，类中风而非中风也。”明代李中梓则根据中风后的两大类不同表现，以“闭”“脱” 而名，实际上是从证而分。明代张景岳明确提出此病之发生与风无关，“中风”之名易致医者误解，认为更正其名十分重要，且于《景岳全书·非风》中提出“非风”之名：“古今相传，咸以中风名之，其误甚矣……意以‘非风’名之，庶乎使人易晓而知其本非风证矣。”清代王清任在其有限的脏腑解剖基础上于《医林改错·半身不遂本源》中将本病定名为“半身不遂”。近代医家张寿颐认为将中风之病名取名为“内风”更为确切，他在《中风斠诠》中指出：“与其仍类中之名，泛而不切，不能得其要领，毋宁以内风二字，揭橥天下，而顾名思义，易得旨归。”张锡纯将中风分为“脑充血”和“脑贫血”两类：“治内中风证（亦名类中风）血气并走于上者，即西人所谓脑充血证……治内中风证之偏虚寒者，即西人所谓脑贫血病也。”
（二）中医古代文献对中风病病因病机的论述
《黄帝内经》明确提出正气不足，营卫虚弱，外邪入中，引起中风。如《灵枢·刺节真邪》云：“虚邪偏客于身半，其入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同时，《黄帝内经》还认识到本病的发生与体质、饮食、精神刺激等有关。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言：“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
汉代张仲景认为中风是由络脉空虚，风邪乘虚入中，贼邪不泻所致。如《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云：“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搏，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㖞僻不遂。”隋代巢元方指出脾胃虚弱、气血不足是中风病的根本原因，如《诸病源候论》中有云：“半身不遂者，脾胃气弱，血气偏虚，为风邪所乘故也。脾胃为水谷之海，水谷之精，化为血气，润养身体，脾胃既弱，水谷之精，润养不周，致血气偏虚，而为风邪所侵，故半身不遂也。”
金代刘河间主张“心火暴盛，水不制木”。李东垣提出“正气自虚”，如《医学发明·中风有三》曰：“故中风者，非外来之风邪，乃本气自病也。”朱丹溪则力主“湿痰化热生风”，如《丹溪心法·中风》云：“西北二方，亦有真为风所中者，但极少尔。东南之人，多是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也。”
元代王履首次从病因角度将中风分为“真中风”“类中风”来区分“外风”致病和“内风”致病。明代张景岳则倡“非风”“内伤积损”之说。李中梓又将中风明确分为闭证与脱证。清代叶天士首创“肝阳化风” 学说。王清任在《医林改错·半身不遂本源》中提出：“半身不遂，亏损元气，是其本源。”
近代医家张伯龙、张寿颐、张锡纯等进一步发挥，认为本病主要是肝阳化风，气血逆乱，直冲犯脑所致。如张寿颐于《中风斠诠》中云：“病源为何？则肝阳不靖，气火生风，激其气血，上冲犯脑而震扰脑之神经耳。故谓是病为血冲脑经则可，而直以为脑病则不可。”
（三）古代文献中的中风分期辨治发展
1.先兆期 古代文献中对于中风先兆期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至《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中说：“血气未并，五脏安定，肌肉蠕动，命曰微风。”至金代，刘完素在《黄帝内经》基础上对“微风”的概念进行了阐释和发挥，创立了中风先兆的病机理论。
（1）从风热辨证 刘完素认为，凡中风病，皆有先兆之症。而中风先兆具体表现为拇指及食指麻木不仁，或手足运动异常，或肌肉蠕动。若有此症状，三年之内将有中风发作。刘完素仍然认为，引起中风“麻木不仁”“手足不用”“肌肉蠕动”的病因为热盛生风，“风本生于热，以热为本，以风为标”。
（2）从痰热辨证 中风理论发展至明代，病因病机理论同样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明末医家孙志宏在《简明医彀·预防中风》中认为中风先兆与患者体质密切相关，痰热为中风先兆之病机。他认为，嗜食膏粱厚味之品，或长期饮酒，皆能助火生痰，而痰能生热，热能生风，风火上行而发病。在中风先兆的症状上，《简明医彀》举出了更多中风先兆症状，包括头目眩晕、痰盛气虚、手足麻木或痿软、面部感觉如有虫行、口眼歪斜、肌肉蠕动、上肢及下肢麻木不仁、言语倒错、神识不清、口渴便秘、小便赤少等。与刘完素列举的中风先兆症状相比，孙志宏除提出“麻木不仁”“手足不用”“肌肉蠕动”等肢体运动感觉障碍症状之外，还列举了“语言颠错”“胸膈迷闷”“神思不清”等神志症状，以及“口渴便秘”“小便赤少”等腑气不通症状。
（3）从元气亏损辨证 中风先兆理论至清代出现了新的发展。清代医家王清任在观察大量病例的基础上，在《医林改错》中细致总结了三十四种中风先兆症状。归纳其描述的症状，大略可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头面五官的运动感觉异常，如“偶而一阵头晕”“头无故一阵发沉者”。二是四肢运动感觉异常，如“一手常战”“两手常战”“手无名指每日有一时屈而不伸”。三是神志智能功能异常，如“平素聪明忽然无记性”“忽然说话少头无尾、语无伦次”。四是躯体感觉异常，如“心口一阵气堵”“心口一阵发空”“气不接”。而对于以上症状的病机，王清任统称为“元气渐亏”。
（4）从肝阳辨证 近代医家张锡纯认为，造成“脑充血”的原因为血随气上，肝阳上亢之证。他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将脑充血的先兆总结为五点诊断标准。第一，脉象弦硬而长，或寸盛尺虚，或大于常脉数倍，而毫无缓和之意。第二，其头目时常眩晕，或觉脑中昏愦，多健忘，或常觉疼，或耳聋目胀。第三，胃中时觉有气上冲，阻塞饮食不能下行，或有气起自下焦，上行作呃逆。第四，心中常觉烦躁不宁，或心中时发热，或睡梦中神魂飘荡。第五，或舌胀、言语不利，或口眼歪斜，或半身似有麻木不遂，或行动脚踏不稳、时欲眩仆，或自觉头重足轻，脚底如踏棉絮。他认为，以上五项出现一到两项，再参考脉象，即可认为出现了中风先兆。
2.急性期
（1）脏腑经络辨证 在古代文献中，脏腑经络辨证是中风病急性期的主要辨证体系。中风病的脏腑经络辨证体系起源于《金匮要略》，风邪在络者，仅见肌肤不仁症状；而风邪在经者，可见肢体困重症状；风邪在腑者，即不识人；而风邪入脏，则难以言语，口吐涎沫。
金代医家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中承袭了《金匮要略》的辨证方法，但稍加简化，仅分为中腑、中脏两种证型。而在中腑、中脏具体表现上，《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与《金匮要略》的论述稍有不同。中腑表现为脉浮，恶风恶寒，肢体拘急不仁；中脏表现为唇吻不收，口舌难以活动，嗅觉、听觉、视觉均失灵，大便秘结。中腑证以肢体运动感觉功能障碍为主；中脏证以神志、感官功能失常，脏腑不通为主。在治疗上，他认为应当在中脏、中腑证治疗好转后，再从六经治疗，“凡中风，不审六经之加减，虽治之不能去其邪也”。
