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铭善先生

我是1957年考入浙江师范学院的。至今清楚地记得，9月15日去报到那天是坐三轮车带着简单的行李和一只木板书箱，经道古桥入西边的篱笆门在迎新同学的带领下进入宿舍的，沿途所见还有反右的大字报，其中就有批判任铭善先生的。那时只知道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师资力量很强，名师众多，其中就有任先生。看过当时的省报点名批判任先生的文章，此时我已拿到录取通知书，心中咯噔一下，任先生的课可能听不到了。

我是调干生不假，开始同学们以为我在大机关待过，定是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油条，参加过整风反右的全过程。其实我是个小八拉子，年纪比有的应届高中生还小岁把。在机关先是打杂，给领导送文件，有时送一些不在机要交通线路内的特急件。比如“杭州大学历史文化研究”这个微信群内曾讨论过的我国第一位数学女博士徐瑞云先生，她是省府委员，有次晚上派我给她送份重要文件，机关派了一辆吉普车，驾驶员不认识她家，黑灯瞎火中我一家家敲门，最后才完成了送信任务。她端庄的风度使我十分钦佩，考入浙江师范学院后因为不同系的关系从未见到过。又比如当时延安来的老作家陈学昭先生在梅家坞深入生活，一天下大雨有封特急件要送给她，临时派不出车子，我是冒着大雨乘公交到九溪，撑着油布伞一路打听才找到她家的，当时已然湿透衣衫，但我高兴，认识了一位大作家。

后来我调了工作岗位，当打字员。打字室的三五个人都是20来岁的小青年，工作忙得要死，因此领导也不要求我们去参加什么鸣放会，尤其是我只有半天的工作时间，回忆起来，我对那时的机关反右斗争没有什么印象。但与此有关的两件事我却至今不忘：一是有一次通知所有机关干部无一例外，必须上5楼大会议室听毛主席的录音报告；二是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的效果非常好。主席讲话激动人心，风趣幽默，主旨是党要开展整风，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1957年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在报上发表，鸣放者纷纷落马。我想任铭善先生大概是这样被戴了“右派”帽子的。

因响应号召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我熟悉的几位前辈。对他们成为右派我心存疑虑。一位是陈学昭先生，陈先生和我有点关系，后来也是大右派。我给陈先生送过信，但是不认识。有同志对我说，小顾，我看你爱好文学，不如和哪位领导说说，叫他们给你介绍一下，你可以给陈学昭抄抄稿子，做些服务工作，向她学写作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真的找时任办公厅副主任的吴山民表达了意愿。吴主任听了，眉头皱皱，没吭声。过了两天对我说：“我和陈学昭委员谈过了，她会给你写信约时间面谈的。小顾，我也难开口呀！我在抗战时当过义乌县长，安排了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县政府有关部门工作。有些人暴露了，被县党部派人抓起来，我不能公然出面，就托当地的乡绅和有声望的人士去保释，他们帮了忙。新中国成立后我当省高院第一任院长，有些当年帮我们共产党的人被抓起来了，就有人来找我，他们以为我这个院长一句话就解决问题了，事实哪有这样简单呀！陈学昭也找我反映过问题，我没有帮她办好事，我口难开呀！”

过了些日子，陈学昭先生写信给我，约我在大华饭店见了面。她鼓励我努力学习，表示她是希望我去帮助她工作的，但说此事不那么容易，要我不要急，慢慢来。大约1957年3月间，陈先生要到上海去，办公厅帮她买好火车票，因我认识她的家，就临时让我坐派的车送她到火车站。路上陈先生对我说，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到上海来召开鸣放座谈会，他的夫人葛琴大姐也来了，“我和她延安一别好久未见了，我要到上海去和他们见个面”。大概过了月余，陈先生给我来了封信，说她是欢迎我到她身边帮助工作的。但是她的级别不够身边配备工作人员，无法调我去。她已经将我喜爱文学的想法和黄源部长谈了，黄部长将我的名字和单位记在他的笔记本上，并表示在适当的时机会调我到文学部门去工作，“你方便时可到省委文教部去见一下黄部长，他会和你谈的”。

收到陈先生的信，我兴冲冲跑到大楼三楼去见黄部长，到了文教部，我吓了一大跳，到处都是“黄源必须老实交代！”和黄源罪状的大字报。没有见过这种疾风暴雨般的斗争的我，吓得逃离了文教部，哪还敢再去见黄部长！(https://www.daowen.com)

后来我知道陈学昭先生成了大右派，但熟知内情的朋友告诉我，陈先生在鸣放会上也没有什么“猖狂进攻”，关键是讲了一句“省委对文学工作不够重视”。一位当年奔向延安的、唯一的留法文学女博士，就因一句话成了“敌人”？黄源是鲁迅的学生，当年办过《译文》，在浙江主持过戏曲改革，《十五贯》一剧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怎的都成了右派？还有宋云彬先生，我也认识。有天到学士坊给他送封急件，他很客气地叫我到他的书房，拆信写收条。我随意拿起他书桌上一本《康有为》翻阅起来。他对我说：“这本书是我写的，都送人了。过几天我到书店去买几本来，一定送你一本。”他是进步的民主人士，跟着共产党反蒋。后来说他是右派，猖狂反党。罪名之一是他说对龙泉拆塔事件毁坏文物的责任人要严肃处理。此事有何不对？说心里话，好人成敌人，在当年我的内心是不大相信的，但也不敢讲。

这是我对当年反右派的最朴素的认识，据我见到报上、大字报上批判任铭善先生的文章，心中也有这样的看法，打了个问号。我相信任先生和我认识的陈学昭、宋云彬一样都是好人。我知道任先生学问很好，他当了右派肯定不能给我们上课了，但我想见见任先生，认识一下。

我还是有点儿小聪明的。一天我跑到系办公室，对系办的人说：“我要找本书，图书馆说他们那里没有，中文系资料室有，能否让我看一眼？”我知道这时任先生在管资料室，得到允许后，我进入资料室，看到一位中年人在看书，瘦瘦的个子，中等身材。我叫了一声任先生，说了来意，报出了书名。任先生不认识我，朝我看看，问了句“你是一年级的新生？”我说是的。他起身找出书来，对我说：“你刚才书名读错了个字，这是个会意字，不是形声字，不能读半边音。”他口齿是那么清晰，每个字的音又读得那么准确。然后又指着书对我做了简要介绍，又说那边有空位子，你坐下慢慢看吧。

这是我一生中和任先生唯一的一次接触和谈话，我想我是达到了目的，认识了先生，听到他的教诲。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只能是这样的了。此事我一直埋在心间，对谁也没有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文艺组偶遇任平兄（在场的还有孙席珍先生的公子小昭师兄），经老编辑的介绍我们方始认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任平兄，回想前尘唏嘘不已。后来知道任平兄事业有成，内心十分欣喜。想不到任平兄对我们那次偶遇还记得，事隔60年了，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任铭善先生那次在中文系资料室的谈话，他教我一个字准确读音的情景。任铭善先生虽然没有给我上过课，但我总算是受到熏陶了吧！60年前的事如在眼前，这也是不思量，自难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