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对电视节目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情况的研究几乎都在证明：来自美国的电视节目支配了世界的电视屏幕^[2]。所以，关于国际文化贸易的研究模型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对美国电视节目市场竞争优势解析的基础上，并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类^[3]：（1）威尔德曼—西维克模型。该模型主张，在相对较大或较为富裕的国家，或者是属于共同语言圈的国家，对音像节目生产的投资有较大的吸引力和动机。因此，较大规模的投资，会使其所生产的影视节目对观众来说具有较大的内在吸引力，也就会使其生产者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2）霍斯金斯—麦若斯模型。该模型认为，较低的“文化贴现（culture discount）”^[4]与巨大的国内市场共同奠定了美国在国际电视节目市场上的支配地位。（3）沃特曼模型。该模型在上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一个国家向影视产业投入的经济资源越多，这个国家的制作商在世界电视节目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就越明显。上述研究形成的一个基本结论可以概括为：共同消费品^[5]的文化贴现和市场大小的交互作用是拥有最大的国内市场的国家在国际文化贸易当中最具竞争优势的核心原因^[6]；美国国内市场的规模、节目制作的数量以及从美国进口电视节目比当地生产制作成本相对低廉等优势促成了美国电视节目在世界范围内的支配地位^[7]。但是，将这种以美国为样本的研究结论置于全球背景下似乎缺乏说服力。以亚洲电视市场为例，就电视剧产业而言，中国无论市场规模、电视剧生产数量还是价格都具有很大优势，但海外市场影响力十分有限；韩国无论其国内市场规模还是国外（尤其中国）文化贴现的表现都和美国市场有着很大的区别，但“韩流”在亚洲以及全球市场上都有着优秀表现。这表明，需要引入新的研究视角才可以消除上述理论与现实的反差。这一视角需要比现有的市场规模和文化贴现两个维度更便于窥及电视节目国际竞争优势来源的核心。本文认为，电视节目贸易是一个受生产者与市场互动关系支配的流通过程；同时，生产者作为市场（规模相关因素）和产品（即文化折扣实现程度的现实表现）关系实现的关键要素，其利益实现程度高低与市场涉入程度深浅影响着产品“创新—扩散”的动力大小，进而影响交易市场扩展的边界大小。因此，本文研究的基本假设为，在产业制度安排中，电视节目生产者的剩余收益索取权（residual claim）构成了电视节目国际竞争力培育的动力核心；产制模式是这一安排的市场表现，不同产制模式意味着对电视节目生产者剩余收益索取权安排的优先次序，也意味着为国际竞争力形成提供了不同动力结构，其中，生产者剩余收益索取权优先是电视节目国际市场体系下竞争力形成的动力优化结构；国内市场空间的大小制约着竞争优势形成过程中上述安排的具体实现方式，而非决定因素。为论证上述观点，本文以电视剧产制为例，选取目前国际电视节目市场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英国和韩国作为分析样本，并以此为参照，在文章最后简要探讨我国电视节目产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https://www.daowen.com)

为何选择电视剧作为这一问题研究的标本呢？这是一个由我国国内电视市场现状引出的问题。从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公布的数据来看，2003年我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电视剧年生产量已超过12 000集，成为世界上电视剧生产规模的第一大国。近五年来，我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电视剧产量以每年1 000集的速度增长；电视剧制作机构已从五年前的400多家发展为现在的2 700多家^[8]。2005年，全国有中央和各省级电视台共288个频道，其中播放电视剧的频道有233个，占总频道数的80%以上^[9]。据2004年的数据显示，在中国电视观众收看最多的六类电视节目（合计市场份额超过了74%）中，电视剧位居首位，占有36.28%的收视份额^[10]。然而，AGB尼尔森2006年公布的数据表明，当前电视剧的收视份额从过去占据各类电视节目的第一位滑落至第三位；在全国各大城市的排行榜上，国产剧和港台剧的收视率分别下降了5%和7%^[11]。同时，作为电视剧生产第一大国，中国电视剧却难以称雄海外市场，反而出现了中韩两国文化产品逆差比例是1∶10左右的尴尬，中国目前成为韩国文化市场最大的消费国^[12]。相比较而言，韩剧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可圈可点，尽管海外电视剧在晚22：00后才允许播出，《大长今》等韩剧还是风靡中国，直逼国内电视剧收视率的最高点；同时，虽然韩剧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在五年内上涨了15倍，2005年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800集韩剧定额还是被争抢一空^[13]。此外，2003年韩国电视节目总出口增长了46%，达到4 300万美元，其中电视剧出口占86%，位居出口节目类型首位^[14]。可见，选择电视剧作为研究电视节目产制与国际竞争力关系问题具有较高的代表性，而且重要性和紧迫性也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