南宋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将中风分为三种证型：“风中脉则口眼㖞斜，风中腑则肢体废，风中脏则性命危。”金代医家李杲在《医学发明》中持相似观点，《医学发明·中风有三》将中风分为三种证型：“中血脉则口眼㖞斜，中腑则肢节废，中脏则性命危急。”
明代医家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则将中风病分为中腑、中脏、中血脉、中经络四个证型。他认为，中腑为病邪在表，中脏为病邪在里，中经络及中血脉为病邪在中。与刘完素论述相似，龚廷贤认为，中腑表现为手足四肢拘急不仁，恶风恶寒；中脏表现为失音不语，肢体不能活动，耳聋，目盲，二便闭塞。而与刘完素不同之处在于，龚廷贤认为本病存在中血脉、中经络两个“在中”之证，分别表现为仅出现肢体不能活动，口不能言及口眼歪斜。而另一位明代医家孙文胤则认为，中血脉表现为口眼歪斜，病邪最浅；中经表现为肢体运动异常及难以言语，较中血脉为重；中腑及中脏为最重之证。
清代医家尤怡在《金匮翼》中依中风病病邪侵袭部位由浅到深分为络、经、腑、脏四个证型，而对具体表现的描述上与前人基本一致。而其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尤怡认为，无论中经还是中腑，在患病之初均会表现为倒仆之候，而倒后神志正常者为病邪在经，倒后神志不清者为腑证。清代医家费伯雄在《医醇
义》中对脏腑经络辨证的论述更为具体。费伯雄认为，风邪入侵人体分为络、经、腑、脏四个证型。“中络”的病机为“卫气不能捍外，则风入于肌肉”，症状表现为手指麻木，肌肉不仁；“中经”病机为“营血不能固内”，症状表现为风入经脉，身体重着，步履艰难；“中腑”病机为“风入于胃，胃火炽盛，水谷之气，不生津液而化痰涎，痰随火升，阻塞灵窍”，表现为昏不知人；“中脏”病机为“心体纯阳，风性飙举，风火上扰，神明散乱”，症状表现为舌不能言，而口流涎沫。相比于前人，费伯雄对风邪中于脏腑经络的病机论述更为具体，将中腑之“腑”归纳为胃腑，中脏之“脏”归纳为心脏，丰富了中风病机理论。
古代医家多数认为中风病的“脏腑经络”辨证仅仅适用于风邪外侵引起的真中风，而由内因引起的中风病并不适用。但清代医家何梦瑶认为，中经络、中脏腑同样可以适用于“内风”。他认为，若中风病自内而发，火盛而导致痰壅，或气虚而导致气滞痰凝，均为痰血壅滞，亦可填塞于经络脏腑，不一定必是外风引起。
综上所述，中风病的脏腑经络辨证之说由《金匮要略》所创，由《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普济本事方》等著作继承，经明代及清代医家发展，形成了完整的辨证体系。在各证型表现上，古代文献中的表述基本一致。中经络及中血脉无神志改变，只存在肢体运动不利或口眼歪斜等症状；而中脏腑一般存在不省人事之神志症状。多数古代医家认为，脏腑经络辨证仅适用于以外中风邪为主要病机的中风病，然而仍有少数古代医家认为脏腑经络辨证同样适用于内风之证。
（2）闭脱辨证 在古代文献中，急性期中风见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等症状的中脏腑证常被分为闭证及脱证。南宋杨士瀛在《仁斋直指方论》中提出“中风恶证”之说。《仁斋直指方论》将“中风恶证”分为“口噤须迟脉数忧，眼合不开并窜瞪，面绯面黑手难收”及“口开吐沫气粗大，发直摇头汗不流。鼾䶎喉鸣兼鼻冷，遗尿泻血并皆休”两种类型。陈自明在《妇人大全良方》中对“妇人中风”有相似的论述。陈自明认为以“眼开口闭，手足不开，涎不作声”为主要症状的闭证可治，以“眼闭口开，声如鼾睡，遗尿”为主要症状的脱证不可治。南宋严用和在《严氏济生方》中同样对中风急性期的症状有所论述，“声如牵锯，牙关紧急”与闭证相似，“声如鼾睡，遗尿”与脱证相似。
明代医家王肯堂在《妇人大全良方》的基础上，在《女科证治准绳》中对妇人中风病提出了闭脱辨证：“卒仆暴厥之证，不论男子妇人，是风是寒，是气是食，是痰是湿，但要分得闭与脱二证明白。如牙关紧闭，两手握固，即是闭证，宜苏合香丸、三生饮之类开之。若口开手撒，即是脱证，宜用大剂黄芪、人参煎浓汤灌之。”当今学术界皆以李中梓为闭脱辨证首创者。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提及“闭证”及“脱证”。《医宗必读·卷之六真·中风》：“凡中风昏倒……最要分别闭与脱，二证明白，如牙关紧闭，两手握固，即是闭证，用苏合香丸，或三生饮之类开之；若口开心绝，手撒脾绝，眼合肝绝，遗尿肾绝，声如鼾肺绝，即是脱证，更有吐沫直视，肉脱筋骨痛，发直，摇头上窜，面赤如妆，汗出如珠，皆脱绝之证。”
清代医家李用粹在《证治汇补》中对闭证及脱证的病机进行了分析。且从正邪关系上进行论述，指出“开关利气”及“峻补”分别为治疗闭证及脱证之大法。清末医家张寿颐在吸收西学的基础上，对中风病的病机进行了全新阐释。张寿颐认为，中风病皆因肝阳上升，气血冲激入脑，扰乱神经所致。若肝阳挟胸中痰浊上泛，壅塞清窍，则为闭证；若肝肾真阴亏虚，虚火上泛，亦可导致痰浊翻涌，上蒙清窍，则为脱证。此说与现代脑卒中病理已颇为相似。
综上所述，中风病的闭脱辨证在宋元之前已有雏形，至明代王肯堂正式提出，在清代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闭证及脱证的具体表现上，多数古代医家认为，闭证以口噤不开，牙关紧闭，两手握固，痰涎壅盛为主要症状；脱证以口开，眼合，手撒，鼾睡，遗尿为主要症状。
3.恢复期 中风病恢复期在急性期之后。急性期后，恢复期患者急性症状趋于稳定，由病因病机本质所导致的症状逐渐显露。古代医家认为，中风病的病因病机多种多样，除外中风邪引起的中风病外，仍然存在其他病因病机引起的中风病，主要包括气逆、气虚、火盛、痰湿、肝阳上亢、肝肾阴虚等。中于风邪之外的病因病机引起的中风病被称为“类中风”或“似中风”。在古代文献中，“类中风”及“似中风”存在两种含义：一为上文所言的，除外中风邪之外的其他病因病机引起的中风病；二为与中风病症状相似的其他疾病，可见于《医宗必读》中提及的“火中”“虚中”“湿中”“寒中”“暑中”“气中”“食中”“恶中”八种疾病。
综上所述，对于中风的病因病机，除外中风邪外，古代医家提出了气逆、气虚、火热、痰湿、肝阳、阴虚等说法。古代医家主张，中风恢复期常因气、火、痰之邪滞留经络，及肝阳、阴虚之证而导致各类症状，故应确定发病的主要病机，精准辨证施治。
4.后遗症期 后遗症期以运动感觉功能异常、精神神志异常等症状的遗留为特点。运动感觉功能异常包括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精神神志异常包括言语謇涩等症状。
