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中国历史运命的挫折

一

客观地看，回顾中华民国五十年的历史，只能说明我们历史的运命，正受了最大的挫折。我所说的挫折，与政权的递嬗并无关系。不仅在民主时代，政权由甲党递嬗到乙党，乃是理所当然。即在专制时代，王朝的兴亡，若把它兴亡的其他背景置而不论，也与历史的进行，略无本质上的意义。我所说的“挫折”，乃指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民主政治，不断地受到阻扰，最后使整个大陆，沦入于极权政治的铁幕而言。中国两千年的专制，乃中华民族一切灾祸的总根源。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打倒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运动，这不是刘邦、刘秀们为个人打天下的运动，而是为中华民族开万世太平之局的运动。人类只有在民主政治之下，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自己的政府，政权可以在人民自由选择之下作和平的递嬗，才能保证因争夺政权所发生的杀伐虔刘之祸，使人类在精神上、在物资上得到不断的发展。因此，民主政治的建立，是表现中国历史运命的飞跃的展开。而民主政治的没落，是表现中国历史运命的总挫折。这大概只要是头脑正常的人，总可以共同承认的。

使我们历史运命受到总挫折的原因很多，尤其是由袁世凯以下的军阀，及以日本为代表的晚期帝国主义，对于我们所作的罪恶真是擢发难数。不过，我在这里所想说的，只就作为文化担当者的知识分子，对于此一挫折所应负的责任，作一点反省，也是古人所说的“思不出其位”的意思。但是，有一点也得事先申明一下：我在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仅指的是在文化上曾经作过若干努力，并发生过若干影响者而言。至于停顿在各式八股程度上的分子，根本没有文化上的任何意欲，也不受文化上的任何影响，乃是唯利是视、无所不为的一种人，所以并不包括在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范围之内。

二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性格，就一般的来说，在消极方面，缺少分析思考的能力，缺少艰苦实践的精神；在积极方面，则常以浪漫的情调，与彻底自私的现实主义，作不调和的结合。这两个方面，实际只是一个性格的两面。在这种性格之下，很容易接受什么，在接受时不愿多作考虑；也很容易抛弃什么，在抛弃时决无半毫顾惜。而最后的立场，亦即最后决定其意志的，却只是自己的名、自己的利，为了这可以不顾一切。正因为知识分子的这种特殊性格，便缺乏了担当建立民主政治的真正文化上的努力，因而在我们历史运命的总挫折中，应当分担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的责任。

上面这种性格，可以简单地举出两个人作代表。第一个是康有为先生。他在学问上，可以一下子把古文学家的经典，说成完全是出于刘歆的伪造，而把今文学家的残编断简，夸张到包天盖地。在政治上，他抓住《礼运》的“大同”章作任意的解释，而主张打破一切限制的彻底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但结局，却和张勋通声气，要恢复满清的余孽。第二个，我可以举吴稚晖先生。他在学问上，要把线装书丢到厕所去，但一生却写线装书中的篆字；在写的篆字中，摘录线装书中的一些断章零句。在政治上，他把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现实主义具备于一身，几乎可称为古今完人。这两位先生，实可作许多人的写照。不过，他两人的私生活，似乎相当干净。我于辛亥革命那一年在乡下发蒙读书，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乡村的知识分子忙着到庙里去打菩萨，过了几个月，再做捐启募捐重建。后来认识吴礼卿先生，在谈天中知道，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当南京的警察总监，在他的回忆中，最热烈的一幕也是革命党人的打菩萨、毁庙宇的一幕。当时以为这样做了，便可以洗涤旧染之污，宏开万年之盛。

百十年来，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可以不好好地读通一部书，却能上下古今，无条件地恭维什么，无条件地打倒什么，信口开河，而毫无愧色。逐风气，赶热闹，逞口快，无责任心，其归结则止于个人的私利。民主主义的性格，只是“庸言之信，庸行之谨”，以忠自处，以恕待人的性格。并且任何学术、思想、主义，都离不开“择善固执”、“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能有所成就，才能发生影响。而近百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却多是想不费半分气力而即可以得到一切的大聪明人。最聪明的办法，便是由骂倒一切，以反映出自己是知道一切。口口声声骂中国文化是毫无价值，这便会使人觉得他该有多大的西方学问。其实，“这山望见那山高”的人，只是捧场、看热闹，对什么学问也不肯费力气的人。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这种知识分子，万事不生根，如何能在文化上担负得起民主主义的启蒙责任？

