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五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文化

一

从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迄今已五十年。辛亥革命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共同结晶，也是鸦片战争以后，学术文化活动的总结果。在辛亥前期，学术文化活动的特色，走的是以康有为的今文学派为中心、作桥梁，共同迎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的大方向。他们所讲的今文学的本身，是否站得住脚，此处不论。但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却为人所忽略，中国传统的学问，本是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因此，中国学问的本身，二千余年来，本是以对现实问题负责所形成的“思想性”为其主流的。中国学问的活动，自先秦以来，主要是“思想”的活动。但在满清统治之下，知识分子受到异族与专制的双重压迫，乃不得不离开思想的主题——现实问题，而逃入到零碎的训诂、考据中去，使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社会，完全成为无用的东西。同时，搞考据的一般人，自戴东原以下，皆是矜心戾气，互为名高；凡不合他们口味的，排挤不遗余力。他们的“实事求是”，最大限度，也只能以两汉经生之所是，代替先秦诸子百家之所是。不仅把唐、宋、元、明历代学术文化中的思想性完全排除了，连先秦诸子百家乃至两汉中凡是有思想性的东西，也都给他们整死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的兴起，尽管他们猖狂附会，但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的思想性，经过他们这一转手而复活起来，重新对时代的问题，负起了学术文化所应负的责任，依然是有某一限度的意义。他们之所以能如此，并非出于对文化自身的自觉，而是有两个重大的外在原因。一是外患的刺激；一是满清的统治权威，已因外力压迫而下坠，知识分子在心思的运用上，无形中得到某程度的精神解放。他们有许多话，假使是在乾嘉及其以前的时代说出来，便会惹起许多文字的大冤狱。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在精神上复活了，以此而迎接西方文化，不论康、梁也好，不论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也好，并没有发生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而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可以说是中西文化自然合作的初步的成功。

二

辛亥革命后，接着便是袁世凯的窃国，及北洋军阀的割据；天下聪明才智之士，奔走国事者多，从事学术工作者少。但蔡元培长北京大学，气象恢宏，规模远大，对学术不立门户，对人才不分畛域，兼容并收，蔚为一时之盛。五四新文化运动，北大登高一呼，四方响应，一方面是时势造成，一方面也是由蔡元培开明阔大的精神所造成的基础。只有蔡元培才能代表北大精神。后来蔡元培精神从北大逐渐消失，亦意味着北大对全国学术影响的消失。

从历史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由辛亥革命成果的落空，政治上空前的混乱，一切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知识分子的心灵，抑郁而无可宣泄，因而以对外问题为导火线所爆发起的运动。从此运动的本身看，实含有政治革命的强烈因素。但因当时国民党未能接上此一运动，亦无其他政治势力可以拥抱此一运动，于是对当时现实政治，未能发生积极的作用，只有完全落在文化运动方面。因此，便发生两种结果：一种结果，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所走的路，不是正常的学术文化发展所走的平实的路，而是走的带有火药气味的文化革命的路，因而其本身的命运，注定了破坏性多于建设性。另一种结果，则是国民党及后起的共产党，直承五四运动的政治革命情绪，另作现实政治活动的展开，使它在政治方面的后果，与作为此一运动标志的“科学与民主”脱了节。即是它是给予了尔后政治的发展以影响，但所给予的却不一定是科学与民主的影响。

三

从纯学术发展来看此一运动，我们可以简单提出几个特点：

首先，辛亥前由今文学派所诱导的中西融合趋向，因为不是发于真正文化的自觉，所以今文学派中，到了民国初年，除了梁启超等极少数人，依然能保持其文化的思想性以外，其余受今文学派影响的人，又转落到考据的窠臼中去，而特出之以怪诞，这便助长了五四运动时以诬蔑方式反中国传统文化的气焰。

第二，五四文化运动，应当是康梁维新运动以后的继续发展，但事实上，则是以突变的姿态出现，而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

第三，文学大众化是近代的总趋势，所以胡适等的白话文运动很收到了成功。但他们似乎停顿在“白话即是文学”的阶段，直接在胡适旗下的人们，在文学方面都没有成就。这一重大部门的空隙，完全留待以后的左翼作家来填补。(https://www.daowen.com)

第四，胡适们不仅拿“科学方法”来打中国传统的文化，并以此来打西方素朴的实在论以外的一切哲学，尤其是与道德有关的价值哲学。“科学与玄学”之战，实际是初步的、素朴的实在论，对康德系统哲学之战。他们用“玄学鬼”三个字否定了一切文化中的价值系统。张东荪、张君劢对西方学术的了解，远在胡适们之上。但因为“玄学鬼”这三个字的魔术力量，始终把他们排斥在学术王国的边缘。此一混战，以吴稚晖的“黑漆一团的哲学”收场，这即说明作为五四运动的主将们，因褊急、浅薄而精神完全坠入于幽暗的虚无主义之中。

第五，陈独秀与胡适分途后，胡适这一派，从谈西方学术掉回头来整理国故，提倡乾嘉考据学派。他们与乾嘉学派不同之点，一是他们为了打倒国故而整理国故；二是他们的考据，较之于乾嘉诸人远为“速成”而大胆。