（1）运动功能异常症状 半身不遂在《黄帝内经》中已有记载。《黄帝内经》中半身不遂症状被称为“偏枯”，对其病因、病机及症状表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在“偏枯”的病因上，《黄帝内经》有内因及外因两种说法。内因与患者体质及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即“仆击”和“偏枯” 多发生于嗜食肥甘的“贵人”；而外因说见于《素问·风论》，认为风邪伤人可以导致“偏枯”等症状。病机上，《素问》及《灵枢》均认为虚实夹杂是“偏枯”发病的主要病机。而从阴阳关系上，《素问》认为阳气虚衰是造成“偏枯”的主要病机。刘完素认为其病机为“热甚郁结”，经络一侧不得宣通。明代医家王肯堂在《证治准绳·杂病》中对“半身不遂” 症状进行了专门论述。《证治准绳》认为，半身不遂的发生与心及胃的功能异常密切相关。故王肯堂认为，半身不遂的发生多为虚证，以“乌、附、羌、独”之类祛风药物治疗是错误的。同时，他反对朱震亨以半身不遂之左右分属瘀血、痰热的辨证方法，认为这是“无本杜撰之谈，不必拘之”。
清代医家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对半身不遂症状病因病机的论述独树一帜，与前人迥异。王清任认为，元气亏虚是造成半身不遂症状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元气亏虚会造成人体经络空虚，若此时元气向人体一侧经络归并，则另一侧肢体就会转动不利。因此，补充亏虚的元气为治疗半身不遂的当务之急。至清末，随着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中医学家对半身不遂等中风后遗症状的认识产生了新的变化。清末医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根据西医病理对中风病形成“肢体痿废”进行了解释，他认为，造成中风病肢体痿废的原因与脑部密切相关，而脑部血液过少，则造成脑髓神经失去濡养，也会导致功能异常。而对于“脑贫血”，西方人认为此为脑中贫血之故，而不知造成脑中贫血的原因是“上气不足”，而张锡纯认为此“上气”即为“胸中大气”，即“宗气”，因此造成“脑贫血”的根本原因在于“胸中大气虚损，不能助血上升”。
在早期中医文献中，常以“偏枯”“半身不遂”等症状作为独立病名使用，并认为半身不遂的病机主要是内伤及外感共同作用造成的虚实夹杂。至金元时期，在形成了中风病的概念之后，“偏枯”“半身不遂”等症状逐渐被归入中风病的范畴之内。明清时期，开始将半身不遂症状作为中风病猝倒之后的后遗症，并对半身不遂的病因病机形成了诸多不同观点。在引起半身不遂的病因病机上，多数古代医家认为，可分为虚、实两种类型，虚证以脾胃虚弱、气血亏虚为主要病机，实证以体虚风中、风湿阻络为主要病机。
（2）言语功能异常症状 在《黄帝内经》中，言语功能被称为“喑”。《素问·大奇论》认为，偏枯之人，若未发喑，舌尚能转动，则病可治，三十日内可好转；若发喑证，则需要三年方能好转。与之相似的，《灵枢·热病》对“痱”的论述中认为，若仅见“四肢不收”的肢体症状，而没有“不能言”的言语功能障碍时，其病可治；若见不能言，则病不可治。由此可见，喑证在中风病的后遗症状中属重证。而《素问·脉解》认为，造成喑痱的原因为阳盛已衰及肾虚。明代医家楼英在《医学纲目》中提出，中风可分为浅、深两种类型，其中，中深者有“舌强不言，唇吻不收”之“痱证”。明代医家王肯堂认为，“真气不周”是“偏枯”及“喑痱”的共同病机，而“喑”的病机为真气不周于五脏。至清代，多位医家开始对中风病语言謇涩之症状进行了分证治疗。
综上所述，在《素问》中，以肢体运动功能障碍为主要症状的“偏枯”及以言语功能障碍为主要症状的“喑痱”已经被作为一种疾病的轻、重证型。唐宋时期，喑痱之证与风邪联系起来。明代医家开始认为喑证存在多种病机。
（四）古代文献中的中风分期治疗方法
1.先兆期预防及治疗
（1）祛风清热法 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中对于中风先兆已提出了治疗方案。由于刘完素认为中风先兆由火热生风引起，故以祛风清热法为主要治疗大法，佐以滋阴养血。列举代表方为八风散、愈风汤及天麻丸等。
八风散首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备急千金要方》卷七“风毒脚气方”及卷八“治中风方”中均有名为“八风散”之方。从方药组成上看，卷七“大八风散”以《金匮要略》侯氏黑散为君，以补肾治肝为主要功效，用药偏凉。卷八“八风散”以麻黄附子细辛汤、大黄附子汤为主，驱邪之力较强，用药辛热。从刘完素“先服祛风涤热之剂，辛凉之药”的用药原则看，《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所言治疗先兆之八风散应为《备急千金要方》卷七之“八风散”。
愈风汤又称羌活愈风汤，首见于《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愈风汤以羌活、防风、麻黄等祛风类药物为主药，既包含黄芩、石膏等清实热药物，也包含地骨皮等清虚热药物，黄芪、人参等益气药物，当归、川芎等养血和血药物，枸杞子、熟地黄、知母、杜仲等滋阴药物，以及薄荷、柴胡等疏肝药物。愈风汤具有行导诸经，安神养心，调和阴阳的功效。
天麻丸同出《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本方以牛膝、萆薢、杜仲治筋骨相着，天麻、羌活和风，当归、生地黄养血，附子行经。清代医家吴仪洛在《成方切用》中认为，天麻丸主治肾热生风。因多欲之人两肾空虚，而正因为肾中阳虚，所以风能入侵人体。故本方用牛膝使诸药下行，当归、生地黄生阴血，萆薢、玄参清下焦之湿热，附子补下焦之真阳。
（2）消痰法 至明代，中风先兆期治疗方法较金元时期更为丰富。明代医家龚廷贤在《寿世保元》中提出，预防中风应当朝服六味地黄丸或八味丸，暮服竹沥枳术丸及搜风顺气丸。
六味地黄丸及八味丸滋养肾阴及温补肝肾，暖丹田。竹沥枳术丸以半夏、南星、苍术燥湿化痰，木香、陈皮顺气，人参、白术、茯苓健脾益气，黄芩、黄连清火，对中风先兆的眩晕麻木有治疗功效。搜风顺气丸出自《医方类聚》卷一五三引《瑞竹堂经验方》，大黄苦寒峻猛，能下燥结而袪瘀热，加以蒸晒，则性稍加缓，故以为君；麻仁滑利，李仁甘润，并能入大肠而润燥通幽；车前利水，牛膝下行，又能益肝肾而不走元气；燥本于风，独活、防风之辛以润肾而搜风；滞由于气，枳壳、槟榔之苦以破滞而顺气；数药未免攻散，故又用山药益气固脾，山茱萸温肝补肾，菟丝子益阳强阴，以补助之也。