从政治方面看来，则在国民党的历史中，总算集结过不少优秀的知识分子。但民国十三年，则一窝蜂地向左转，左到非马列不可；民国二十年前后又一窝蜂地向右转，右到非莫、希不可。到了台湾以后，一下子是王阳明思想，于是七十岁的老教授，根本不知道王阳明所说的“知”、“行”是什么，也在报纸上大写“知行合一”的文章。一下子又是基督精神，于是连道德也要跑到外国去才能重整。一下子又是自然科学，于是使学文史四五十年的人，顿觉自己所学的一无价值，暗中饮恨，悔不当初。大家对于学问，和跑到飞机场上挤得汗流气喘，以一睹走红的女明星一眼为快的心情毫无两样。假定说国运与知识分子有关，则国运跟着这些知识分子左飘右荡地飘荡到什么地方去呢？(https://www.daowen.com)

三

现在想稍稍追溯一下，近代知识分子上述的性格，仅从文化上说，是怎样形成的。这便不能不稍说远一点。

第一，清代学术的主流，大家都知道，是以乾嘉时代为中心的训诂、考据之学。他们对宋学而言，自称“汉学”，他们的意思是继承两汉的学问。最重要的理由是两汉近古，由两汉以通经最为可靠。但两汉凡是第一流的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皆求大义而不在训诂上落脚，所谓“大义”，用现在的话说即是“思想”。《汉书·扬雄传》“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后汉书·桓谭传》“遍习五经，皆训诂（此处应作动词解释）大义，不为章句”，《王充传》“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张衡传》“遂通五经，贯六艺”，我想这也会是不守章句的。因为仅守章句，便不能“通”、“贯”。所谓“章句”，据章怀注“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这即是两汉二流以下的儒生的专业。这种儒生的专业，在当时的评价是“通人鄙其固焉”，“之学，各习其师”，“而迂滞若是矣”（皆见《后汉书·儒林传》论）。清人所张皇神圣的正是这一流学问，这在两汉，是第二流以下的学问。

第二，汉代知识分子的真正精神，可以说是完全落在现实政治之上。西汉第一流的知识分子所争的是要以儒家的德治，代替汉承秦后的法家的刑治，更进而争政权的天下为公。东汉则主要表现为对外戚、宦官之争，对政治言论自由之争。不了解两汉知识分子的真正精神是在当时现实政治之上，便根本不了解两汉的学术。但乾嘉的汉学，正是作为逃避现实政治的护身符而成立的。

第三，以阴阳配合五行之说，在秦代才慢慢抬头，至西汉而大盛，到东汉则更堕落而为谶纬。这都为先秦诸子所未有，更为六经所绝无。我最近对此曾写了一篇考证性的文章，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但两汉的经生，却常常是通过阴阳五行之说，以解释先秦经典的内容，事实上只是胡说八道。所以许氏《说文》，凡解释有思想性的文字，十有九错。但清儒固陋顽鄙，却硬要套在这一套架子里面去，以通先秦经典，这未免太可笑了。随便举一个例子吧，在作为当时大宗师的阮元的《揅经室集》里面，十有八九便是胡说。钱大昕，总算是最为通达的，但他硬把《诗经》中的“古训是式”解释成连周宣王时的仲甫也在讲训诂之学（见《经籍纂诂》序），以张大他们的门户。

综合上述三端，可以了解乾嘉学派所讲的汉学，是讲的两汉学术中最没有出息的一方面的东西。所以他们是完全没有思想的学派。再加以他们为了张大自己的门户，便无条件地反对宋学，而实际则与今人相同，只是以此掩护自己生活中的疮疤，预防由自己良心发现而来的不安的感觉。中国学问，自西周初叶以迄清代初叶，虽然其中有注重求知识，因而开有研究自然科学之门的这一方面，但这一悠久的传统文化，其中心乃在追求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包括人与人之间，如何可以谐和共处在里面，并加以躬行实践，这只要稍有常识的人便可以承认的。但这一文化传统，在乾嘉学派手上完全被否定了，这还有什么中国文化可言？但今日高踞学术坛坫的人，依然是以能作乾嘉学派的余孽而自豪自喜，这还有什么学术可言呢？

作为清代学术主流的乾嘉学派，既无思想，又不承认由躬行实践以建立人格的意义，这在太平盛世，躲在盐商巨宦的门下当清客，东抄西摘一阵，原无不可。不幸而西方的势力挟坚甲巨炮以俱来，使大清帝国摇摇欲坠，其势非惊醒太平的美梦，使其中尚有良心血性之士，必须面对此一惊奇局势，想出办法来应付不可。但当时的学术气氛，在对事物的思考和人格的建立上，所能给予他们的都是一种负号，这便自然形成他们只能以浪漫的情调来看问题，来处理问题。浪漫没有结果时，只有转落到完全自私中去了。许多良材美质，便在这种情形下斲丧掉。

今日的文化问题，不仅不应当有汉宋之争，实际也不应当有中西之争。好学深思之士所应切实把握的，是文化自身有些什么问题，当前人类有些什么问题，守住中国“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尽其一己之诚，既不曲学阿世，亦不哗众取宠，使学术工作走上开明坚实之道，国运或者可以慢慢地转移过来的。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征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