总结地说，以胡适这一派为中心的五四运动，是以革命的气氛开始，以怀疑的虚无主义告终。以科学、民主开始，以整理国故告终。但在社会大转变的时代，毕竟不能没有思想的指导。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也不能等他们把国故打倒之后。于是以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为一转机，学术文化展开了另一局面。

四

五四运动的大本营是北平，而北伐的大本营是广东，这一地理上的悬隔，也意味着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距离。此即一般所说的三民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距离。此一距离，由胡适派的大量加入国民政府，似乎已得到了弥缝。但事实上，三民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距离，并不是思想本身的距离，而是扛着主义招牌以维护现实权益者之间的距离。因此，他们在政治上的合作，也未曾意味着思想本身的融合，而是现实权益间的调剂分配。以北大、清华乃至其他各大学为中心的纯学术性的研究工作，由北伐成功以后，一直到对日抗战发生以前，已经渐渐地展开，已经渐渐地有了基础。学术在由五四的宣传时代，进入到北伐以后的研究时代，中西文化对立的形势也已渐渐地消失，“打倒孔家店”这一派的人，已失掉了对学术界的影响力。因为这种对立，在最主要之点，并不是来自中西文化的自身，而系来自宣传者的意气与利益。真正的研究工作开始了，宣传者的标语便自然由研究者的成果所代替。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并不是成熟的东西；但立刻取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而代之，胡氏在北伐前风行一时的大著，至此而被金岳霖、陈寅恪们说得一钱不值，即系表示此一事实的具体证据。甚至可以这样说，由五四运动而参加政治的人物，不断拿这些纯学术研究工作者来作自己政治活动的本钱，而真正从事学术研究的学人，早已把五四时代的人们遗弃在时代的后面。

北伐以后的国民党，似乎始终没有一个正确的文化政策，而只是想以组织活动加在学术工作的上面，这便与纯学术工作者始终保持一个距离。国民党人开始似乎只信任在组织以内的学术文化工作，继则许多人凭借组织之力以夺取学术文化中的地位。其结果，便是以组织代替了学术。这样一来，学术研究工作者，不断感到国民党对学术是一种干扰、压迫；真正读书的人，在国民党势力范围之内并不能出头，于是由抗战所形成的全国大团结的良机，不久即演变为国民党与绝大多数学术工作者的对立，这可以用西南联大与国民党的关系演变作代表。政府的政治情势恶化，学术界对国民党平日所蕴蓄的恶感也表面化。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的。

把上面的话总结一句，中西文化冲突的局面，在学术工作者中已渐消解。但由五四运动起家的人们，却以各种方式带入到政府里面，抵消了政府对学术文化所应把握的方向。尤其因国民党的组织观念，使学术疏隔了政治，政治也疏隔了学术，于是民国十五年北伐以后，学府中的学术思想，对现实社会互相脱节，这便造成了共产党利用文化的机会。民国十五年以后，领导社会思想的学术文化活动中心，既不是南京，也不是北平，而是上海。这批左翼文化工作者，他们所倡导的不是考据，而是思想，不是白话，而是文学，他们活动的对象不是自己个人，而是社会大众。这和完全失掉了思想性、社会性的五四老牌们比较起来，当然摧枯拉朽一样地夺取了青年领导的地位。这一不幸的发展趋向，究竟应怎样加以解释呢？

五

神州陆沉以后，大家来到台湾，是政治重建的机会，也是学术文化重建的机会。学术文化最主要的土壤是学校。自从陈雪屏当教育厅长，大量起用过去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干部，接充各校校长，此一趋向方针，为历任教育厅长所遵循而不易。所以大陆是党化教育，台湾则是“团化教育”。在团化教育的人事中，也有不少有能力的干部，但学术文化，在这十一年的岁月中，已不断从省立各级学校中退潮，大概是可以承认的事实。国民党以阳明山庄为中心，对学术文化，十年来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在大溃大败之后，把现实政治向学术文化上提，则政治有出路，学术也有出路。若把学术文化向现实政治下拉，则学术是绝路，政治也是绝路。他们走的是哪一条路，我因为从来不曾上过阳明山，不敢臆测。

傅斯年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抢搬到台湾，并抢救了一部分学人到台湾大学，这是他很大的功劳，所以谈台湾今日的学术文化，不能不重视这两个学术机构。傅斯年过去以不谈仁义礼智自豪，但他充台大校长后，却规定以《孟子》及《史记》为大一国文教材，这可能是表现由他们过去无思想性的学风的一种转向。傅氏是带有点豪气、霸气的人，可能作这种转向。可惜他死得太快了。十年以来，这批学人，若从学术的思想性来说，有点像寺院里的尼姑，高贵而没有生育。胡适回台长中研院，颇要有所作为。但他自己似乎还憧憬于他的民国十年前后的黄金岁月，而不知那些岁月已经是不留情地溜走了。他所选的中研院的院士，在人文学科方面似乎只注重做了若干整理资料、校对若干文献的学者，他们始终以一个研究者的助手所作的工作为自己最高的殿堂。不思不想，势必激起另一方面的胡思乱想。从学术思想来看，中国的前途真要算是任重而道远了。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于东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