明末医家孙志宏在《简明医彀》中从气虚、血虚、痰壅、火盛四个证型论治中风先兆。“左脉不足”为血虚，以四物汤治疗，方以甘温味厚的熟地黄为主，滋阴养血；配伍当归补血养肝，和血调经；白芍养血和营，以增强补血之力；川芎活血行气，调畅气血。“右脉不足”为气虚，以四君子汤治疗，人参甘温，大补元气，为君；白术苦温，燥脾补气，为臣；茯苓甘淡，渗湿泻热，为佐；甘草甘平，和中益土，为使。气足脾运，饮食倍进，则余脏受荫，而色泽身强矣。“痰壅”以导痰汤治疗，方中南星燥湿化痰，祛风散结；枳实下气行痰；半夏燥湿祛痰；橘红下气消痰，加强豁痰顺气之力；茯苓渗湿；甘草和中，全方共奏燥湿化痰、行气开郁之功。“火盛”以防风通圣散、愈风汤、搜风顺气丸治疗。防风通圣散出自《宣明论方》，方中麻黄、防风、荆芥、薄荷疏风解表，使外感风邪从汗而解；大黄、芒硝泻热通便；滑石、栀子清热利湿，使里热从二便分消；伍以石膏、黄芩、连翘、桔梗清热泻火解毒，清肺胃之热，如此则上下分消，表里并治；当归、白芍、川芎养血活血；白术、甘草益气和中，其中大量甘草，甘以缓之，调和诸药。
（3）补气活血法 清代王清任对于中风先兆从“元气渐亏”立论。对于元气亏损病证，王清任创制补阳还五汤，首见于《医林改错》卷下。本方重用生黄芪补益元气，意在气旺则血行，瘀去络通，为君药；当归尾活血通络而不伤血，用为臣药；赤芍、川芎、桃仁、红花协同当归尾以活血祛瘀；地龙通经活络，力专善走，周行全身，以行药力，亦为佐药。
清代医家齐秉慧提出以补益法预防中风。尺脉虚衰者，以六味地黄丸、八味丸培补肝肾阴阳；寸脉、关脉虚弱者，以六君子汤、十全大补汤补益脾肺。六君子汤出自《医学正传》，方以四君子汤加陈皮、半夏而成，以益气健脾之品配伍燥湿化痰之药，补泻兼施，标本兼治。十全大补汤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治气虚以四君，治血虚以四物，气血俱虚者以八珍，更加黄芪、肉桂则名十全大补汤，乃治气血虚弱而兼阳虚有寒者，或谓阴阳两补而偏阳虚之剂。
（4）潜阳法 近代医家张锡纯为脑充血先兆之证创制了建瓴汤一方，取建瓴之水下行之意。建瓴汤出自《医学衷中参西录》，方以生赭石、生龙骨、生牡蛎等介石类药镇肝潜阳，以山药、生地黄等药补益脾肾，以牛膝引血下行，白芍滋阴，柏子仁安神。
（5）针灸治疗 清代医家吴亦鼎在灸法专论《神灸经纶》中有“预防中风”一篇。吴亦鼎认为，预防中风可灸风池、百会、曲池、合谷、肩髃、风市、足三里、悬钟八穴。日本医家对针灸中风预防同样有记载。日本医家摄都管周桂在《针灸学纲要》“预防中风”一篇，提出预防中风当针风池、百会、翳风、合谷、鸠尾、幽门六穴；灸肩井、曲池二穴，并且记载“此二穴，自百壮至三百壮，屡试屡效”。
（6）生活方式调整 对于预防中风是否需要服用祛风药物，仍有古代医家持否定态度。薛己在《内科摘要》中认为，中风预防之关键，在于调养气血，节制饮食，控制七情，减少房事等生活方式的改变。若贸然服用搜风顺气丸、天麻丸等方，反而会招致风邪中人。(https://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古代医家在中风先兆的预防及治疗上，呈现出与对中风病因病机的认识发展相同的趋势。在古代医家对中风的病因病机认识逐渐脱离外风致病的同时，在对中风先兆的预防和治疗上也逐渐减少了祛风药的使用。故在中风的预防上，仍应该辨证论治。同时，中风预防中灸法颇具特色。最后，生活方式的调整对中风先兆的预防至关重要。
2.急性期治疗
（1）祛风养血法 金代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对中风病分脏腑经络治疗提出了总的治疗原则。刘完素认为，中风病治疗应当以静胜躁，故应当以养血为主要治法。在治疗中应减少汗法及下法的使用，多汗则损伤卫气，多下则损伤营血。在具体用方方面，刘完素对中腑证选用加减续命汤，以发其表；而中脏证，他认为大便多秘涩，选用三化汤以通里。在中腑证及中脏证得到治疗，无其他变证的情况下，再用“大药和治之”。此处“大药”指补益调和气血的一类方药。《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治“中腑”所引“小续命汤”一方，引自《备急千金要方》，原文“芍药”为“白芍药”，“桂枝”为“桂心”。刘完素以此方为祖方，根据六经进行加减。太阳经中风，可分有汗及无汗。“中风无汗恶寒”者，以“麻黄续命”主之，将麻黄、防风、杏仁依原方添加一倍而成；“中风有汗恶风”者，以“桂枝续命”主之，将桂枝、芍药、杏仁依原方添加一倍而成。阳明经中风，亦分有汗、无汗。“中风无汗身热，不恶寒” 者，以“白虎续命”主之，在原方中加入石膏、知母各二两，甘草加一倍组成；“中风有汗身热，不恶风”者，以“葛根续命”主之，在原方中加入葛根二两，桂枝、黄芩依原方加一倍而成。少阴经中风，分无汗身凉及有汗无热。无汗身凉者，以“附子续命”主之，以原方附子加一倍，干姜二两，甘草三两组成；有汗无热者，“桂枝续命”主之，将原方桂枝、附子、甘草加一倍而成。而六证混淆，“或肢节挛痛，或麻木不仁”为少阳、厥阴证，以“羌活续命汤”主之，以小续命八两，加羌活四两、连翘六两组成。治中脏证之三化汤同出《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化汤为小承气汤加羌活一味，刘完素认为此方应“终日服之，以微利为度”，以保持腑气通畅。
李东垣《医学发明》将中风病分为中血脉、中腑、中脏三种证型，并对三种证型均明确提出了方药治疗。对于中血脉，李东垣认为，应遵循刘完素六经加减续命汤法及疏风汤治疗。而对于中腑证，应分为两种情况：若有便溺阻隔，腑气不通，则以三化汤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麻仁丸治疗；若外无六经之证，内无便溺阻隔，应养血通气，以大秦艽汤治疗。对于中脏证壅盛者，即以至宝丹治疗。疏风汤出自《医学发明》，疏风汤以麻黄汤为祖方，去桂枝，加益智仁、升麻而成。去桂枝减缓了祛风散寒之力，加益智仁温脾暖肾，升麻升提阳气。大秦艽汤出自《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大秦艽汤养血和血，兼以益气养阴，治疗血弱不能荣养筋骨之中腑证。至宝丹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至宝丹之主药为辛香走窜之品。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提出，中风患者不宜使用辛香走窜之药，他认为，中风之人使用龙、麝、犀、珠等药，会使风邪深入骨髓而难以被祛出。而李东垣在《医学发明》中认为，并非所有中风病，而仅仅是中血脉及中腑证初期，不宜使用龙脑、麝香、牛黄，否则将引邪入脏；而在表现为痰涎昏冒的中脏证发生时，需要以至宝丹治疗。
至清代费伯雄在《医醇
