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席珍先生

孙席珍先生讲西洋文学的名气很大，我也是早闻其名，期盼着早日听到他的课。和钱南扬先生的遭遇相似，他也遭到了高年级“教育革命”积极分子的大字报的炮轰。大字报除了批判他在课堂上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外，还说他对教学不认真、不负责。前辈学长的大字报上说：孙先生上课不备课，只是在香烟壳的反面写上几条就在课堂上开讲了。情况到底如何？我们低年级的同学根本不知道。不过我想这也是一种本事，我前些时候看到一篇文章说是民国期间有的名教授上课，根本就没有教案，博闻强识，一两个小时侃侃而谈，学生听得如醉如痴。我想孙先生定有这样的学问。

我有个预感，大字报一批判，我们可能也不能听到孙先生的课了。于是，我向李灿华同学建议，我们何不组织一个外国文学批判组？李同学我对他至今仍有好印象，他是浙东山区缙云的贫农子弟，是中等师范的保送生，在中等师范时就入了党，是班里的团支书。他忠厚老实，更重要的是不“左”，那时学生中有的同学也“左”得厉害，我常敬而远之，唯恐一不小心，说错了话，遭批评。得到李同学的赞同，于是我们三五个同学就成立了外国文学批判组。当时系里规定学生组织某课的批判小组，就可以向系申请让老师到学生宿舍接受批评，我们递的是请孙席珍老师和我们讨论问题的申请。

孙席珍老师果然来了，中等个子，戴着眼镜。孙先生由于长期抽烟，夹烟的手指和牙齿都有些泛黄了。孙先生可能心有疑惑，你们这个年级外国文学都没有开过课，你们要批判什么？进入我们的寝室时他的态度是不卑不亢的。坐下后看到我们对他的态度十分恭敬，可能来时接受批判的戒心也消除了。我们说：“请孙老师谈谈对现在批判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的看法，谈谈你对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奥赛罗》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看法，该怎么读这些作品？”那时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小说，社会上也批得厉害，认为是鼓吹个人奋斗，毒害青年。我们提的问题哪里是批判，而是请教。我想孙先生这时也定然明白了我们的初衷，他就一改接受批评的态度，侃侃而谈。第一句话就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约翰”准确的拼读应该是“让”，和任铭善先生一样首先是正音，然后详细地介绍了这部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应该怎样读这部小说。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看过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奥赛罗》的电影了，还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孙先生一一作了解答。

大约座谈了两个小时，孙先生说差不多了，我送孙先生离开我们的宿舍，记得还送了一段路。孙先生说，好了，你回去吧！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我相信孙先生始终没明白这次外国文学批判会是怎么回事，但我们的目的是清楚的，怕今后听不到孙先生的课，就假批判之名，请孙先生给我们三五个人开了个“小灶”。后来，一直到我们毕业，孙先生果然都没有给我们上过课！(https://www.daowen.com)

时间到了2004年前后，我的那本《浙江藏书史》被列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安排在杭州出版社出版，我当时还参与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同志主持的西湖文献的整理，办公地点也在杭州出版社。一日，我正埋头看稿，有人“笃笃笃”敲门进来，我抬头一看，一位中年偏胖、已然谢顶的先生进来了，仔细一端详，原来是孙小昭师兄，我们紧紧握手问好。记得自那次在浙江人民出版社与任平兄邂逅已过去20多年了。他告诉我，他近来身体不太好，处于待退休状态，住在附近，杭州出版社聘他为社外审稿，他正在读我那本《浙江藏书史》，有几处须和我商量一下。

那次谈书稿只花了十多分钟时间，更多的是谈席珍先生，小昭兄详细地告诉我老人家离休前后的生活情况，告诉我鲁迅称他父亲为“诗孩”的轶事，我则将大约1959年我们几个同学假批判外国文学之名，把孙先生请到学生寝室，让他们给我们上了一堂课的情况详细告诉他。我把孙先生逝世后，有几位同学编的一份纪念小册子我也收到了等等告诉了他。最后他说“你写的这本书中专门为胡士莹先生立传，为他的藏书活动写了一节，真是有心人”。他补充了亲见的见闻，说胡先生在杭大新村和他家是邻居，他小时候常去胡先生家借书看。我将他说的这些，补充到了我写胡先生的专节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