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献所见之汉服

在浩若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关于汉服的记载其实并不多。目前所知，最早的记载可见于考古发掘资料。马王堆三号汉墓遣册简四三：“美人四人，其二人雠（裘），二蹇（褰）。”简四四：“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这是目前可知最早的记载。简四三所记，前者指服袍服，后者指短装^[1]。简四三、四四所记，疑分别指所出四件着衣女侍俑和四件雕衣俑^[2]。简四四所记四件雕衣俑，《报告》似只给出了一件，雕出的外衣作短袖状。据孙机先生的研究，此类短袖之衣当属楚服^[3]。那么，墓中出土木俑所穿的曲裾、直裾应即当时的汉服。这类衣服，墓中也正有出土。

汉服在古代文献中的集中出现，主要是在辽代。《辽史》卷五十五仪卫志舆服载：“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之遗制也。”同书卷五十六仪卫志国服亦载：“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国，紫银之鼠，罗绮之篚，麇载而至。纤丽耎毳，被土绸木。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国制，南班汉制，各从其便焉。”同书同卷朝服也说：“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常朝仍遵会同之制。”同卷之中又专列汉服，谓：“黄帝始制冕冠章服，后王以祀以祭以享。夏收、殷冔、周弁以朝，冠端以居，所以别尊卑、辨仪物也。厥后唐以冕冠、青衣为祭服，通天、绛袍为朝服，平巾帻、袍襕为常服。大同元年正月朔，及太宗皇帝入晋，备法驾，受文武百官贺于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为常。是年北归，唐晋文物，辽则用之。”从中可知当时所谓汉服的种类。众多的辽墓壁画之上，往往可见穿着契丹服饰与“汉服”的图像，正可见出当日穿着的实况。如宝山辽墓、宣化辽墓等墓（图6-1），都是一墓之中国服、汉服并见的例子。

当时的衣冠制度分为国服、汉服，其实也是与官制等制度相对应的。《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北面朝官就说：“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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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宣化辽墓壁画中国服汉服并见的例子

辽的这种“一国两制”的措施，同时也被宋人所注意。余靖《武溪集》卷十八契丹官仪就记载：“胡人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胡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胡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宋会要辑稿》等对此也有记述，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冠服制度，分为国服、汉服，后来也多少被金、元两朝所继承。

辽宋的对立，使得宋人有机会审视当时的衣冠制度，从而认识到其他族群服饰对汉人服饰的影响。沈括《梦溪笔谈》卷一即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一也说：“后世礼服固未能猝复先王之旧，且得华夷稍有辨别，犹得。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至元朝立国，汉人的观念也随着当时的版图有所扩充。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氏族条道是：“汉人八种：契丹、高丽、女直、竹因歹、朮里阔歹、竹温、竹亦歹、渤海。”^[4]而元朝的冠服制度，《元史》卷七十八舆服记载：“元初立国，庶事草创，冠服车舆，并从旧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远法汉唐。……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制，用备仪文。”也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文献所见，无论汉服、楚服，还是国服、汉服，汉服并不单独出现，均在特定的语境下被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