义》中对从脏腑论治中风有所创新。费伯雄将中风病由表及里分为络、经、腑、脏四个证型。对于风入肌表，肌肉不仁，或手指、足趾麻木之中络证，费伯雄以自拟加味桂枝汤治疗。加味桂枝汤在桂枝汤中加入秦艽、防风、蚕沙、川牛膝、怀牛膝、当归等药物，以调和气血、舒筋活络之药物治疗肢体麻木、感觉异常。对风入经脉，身体重着，步履艰难之中经证，以养血祛风汤治疗。养血祛风汤以生地黄、当归等药滋阴养血，桂枝、秦艽、独活、桑枝祛风通络，茯苓、白术健脾益气。较前方加味桂枝汤，养血祛风汤补益之力更强。费伯雄对中腑证的认识与前代医家有较大不同。他认为，中风病所中之腑为胃腑，风火炽盛则胃津不能上行，而痰涎壅盛故昏而不知人，故应当滋养胃阴、开痰通窍，以加味竹沥汤治疗。加味竹沥汤以麦冬、石斛滋养胃阴，天麻、羚羊角平肝潜阳，橘红、胆南星、竹沥清热化痰。中脏实证表现为风火上犯，侵犯心神，造成心神散乱，舌不能言，口流涎沫，神志昏乱，以牛黄清心饮治疗。牛黄清心饮以牛黄、黄连、淡竹叶清心降火，橘红、胆南星豁痰开窍，菖蒲、麦冬、远志滋养心阴。而对于四肢懈散，昏不知人，遗尿，鼾睡之中脏虚证，以阴阳两救汤治疗。阴阳两救汤以人参、附子、紫河车回阳救逆，熟地黄、菟丝子、枸杞子、茯神养阴。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对中风病中脉、中腑、中脏灸法皆有记述。中脉口眼歪斜，灸听会、颊车、地仓三穴，若歪向左侧则灸右，歪向右侧则灸左。中腑手足麻木不仁，或痛，良久乃止，灸百会、肩髃、曲池、风市、足三里、悬钟六穴，患左灸右，患右灸左。中脏灸百会、风池、大椎、肩井、间使、足三里、曲池七穴，需按照顺序次第灸之。
（2）开关法 急性期闭证以口噤、握拳、痰壅、气塞、肢体强痉、大小便闭为主要症状。在治疗上以“开关法”为主要方法。对于开法，清代医家尤怡在《金匮翼》中认为，开关法包括搐鼻、揩齿、探吐三法。除此三法之外，亦有药物内服法及针灸法治疗。
（3）开窍法 根据药性，可分为温开、凉开两个类型。在中风病闭证的治疗中，温开剂以苏合香丸为代表，凉开剂以牛黄清心丸、至宝丹为代表。苏合香丸出自《外台秘要》引《广济方》，又称吃力伽丸。部分医家认为，苏合香丸可用于治疗因七情所伤，气机逆乱所致的气中急性期。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论及气中时，即提出治疗气中急性期宜用苏合香丸四五粒灌下，候患者苏醒后，根据其虚实寒热调治。同时，作为温开之剂，亦有医家认为苏合香丸适用于治疗寒阻关窍之闭证。凉开剂之至宝丹出自《苏沈良方》引《灵苑方》，主治痰热内闭心包之证。在《临证指南医案》卷一“中风”中，华岫云总结叶桂中风病急性期治法时提出，对风阳上僭，痰火阻窍，神识不清之证，应以至宝丹芳香宣窍治疗。清代医家程国彭也认为，对于“热风”所致之闭证，应当疏风开窍，先以搐鼻散吹之，再以牛黄丸开窍治疗。
（4）涌吐法 对于以痰涎壅盛为主要症状的闭证，涌吐法是重要的治疗方法之一。在古代文献中，涌吐法以瓜蒂、皂角为主要药物，以瓜蒂散、稀涎散、胜金丸等为代表方。虽有医家认为“中风无吐法”，但如见突然痰涎壅盛，声如引锯，牙关紧急，气闭不行之证，不能固执于无吐法，仍然应该使用吐法治疗。
以瓜蒂为主药的方剂首见于瓜蒂散。瓜蒂散一方可见于张仲景《伤寒论》，以瓜蒂、赤小豆二药组成。在《伤寒论》中，瓜蒂散并非被用于中风病的治疗。至宋代王怀隐《太平圣惠方》，在瓜蒂散中加入全蝎一味，以治疗“中风口噤不开”。金代医家张从正重视汗、吐、下三法，在中风治疗中亦常使用吐法。张从正以瓜蒂为主药，创制了独圣散及三圣散等方，用于中风病闭证口噤症状的治疗，三圣散由防风、瓜蒂、藜芦三药组成。张从正认为，对于中风不省人事，牙关紧闭，粥药不能下者，宜用三圣散治疗。总的来说，众多医家创制的稀涎散皆以皂角为主药，以涌吐痰涎为主要功效。南宋医家严用和认为，中风病急性期以气闭不行为主要病机，需要以吐法涌吐痰涎，开通气机。
同时，对于中风急性期使用涌吐法，古代医家仍然有反对意见。元代医家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中认为，对于中风急性期的痰涎不应使用涌吐法排出，而是应以药下压，使它“再归骨节”，不然会造成手足偏枯，遗留后遗症。
总的来说，在古代文献中，涌吐法在治疗痰涎壅盛之中风闭证中的应用十分广泛。然而在涌吐法的使用中，要注意津液的保护。不能使患者大吐，否则易耗伤津液，损伤脾胃，对预后造成不利影响。
（5）吹鼻取嚏法 吹鼻取嚏法又称搐鼻法，是古代文献中对于急性昏迷常用的急救方法。在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就有了对“卒死尸厥”以如豆大梁上尘吹入鼻中治疗的记载。在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亦有以如大豆许皂荚吹鼻取嚏，使患者气通，以治疗卒死的记载。宋代方书《圣济总录》对“风癔”的治疗中，亦有使用桂一味，捣为细末，吹入鼻中；或使用菖蒲一味，捣为细末，吹入鼻中等方。
在古代文献中，对于中风急性期的闭证，吹鼻取嚏法是常用的方法。吹鼻法的两种常用方剂为通关散和通顶散。通关散以皂角为主药；通顶散以藜芦、川芎为主药。吹鼻取嚏法与涌吐法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排出痰涎之力较弱，但对津液耗伤较少，更有利于保护患者津液。
（6）擦牙法 在对口噤不开的治疗中，擦牙法是较为简便及有特色的方法之一。在古代文献中，擦牙法主要包括白梅擦牙法、开关散擦牙法及苏合香丸擦牙法三种。
综合来看，古代医家对于中风急性期闭证的治疗方式方法虽多种多样，但目的几乎是一致的，即保证患者神志清楚，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以及快速开通下一步治疗所需的给药通道。对于现代临床而言，提示我们在中风病急性期的急救和护理当中，因患者咯痰及吞咽功能障碍，仍需注意以吸痰等方式保持患者气道通畅，以求为进一步治疗争取时间。
（7）固脱法 急性期脱证以目合、口开、手撒、息微、汗出如油、二便自遗为主要症状。在病机上属阳气暴脱，治宜立刻固摄阳气，回阳救逆。明末医家李中梓提出以大剂理中汤治疗脱证。清代医家尤怡在《金匮翼》中提出“卒中八法”中有“固脱”一法，提出以参附汤治疗。张寿颐《中风斠诠》“固脱之方”一节，又有三生饮、二香三建汤、黑锡丹三方。除此之外，另有灸法以回阳救逆。
参附汤为治疗多种疾病脱证常用方剂。参附汤可见于南宋严用和《严氏济生方》，以人参、附子二药组成。人参补脏腑元气，附子益脏腑真阳，二药共行回阳救逆之功效。清代医家吴谦所编著的《医宗金鉴》，对以唇缓不收，痰涎流出，神昏不语及五脏脱证为主要症状的“中风死候” 提出“先固虚脱，次治风邪”的治疗原则，以参附汤治疗。清代医家程国彭在《医学心悟》中，提出对寒痰阻塞之证，应以三生饮加人参灌之。张寿颐在《中风斠诠》中也认为，三生饮俱用生药，并非仅仅为回阳救逆，也是为驱除浊阴。黑锡丹一方首见于许叔微《普济本事方》，以黑铅、硫黄二药为主药；清代医家喻昌在《医门法律》中将此方用于真阳上脱，汗多肢冷，气喘痰鸣之中风脱证。
（8）针灸治疗 对于中风急性期脱证，古代文献中多以灸法治疗。如《医学纲目》中对于“五脏气绝”之证，以“脐下大艾灸之”。明代医家张介宾在《景岳全书》“非风”一节设“灸法”篇，专论“元阳暴脱” 之证的灸法。
