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这几年来，我偶然从日文中翻译一点东西，一是针对某一文化问题的争论，想借此以帮助大家的了解；一是出于心情上的烦躁，想把这种工作当作精神上的镇定剂。前岁暑假，毫无计划地着手翻译此书，其动机完全是出自后者。因此书“内容论”的前八章，都是关于艺术上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所以每译成一章，将其中特别关连到诗的若干“过门”性的文字删掉，使其保持相当的独立形式，以“艺术上的若干基本问题”为总标题，用内人王世高的名字，在香港王贯之先生所办的《人生杂志》上，分期发表。发表到了第十章，因忙于研读其他的东西，遂尔搁笔。后来看到钱宾四、牟宗三两先生时，都认为此一译文颇有意义；但我则已意兴阑珊，没有继续翻译下去。一年来教授大一国文的经验，深深感觉到我们过去每喜欢用“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一语去形容好的文学作品。而初学的人，只靠再三熟读的方法，以达到“意会”的目的，因而得到作文的门径。现在的青年，很难得有像过去那种熟读的机会，于是讲授的人，若对艺术的基本理论毫无了解，不能把过去认为不能“言传”的，通过概念的分解，大体上把它言传出来，则要使学生于字句解读之外，更接触到文学自身的意味，以启发其思路与技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又时时想起此一未完的工作。现因东海大学创办伊始，开课稍迟，乃得抽暇把未译完的译完，已译而曾经有删节的地方重新补足，使其成为完璧。惟“形式论”中之原第十章“诗中的主观派与客观派”，第十二章“日本诗歌的色”，第十三章“日本诗坛的现状”，都是切就日本的和歌与俳句等立论，与我国文坛的关系太少，所以只好割爱。幸而有“特殊的日本文学”一章，已概略地叙述了日本文艺的特性，且可作我国有关文艺反省的借镜，所以对于其全部结构并无损害。

著者觉得诗的这一语言，从来都是暧昧模糊，不易把握其真正意义；而一般诗人所作的诗论，又不过是各为自己的诗作说明辩护，十人十义，缺乏理论上的普遍妥当性。他的目的，是要写成一部任何人也可承认的、有普遍共同性的诗的原理。并要从现代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的氛围中，回复诗的主观性，以唤醒诗之所以为诗的灵魂。他经过了十年以上，镂心铢骨的思索，闯过了多次令他绝望的难关，才写成这一部理路整饬的著作。所以此书本来在大正八年九月（一九一九年）已经预告出刊，但一直延迟到昭和三年十二月（一九二八年）始行问世。中间改写三次，并将写就的八百张稿纸，压缩为五百张。即此一端，已可想见此书成立过程中的艰苦。他刊落艺术理论中的一切枝叶，深深地把握住最基本的主观与客观的两条线索，条分缕析，以发现诗在整个艺术中的地位。更将艺术中，尤其是文艺中的其他部门，细心剖白比较，以凸显出诗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或文艺的特性。所以这是以诗为中心的一部文艺理论著作。诚如著者在其自序中所说：“此书所思考的，不仅是诗的这一部门，而是要判别在文学艺术及人生的全体中何处有诗的正当位置。所以此书所论的范围，不仅限于韵文学之诗，而是涉及到在诗的本质上所能包括的一切文艺。从某一意义看，本书也可以说是一种“小说论”。因此，他认为读者“至少可由此书而了解诗这一观念所意味着的真正根本的定义。并且，了解了这一点，便也了解了文学中最重大的精神”。同时，因其文字的特别洗炼，所以深刻的思索，依然能明白简当地表达出来，使读者从环绕于艺术理论的云雾中，可以很清楚地把握到最基本的意义。本书出版之初，引起日本文坛不少的争论。作者对此，只希望读者从头到尾，一字不遗地读了下去；觉得这样便可对那些争论能与以解决。作者的自信力，毕竟获得了证明。此书出版后，十年之间，重版了十多次。前岁创元社收入“创元文库”，成为日本文艺理论中销行最佳的读物，与日本文艺界以很大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我国系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民族，在韵文上的修辞特为便利；而每一字所具之四声或五声，亦最易适合于韵律的要求。著者在文书中特别指出“诗是文字的音乐”，此语用在我国，真是最为恰当。同时，我国数千年的文化精神，概括地可以说是性情之教。而性情正是诗的灵魂。因此，我国可说是天然的诗歌之国。事实上，以纯文艺的眼光看，在诗歌这一方面的成就也特别丰富。西洋文化，在每一部门中，都闹着主观与客观的对立，诗歌也不曾例外。我国的诗歌，则常常是把主观的情绪，通过客观事物的形相以表达出来。由“情象”与“描写”的合一，以构成主客两忘，浑茫绵邈的境界，著者在本书最后特设“诗的逆说精神”一章，想由此以得到诗在主客对立中的精神的统一、理论的统一；这可说是著者追索到最后的苦心孤诣。但这对我国的诗而论，简直可以说是多余的，因为在我国的诗中，并没有主客对立的问题。所以译者认为我国在诗这一方面的成就，是世界诗中的最高的成就。但文艺的继续发展，有赖于由理论反省而来的精神上的提撕。而一切理论上的东西，必须通过概念性的思考；这恰是我国文化中的缺点。因此，我国自古以来，关于诗的评论，虽是作者如林；然下焉者仅是枝节片断的直感，很少接触到根本的全般的问题。上焉者则依然是以诗的表现方法来评论诗，例如锺嵘《诗品》，其本身即是一首好诗；因其缺乏概念性的陈述，不易达到理论反省的目的。假定能通过概念性的思考，把几千年诗的遗产中所蕴藏的真正精神，重新发掘唤醒，借以激发人生内在的性情，润泽人们枯槁的生命，因而增进民族精神的活力，我想这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此书的介绍，我不认为它对此一工作，能提供以现成套用的格架；但它可从正面、反面，乃至侧面，与此一工作以启发，则是无可怀疑的。同时，若因此而能对目前的文艺批评界，稍尽点推进澄清之责，这倒也是译者一种附带而也是可能的愿望。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译者于台中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