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四大关系”
作为文明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生态文明是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为基本宗旨，追求经济、社会、生态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形态。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要正确处理好以下四种关系。
首先，要正确处理科技进步与生态进化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技术进步与生态进化的协同统一体。在农业文明社会，人类技术水平低，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弱，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较小。尽管这一时期人类对自然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因该时期人口密度较小、人类的活动方式以农牧业为主、活动范围非常有限，虽然局部地区可能遭到破坏，但整体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作用很小，基本没有超出自然界本身的调节能力和再生能力。人类活动并未给自然环境带来明显的改变，技术与生态相对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和谐的。由于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低下，这种和谐只是一种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低水平和谐。
在工业文明社会，技术成为时代的重要特征和代名词，机器设备替代了手工工具，工业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作坊式生产，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和程序化程度明显提高。工业生产创造了比农业生产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工业文明提供了比过去农业文明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在工业技术的武装下，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明显增强，改造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明显增加，引发了技术与生态的严重对立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变化。人类由于其活动能力的提高和活动范围的扩大，造成了危及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全球问题”，如人口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物种灭绝以及全球变暖等，给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要求人们变更传统的技术发展理念，不再视技术为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工具和手段，而是将技术视为人类维护自然、利用自然的助手；不再利用技术对自然巧取豪夺、吸干榨尽、杀鸡取卵，而是要实现人类对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使自然永续地服务于人类的利益，保障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生态变化按有利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进行，实现技术进步、生态进化与社会发展三者方向的协同，达到通过技术进步来维护生态平衡的目标。因此，技术进步与生态进化是生态文明的两翼；以技术进步促进生态进化，以技术手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要义所在。
第二，要正确处理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纵观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生态环保发展，我国先后经历了“经济发展优先于环境污染”“环境污染影响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治理成为经济发展的保障和支持系统”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伊始，快速积累物质解决温饱是头等大事，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工业粗放发展、资源浪费严重、环境疏于治理，逐渐造成发展方式的“两高一资”路径依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人民生活品质日益提升，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民生之需，经济高速发展积累的成果为后续的生态环保工作奠定了有力物质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在生态环境和经济不断融合过程中，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是考验治理现代化能力的重要试金石。一方面，要防止治理初见成效的污染问题抬头或反弹，不能由于担心影响地方GDP发展而降低对落后产能的淘汰速度、放松相关行业的环保标准；另一方面，对于错综复杂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不可抱有速战速决、急功近利的心态，不宜采取“一刀切”和“刮风暴”式的方式，应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强有力意志与企业、行业的自觉自愿行为有效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条上下齐心协力、行政手段与市场力量均能充分发挥效能的治理路径。(https://www.daowen.com)
在新的经济发展周期，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正确认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保的关系。经济发展需要向投入要收益，而生态环保是为了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福祉，其自身的经济性同样需要关注、支持。可以说，生态环保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和标志，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而高质量发展是建立在生态环保不断强化的基础上，又反过来促进生态环保管理质量的提升；二者是良性互动、循环推进的辩证关系。如今，虽然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做保障，但我国的生态环保事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和相关行业领域毫不懈怠、久久为功，从更广的视角、更全面的领域、更关键的环节入手，形成一整套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并努力与高质量发展深入融合，与高质量发展互相呼应、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这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我国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之一。
第三，要正确处理当代需要和永续发展的关系。建设生态文明，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是处理好当代需要和永续发展关系的必然选择。在看待当代需要和后代需要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需要更加重视让后代共享。中华民族是一代一代传承而来的，后代人与本代人一样，都有着生存下去的权利。然而，后代人的生存权利不是空洞的，没有生活必需的生态环境资源，就谈不上有什么生存权利。因此，每一代人都必须关心以后各代。这就要求我们开展经济活动时，要保护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和维持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共生与协调，有效治理已经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并尽量减少它们的再发生，使未来我们的后代既能有条件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也不会为我们今天的行动付出代价，特别是生态恢复方面的代价。
当考虑眼前利益与长远生态环境关系时，我们要更加关注生态未来。美国环境生态学家内贝尔曾指出:“昔日的规划者并未故意创造出能源危机、地球污染、人口过剩等东西。这些东西是一些值得赞赏的努力所产生的未预见到的副产物。”[4]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后果。现代社会的各种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科技、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以至社会活动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会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巨大影响，这迫切需要我们纵观全局，面向未来，在关心现在利益的同时，还要更多地展望未来生态，对重大生态环境问题衍生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对生态环境问题与人体健康的关系、生态环境问题对国际关系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使我们对社会发展的价值思考既有对现实社会发展质量的追问，又有对未来生态和社会发展可能性后果的预测。
第四，要正确处理美丽中国与全球生态安全的关系。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美丽中国，就是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同时要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把美丽中国建设同国家的发展目标相结合，与全球生态安全相联系，做到既把本国生态环境恢复好、保护好，同时又要担负起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责任，这赋予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使命和国际担当，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绿色性质和内涵。
一方面，建设美丽中国是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中国使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人口大国，像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方式不当，其对全球生态的消极影响将是十分严重的。中国以自身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解决好自身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不仅符合我国自己的发展目标，本身就是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可以为全球生态安全贡献中国智慧，促进美丽世界建设。另一方面，建设美丽中国离不开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合作。当前，生态安全的跨国性、相关性、突发性日益增强，气候变化、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丧失、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输出和转移等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对人类的持续生存已经构成了严重影响和威胁，在应对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上，世界各国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同志指出，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在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生态等各个方面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时代，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进理念、治理技术、管理模式和有益经验，需要同世界各国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合作共治。只有采取参与、合作和互助的方式，才是保护人类共同生存基础的唯一道德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