总结而言，中风病急性期脱证的治疗重点在于迅速巩固将脱之阳气，故无须考虑有无邪气，皆应立即采用固脱之法。而对于脱证不同的伴随症状，可采取不同的治疗手段。参附汤补虚、回阳兼备，适用于阳气虚衰导致的脱证。理中汤与参附汤作用相似，较为缓和，适用于脱证之轻症。三生饮兼顾燥湿化痰，适用于寒痰阻塞导致的脱证。黑锡丹兼顾纳气降逆，适用于兼见气虚喘促之脱证。二香三建汤猛悍毒厉，适用于寒痰凝结，阳气极衰的脱证重症。在针灸治疗上，以灸法为主，以神阙，或丹田、气海，或百会、风池、大椎、肩井、曲池、间使、足三里三种取穴为主要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古代医家认为，无论中风病是否有邪，急性期应主治标证。对于脏腑经络外受风邪，古代医家多以祛除外风法治疗。而对于闭证，以涌吐、取嚏、擦牙及针灸法开关治疗；对于脱证，则以固脱之方剂及灸法治疗。
3.恢复期治疗 在急性期对症治疗后，患者病情较前稳定。因此对于急性期之后的恢复期患者，更应针对病因采取治本或标本兼治的治疗原则。根据中风病不同病机，治疗方法也不尽相同，可分为调气法、消痰法、清热法、潜阳法、滋阴法。
（1）调气法 中风病的调气之法由南宋医家严用和首创。如前所论述，严用和认为，对于因七情引起的中风病，在治疗时不应治风，而应调气。而且他提出，即便是因六淫引起的中风病，也应当先以调气法治疗。在清代医家尤怡的《金匮翼》中，有“转大气”一法，列举八味顺气散、匀气散二方；张寿颐《中风斠诠》又加入乌药顺气散一方。八味顺气散适用于不兼有风邪外中，仅因本虚及气机逆乱造成的中风病。中风病所见偏枯㖞僻等症状，亦为气不匀所致。故匀气散方补虚、行气并用，适用于气虚与气逆并见之证。乌药顺气散适用于气机逆乱兼中外风者。
八味顺气散首见于南宋医家严用和的《严氏济生方》，以青皮、陈皮、乌药为主药，兼以人参、白术、茯苓、甘草及白芷，以补气行气为主要功效。清代医家喻昌在《医门法律》中指出，八味顺气散相较于乌药顺气散，不使用麻黄、僵蚕等风药，而仅仅使用补虚行气的调气之法。同时，他认为白芷香而不燥，是“和营卫之善药”。故八味顺气散适用于不兼有风邪外中，仅因本虚及气机逆乱造成的中风病。乌药顺气散首见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可分为陈皮、乌药、枳壳等顺气药，麻黄、僵蚕、白芷、桔梗等风药。清代医家汪昂在《医方集解》中认为，此方为先解表气而兼顺里气之剂。乌药顺气散中、通行邪滞诸气，麻黄、桔梗发散风寒，川芎、白芷散风活血，枳壳、桔梗利气行痰，僵蚕散结，黑姜温经通阳，甘草和中泻火，乌药能通行邪滞诸气。故乌药顺气散适用于气机逆乱兼中外风者。同时，有医家认为此方同样适用于中风先兆期的预防。明代医家李梴在《医学入门》中提到，若有手足麻木，肌肉蠕动，心神愦乱等中风先兆的症状，应当以乌药顺气散治疗。匀气散又称顺风匀气散，出自元代医家沙图穆苏方书《瑞竹堂经验方》。匀气散与八味顺气散相似，同样有人参、白术以补虚，乌药、青皮、沉香以行滞气，天麻、紫苏、白芷以疏风气。汪昂在《医方集解》中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中风病所见偏枯㖞僻等症状，亦为气不匀所致。故匀气散补虚、行气并用，适用于气虚与气逆并见之证。
总而言之，顺气法三方，乌药顺气散偏于散风与顺气；八味顺气散、匀气散偏于补虚与顺气，分别适用于气逆证的实证与虚证。
（2）消痰法 元代医家朱震亨认为痰是中风病最主要的病机。而对于痰证的不同分型，应当采取不同侧重点的治疗方法。古代文献中对于痰证的治疗方剂多种多样，喻昌《医门法律》“中风门方”一节，将涤痰汤、青州白丸子、贝母瓜蒌散等祛痰方列入；后张寿颐《中风斠诠》“化痰之方”一篇，在喻昌的基础上加入二陈汤、星香汤、省风汤、滚痰丸等祛痰方剂。
二陈汤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半夏、陈皮为主药，兼以茯苓、甘草渗湿补脾。二陈汤为各类疾病祛湿痰常用方，并非专为中风病所设。清末医家张寿颐在《中风斠诠》中指出，此方虽有半夏燥痰，但仍有行脾胃湿滞之意。故二陈汤适用于治疗因脾胃为湿所因，而产生痰湿之证。后世医家在二陈汤的基础上进行加味，以应对痰证的不同情况。如南宋医家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创制温胆汤一方，即为二陈汤加枳实、竹茹二味。温胆汤主要治疗以心胆虚怯，触事易惊等神志症状为主的痰湿蕴胆之证。而南宋医家吴彦夔在《传信适用方》中记载了导痰汤一方，为二陈汤加枳实、南星二味。导痰汤主要治疗痰涎壅盛，上下痞塞不通之证。明代医家董宿在《奇效良方》中又有涤痰汤一方，为二陈汤加枳实、南星、菖蒲、人参、竹茹所成。《奇效良方》中记载，涤痰汤一方可用于治疗中风痰迷心窍，舌强不能言之证。星香汤一方出自南宋医家王硕《易简方》一书，又名星香散，仅有南星、木香二味。南星燥湿化痰之力较强，木香利痰气。明代医家邵达在《订补明医指掌》中认为，星香汤适用于以体肥、痰甚、不渴为主要症状的中风痰湿实证。青州白丸子亦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半夏、南星、白附子、川乌四药组成。喻昌认为，川乌、南星、白附子等药热性较烈，虽经炮制，热性仍然存在，故不适用于热痰证。因此，青州白丸子一方适用于治疗中风痰证中的寒痰证。省风汤一方亦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以南星、半夏燥湿化痰，防风祛风，黄芩清热。《丹溪心法》中提到，此方与导痰汤相合，适用于治疗中风痰盛之证。清代医家沈金鳌也认为，省风汤与导痰汤相合，可以散风豁痰降火。因此省风汤适用于中风痰证有热者。贝母瓜蒌散首见于明代医家龚信的著作《古今医鉴》，以贝母、南星、半夏祛痰，黄连、黄芩、黄柏“三黄”以清三焦之热，故适用于治疗中风病痰热实证。清代医家喻昌认为贝母瓜蒌散三黄并用，苦寒较甚，不适用于肥人虚风。滚痰丸又称礞石滚痰丸，出自元代医家王珪《泰定养生主论》，有酒制大黄、黄芩、硝制礞石、沉香四味药物组成。而明代医家王肯堂《证治准绳·类方》认为，滚痰丸中应加入五倍子一味。滚痰丸清热攻里消痰，适用于热痰胶结之顽痰证。
对中风病痰证治疗的方剂较多，但仍然有章可循。对于脾虚湿盛之证，以二陈汤治疗；因湿盛而见心胆虚怯证，以温胆汤治疗；因痰湿而致上下痞塞不通，以导痰汤治疗：痰湿实证以星香散治疗；寒痰证以青州白丸子治疗；热痰证以省风汤、贝母瓜蒌散治疗；热痰胶结之顽痰证以滚痰丸治疗。除以上各方外，古代文献中仍有诸多其他治痰之方，而其组方原则与以上各方亦有相似，故不再一一论述。
（3）清热法 金代医家刘完素认为，风证往往由火热而生。而中风病之火热证按病位、虚实可分为多种类型。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风论”一章中，有防风通圣散一方。喻昌在《医门法律》“中风门方”中，有凉膈散、泻青丸、竹沥汤、千金地黄煎四方。故在此以此五方为例，论述中风病清热法治疗原则。
防风通圣散为金代医家刘完素所创。明代医家吴崑在《医方考》中认为，防风通圣散中防风、麻黄解在表之风热，荆芥、薄荷清巅顶之风热，大黄、芒硝泻肠胃之风热，滑石、栀子泻膀胱之风热，石膏、桔梗能清肺胃之热，黄芩、连翘祛诸经之游火，川芎、当归、芍药和肝血，甘草、白术健脾和胃。防风通圣散长于治疗外中风热，表里三焦皆实者。凉膈散首见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凉膈散与防风通圣散组方原则相似，黄芩、栀子苦寒，清火于里；薄荷、连翘辛凉，散热于表；大黄、芒硝咸寒，通腑清热。凉膈散本非为中风病所设，然而清代医家喻昌在《医门法律》中将它列于“中风门方”一篇，提出可治疗心火上盛、膈热有余之证。而刘完素认为，心火暴甚是中风病之主因。且中风证之大势，风木合君相二火主病，多显膈热之证。因此，凉膈散适用于中风病热证重上焦热盛证。竹沥汤首见于《备急千金要方》，本方三味用皆用鲜品之汁液，竹沥、葛根汁凉润以清内热，姜汁以化痰壅。竹沥汤消风清热开痰，用于治疗热盛而致的神志症状。生地黄煎一方，兼顾补虚、清热、润燥、涤痰、除风，主治脾胃热壅，饮食不下。张寿颐《中风斠诠》认为，生地黄煎于凉润队中，加大黄以泻其积热。故生地黄煎适用于中风病脾胃燥热之证，对痰热之证并不适用。泻青丸以“泻青”为名，即指清泻肝火之意，首见于北宋医家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由当归、冰片、川芎、山栀、大黄、羌活、防风组成。喻昌《医门法律》提出，泻青丸适用于实热证，不适用于虚热证。
（4）潜阳法 如上所述，中风病肝阳说出现较晚。在《临证指南医案》正式提出肝阳说之前，鲜有医家在中风病中提及“肝阳化风”病机。然而清代医家张寿颐认为，古代医家虽未正式提出“肝阳化风”之说，但在处方用药上，已显示出了镇肝潜阳的治疗原则，包括风引汤、真珠丸、薯蓣丸等方。同时，近代医家张锡纯创制镇肝熄风汤一方，亦显示了镇肝潜阳的治疗原则。
风引汤出自《金匮要略》，之所以此方可用于中风病，元代医家赵以德在《金匮方论衍义》中认为，风之所以能自人体内而生，是由火热而生，而由此出现的精神神志症状也应以重镇之剂安其神志。正由于风引汤泻热之力较强，清代医家尤怡在《金匮要略心典》中也认为，风引汤为“猛剂”，使用时应当审慎。故风引汤适用于肝阳化热，火热较盛之证。真珠丸出自南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由珍珠母、当归、熟地黄、人参、酸枣仁、柏子仁、犀角、茯神、沉香、龙齿组成。后清代医家叶桂在《类证普济本事方释义》中认为，真珠丸以珍珠母为君，熟地黄、当归为臣，人参、柏子仁、酸枣仁、茯神及犀角、龙齿、沉香为佐使。真珠丸兼顾潜阳息风、滋养肾阴、养心安神等功效，标本兼治，适用于阴不制阳之肝阳虚证。薯蓣丸同出南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由山药、人参、沙参、远志、防风、珍珠母、紫石英、茯神、虎骨、虎睛、龙齿、五味子、丹参、石菖蒲、细辛组成，复以金银薄荷汤送下。薯蓣丸以珍珠母、龙齿、紫石英镇肝潜阳，人参、山药益气扶脾，远志、石菖蒲、茯神养心安神，兼治心、脾、肝三脏。同时，叶桂认为，人参能补五脏之阳，沙参能补五脏之阴。薯蓣丸能使心肾相交，平肝潜阳，适用于肝阳化风兼心脾虚衰之证。镇肝熄风汤为近代医家张锡纯所创，由怀牛膝、生赭石、生龙骨、生牡蛎、生龟板、生芍药、玄参、天冬、川楝子、生麦芽、茵陈、甘草组成。方以生赭石、生龙骨、生牡蛎等药镇肝潜阳，又以川楝子、生麦芽、芍药、茵陈疏肝柔肝，再以玄参、天冬滋养阴液。故镇肝熄风汤适用于肝郁化邪，肝阳上亢之证。
总而言之，潜阳法诸方皆以珍珠母、生龙骨、生牡蛎等介石类药物为主药，以平肝潜阳为主要功效。而在兼治功效上，《金匮要略》风引汤以清热泻火为主，真珠丸兼以滋养肾阴，薯蓣丸兼以滋养心脾，镇肝熄风汤则可疏肝柔肝。
（5）滋阴法 中风病的阴虚病机由明代医家张介宾所创。之后，诸多医家认为，中风病发病之本在于肾阴亏虚，而导致阴不制阳、肝阳化风之证。清代医家张寿颐在《中风斠诠》中设立“滋养之方”一篇，列举了集灵膏、滋水清肝饮、一贯煎、左归饮等方。
集灵膏一方出自明代医家缪希雍的《先醒斋医学广笔记》，清代医家王秉衡又在《重庆堂随笔》中将此方人参改为西洋参，并加入淫羊藿。集灵膏以人参益气，熟地黄、枸杞滋养肾阴，麦冬、天冬滋养肺胃之阴；而将人参改为西洋参、加入淫羊藿之后，则滋补肝肾之力更强。左归饮一方出自张介宾《景岳全书》，由熟地黄、山药、枸杞、炙甘草、茯苓、山茱萸组成。以上二方纯补无泻，滋阴之力较强，然而不适用于兼见痰湿、火热等有邪之证。滋水清肝饮出自清代医家高鼓峰《医宗己任编》，以六味地黄丸加当归、白芍、柴胡、山栀、酸枣仁组成，在滋补肾阴的基础上，柴胡、芍药、当归疏肝柔肝，牡丹皮、山栀、茯苓、泽泻清泻肝经郁热，适用于肾阴不足而兼见肝经有热之证。一贯煎出自清代医家魏之琇《柳洲医话》，由北沙参、麦冬、生地黄、当归、枸杞、川楝子六味药物组成，在滋养肝肾之阴的基础上，加入川楝子一味。张寿颐在《中风斠诠》中认为，一贯煎中川楝子能够条达肝气之横逆，是涵养肝阴之第一良药。故一贯煎适用于肝肾阴虚，兼见肝气横逆之证。
总而言之，滋阴方剂大意虽同，但仍有兼治之差。滋水清肝饮兼治肝经化热，一贯煎兼治肝气横逆，而集灵膏兼补心阴，左归饮纯补肾水。
4.后遗症期治疗 对于中风后遗症中以半身不遂为主的肢体运动障碍症状，古代文献中存在调补气血法及祛风通络法两种治疗原则。而对于以不能言语为主要症状的中风病后遗症，则有专门的开喑治疗方法。
（1）调补气血法 在古代文献中，半身不遂因其两侧肢体发病左右之差异，常被与阴阳气血联系起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故对于半身不遂，左瘫右痪之证，常常从气血论治。古代文献中从气血论治半身不遂者可见于《丹溪心法》及《医林改错》，以四物汤、四君子汤、补阳还五汤为代表方剂。
四物汤作为补血养血基本方剂应用十分广泛，而对中风病的治疗可见于《丹溪心法》。朱震亨认为，半身不遂发生于左侧肢体者，大多属死血瘀血，应以四物汤加味治疗。而瘦人阴虚火旺，当用四物汤加牛膝、竹沥、黄芩、黄柏四味。与四物汤相同，四君子汤在各类疾病气虚证的治疗中应用极其广泛，而在中风病治疗中的应用亦可见于《丹溪心法》。朱震亨认为半身不遂在右侧肢体者，属痰热及气虚，应以二陈汤及四君子汤加竹沥、姜汁治疗。在此基础上，清代医家张璐认为，有左半身不遂，而口往右㖞者。左半属肝，右半属脾胃，故治宜从右引左，理右半脾胃之气，以运出左半之热痰虚风，用四君子汤加羚羊角、柴胡、姜汁、竹沥，冬月稍加炮姜、熟附子以从治，夏月需用知母、石膏。补阳还五汤为清代医家王清任所创，他认为，造成半身不遂症状的根本原因是人体元气的亏虚，故以黄芪补养元气，以治其本；而当归尾、赤芍、地龙等药活血化瘀通络，治半身不遂之标。补阳还五汤适用于半身不遂气虚血瘀证。然而张锡纯认为，对于半身不遂症见脉象洪大有力，或弦硬有力者，不宜使用补阳还五汤。因此他认为，在治疗半身不遂症状之前，应“细审其脉，且细询其未病之先状况何如”，再行治疗。
（2）祛风通络法 在古代文献中，中风病的肢体症状与痹证密切相关。故在治疗上，往往可以采用治疗痹证的祛风通络法，现以桑枝煎、豨莶丸、独活寄生汤、大活络丹、史国公浸酒方、窦朝议仙酒方为例。
桑枝煎可见于《外台秘要》引张文仲方，仅桑枝一味。据《外台秘要》记载，桑枝煎可治疗“偏风及一切风”。《本草图经》提出，桑枝不冷不热，可以常服，能治疗四肢拘挛等症状。张寿颐在《中风斠诠》中认为，桑枝治疗肢体经络病症有特殊效果，故在中风病肢体后遗症的治疗中选用此药。豨莶丸由豨莶草一味药物组成，以豨莶草九蒸九曝，熬捣为末，制成如桐子大丸，可治疗中风久在床枕及口眼歪斜。豨莶丸一方在古代方书中多有出现。《严氏济生方》中认为，豨莶丸可治疗中风偏风，口眼歪斜，时吐涎沫，语言謇涩，筋脉拘挛，手足缓弱，伏床不起。张寿颐也在《中风斠诠》中认为，豨莶丸所治之中风瘫痿，是“湿热扰攘，蕴酿为变”之症。豨莶草功效以导肾之湿热为主，不宜治疗中风半身不遂之虚证。独活寄生汤首见于《备急千金要方》，明代吴崑在《医方考》中提出，此方治疗肾气虚弱，肝脾之气袭之，令人腰膝作痛，屈伸不便，冷痹无力者，因此作为中风病肢体症状常用方使用。大活络丹见于清代医家徐大椿《兰台轨范》。据《兰台轨范》所言，此方引自《圣济总录》，然《圣济总录》未见此方。此方共五十味药物，兼顾养正祛邪，化痰理湿，宣络和血，主治气血两虚、风寒湿痹之证。史国公浸酒方可见于明代医家万表《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由防风、秦艽、当归、萆薢、羌活、鳖甲、川牛膝、虎骨、白术、油松节、杜仲、蚕沙、苍耳子、枸杞子、茄根十五味药物入酒中浸泡而成。明代医家吴崑在《医方考》中认为，史国公浸酒方对于中风后遗症而见语言謇涩，半身不遂，手足拘挛，难以行走等症状有治疗效果。此方以茄根、苍耳子、羌活、秦艽、防风、松节、萆薢、蚕沙等祛风除湿，当归、牛膝、杜仲、枸杞等养血润燥，以虎骨驱入骨之风，白术治冲和之气，鳖甲治风邪而滋阴舒筋。然而张寿颐认为，史国公浸酒方所治之证，实是痹证，不可用于猝暴昏仆之中风。另一药酒方窦朝议仙酒方首见于南宋医家杨倓《杨氏家藏方》，由牛膝、牛蒡根、大麻子、枸杞子、苍术、牛蒡子、蚕沙、秦艽、羌活、防风、桔梗浸酒而成。与史国公浸酒方相比，窦朝议仙酒方以祛风除湿药为主，而补养肝肾之药较少，故应仅适用于肢体经络不遂之实证。
（3）开喑法 清代医家林珮琴认为舌的功能与心、脾、肝、肾四脏密切相关。而清代医家陈念祖之孙陈心典在《医学从众录》中提出，舌喑不能言，有三种证型，即上焦痰火阻塞证，中焦中风脾缓证，下焦少阴气厥证。因此在治疗上，从上、中、下三焦论治，分别以转舌膏、资寿解语汤、地黄饮子治疗。
转舌膏可见于明代医家李梴《医学入门》，由凉膈散加石菖蒲、远志而成，以薄荷汤送下。凉膈散本为清热之方，用于治疗上焦痰火阻塞舌窍之症。清代医家喻昌在《医门法律》中亦将转舌膏列入“中风门方”一篇，并认为此方为治心经蕴热之方。资寿解语丹可见于明代医家董宿《奇效良方》，由附子、防风、天麻、酸枣仁、羚羊角、官桂、羌活、甘草组成，治心脾中风、舌强不语之症。清代医家沈金鳌在《杂病源流犀烛》中认为，资寿解语丹专治风中心脾、舌强不语之症。地黄饮子首见于《圣济总录》，初名地黄饮，由熟地黄、巴戟天、山茱萸、肉苁蓉、附子、石斛、五味子、肉桂、白茯苓、麦冬、远志、石菖蒲组成。如前文所述，《素问》认为，喑痱证由肾虚引起，故在治疗上以滋养肾中阴阳为主。
（4）针灸治疗 在古代文献中，采用针灸方法治疗治疗半身不遂、舌喑不语等症的记载较多。南宋王执中《针灸资生经》中有“偏风”及“中风不语”两节，专论半身不遂及中风不语。“偏风”一篇有“岐伯答黄帝灸中风半身不遂”法，以列缺、下关、上关、完骨、承浆、冲阳、地仓、迎香、环跳、肩髃、曲池、照海、上廉、下昆仑、委中、承山、下廉、阴跷、百会为主穴。而在灸法上，《针灸资生经》提出不必拘于前人“病左灸右，病右灸左”之说，可在酸痛处灸之，亦可两侧皆灸，但应当自上而下行灸。对于中风不语，《针灸资生经》认为应先灸十指头即十宣穴，再灸人中，再灸大椎，再灸两耳门前脉，再灸两大指节上下，每穴各七壮。而见中风不能言语，缓纵不随者，可灸天窗五十壮，熄火后再灸百会五十壮，再复灸天窗五十壮。《针灸资生经》认为，若发病时即灸百会，将使风气不得泄，仍然会造成失音不语的症状，故应先灸天窗，再灸百会。后明代针灸学家杨继洲在《针灸大成》“诸风篇”论及“左瘫右痪”“偏风” 取穴。《针灸大成》认为左瘫右痪应取曲池、阳溪、合谷、中渚、三里、阳辅、昆仑七穴，而偏风应取列缺、冲阳二穴。清代医家李学川在《针灸逢源》“中风门”一篇中亦论及“半身不遂”“喑哑”症状。对于半身不遂之症，《针灸逢源》认为应取百会、肩井、肩髃、曲池、手三里、列缺、风市、悬钟、足三里九穴，应先针无病手足，再针有病手足。李学川认为，针灸治疗的同时仍需要用药补血养筋，治疗方能有效。而对于喑哑症状，《针灸逢源》选取灵道、鱼际、阴谷、复溜、丰隆五穴治疗。
总而言之，对中风后遗症期的半身不遂症状，古代文献中多以调补气血法及祛风通络法治疗。调补气血法以四物汤、四君子汤及补阳还五汤为代表方，祛风通络法以桑枝煎、豨莶丸、独活寄生汤、大活络丹、史国公浸酒方、窦朝议仙酒方为代表方。而对于后遗症期的语言謇涩症状，古代医家多分为上、中、下三焦论治，对于上焦痰火阻塞证，以转舌膏治疗；中焦中风脾缓证，以资寿解语汤治疗；下焦少阴气厥证，以地黄饮子治疗。
（5）治疗原则及方式方法总结 从古代文献中对中风病各分期的治疗方法及选方来看，古代医家对中风病各分期的治疗遵循三点原则。第一，治未病原则。古代医家对中风先兆期的治疗多体现了治未病的原则。对于发病之前出现的先兆期症状，古代医家分别采取方药、针灸及调整生活方式的预防方法，均体现了中医治未病的原则。第二，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原则。从对中风病急性期的治疗来看，无论是否认为中风病是由外邪引起的，古代医家均对急性期闭证及脱证分别采取开关和固脱之法。在急性期症状缓解之后，再根据患者症状所体现的主要证型，分别采取治本的治疗方法。第三，根据典型症状及证型灵活论治的原则。从中风病治疗方法来看，包括内服方药法、针灸法、涌吐法、擦牙法等等治疗方法；从对中风病各症状分型的选方来看，治疗中风病之方剂包括理气、消痰、清热、潜阳、滋阴及益气补血、祛风通络多种类型。在各类型之中，又可根据侧重点不同，灵活运用不同方剂治疗。
在中风病的分期治疗上，古代医家采取的方式及方法相当丰富。在治疗方式上，除常规的方药外，针灸在中风各期的治疗中应用相当广泛。在急性期的闭证治疗中，又有涌吐法、吹鼻取嚏法、擦牙法等急救方式。在治疗方法上，因中风各分期的典型症状、正邪虚实、病理产物等各不相同，故古代医家提出以多样化的遣方用药应对。在中风尚未发作的先兆期，分别以祛风清热法、消痰法、补气活血法为主要治疗方法，以期消除中风发作的诱因，防止中风的发作。在中风急性发作的急性期，以祛风养血法、开关法、固脱法为主要治疗方法，以快速恢复患者神志及生命体征，保障气道通畅，开通给药途径，为进一步治疗创造条件。在急性发作之后的恢复期，患者急性症状趋于稳定，针对不同病因病机导致的中风发作，采取调气法、消痰法、清热法、潜阳法、滋阴法等治疗方法。在后遗症期，多遗留半身不遂、语言謇涩的功能障碍症状，对于以半身不遂为主的运动功能障碍，以调补气血法、祛风通络法治疗；而对于以语言謇涩为主的语言功能障碍，以开喑法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