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淡秋先生

林校长是20世纪30年代的有名作家，擅长散文、杂文，也写过小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担任《人民日报》的副刊主编。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副刊办得不错。大约是1959年前后，听说林淡秋担任杭大副校长，爱好文学的学子们心里自然很高兴。

1961年上半年，系里忽然传出要给我们开设专题课，公布的课程有夏承焘先生讲宋词、王驾吾先生讲毛主席诗词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还有一个专题就是林淡秋校长讲曹雪芹的《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两部小说的结构比较研究。这个题目很大，《红楼梦》我是细读过，托尔斯泰的书却没有看过。第一次近距离见到林校长，个子不高，是位十分平凡、50岁左右的先生，讲课中有浙东的口音。距离这次专题课，过去足足有57年了，内容都忘记了，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想起来愧对师恩。

读中文系，要会写文章，今天看来天经地义。我决无夸张之意，我们读书时运动多，尤其是在又红又专、白专道路辩论之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就会被一些思想较“左”的班干另眼看待。我们上一届的叶宗轼、王妙良等诗写得很好，都遭到过大字报批判。记得同年级有个同学在西部的《青海湖》这本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引用了赫鲁晓夫在全苏联作家会议上讲的几句话，是谈作品的质量，赫鲁晓夫讲的大意是宁要鲜杏一个，不要烂桃一筐。这位同学引用后，他这篇文章就变得罪莫大焉，据说这位同学吓得逃回了老家。

我也爱写文章，读中文系的都知道练笔的重要性，那时《东海》的编辑钟秀达对我很好。我说：“我这个人写诗歌无激情，写小说不会编故事。”他说：“你文笔可以，建议你写杂文，还可从文论、诗话着手，练写文艺随笔、杂谈之类的文章。”在他的鼓励下，我试着写杂文，第一篇杂文是在他编的《东海》这本杂志上发的，用的是笔名。这篇文章我自以为写得不错，有点儿杂文的味道，是我读大四时发的，过后便被我忘记了。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杭一中，有天收到东海文艺出版社寄来的一本小册子，打开一看是一本该社编的杂文集《闯将风格》，打头的是周建人省长的文章，我的那篇文章被放在最后，林淡秋校长也有一篇，其余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浙江和杭州有名气的老作家，大学生兼无名小卒就我一人。后来钟秀达告诉我：“东海出版社刚成立，要编本杂文集，我推荐了你的文章，他们录用了。”那时我颇自我陶醉了一番，我的文章与老作家和老校长的居然编在一本书里，也算是与林校长有缘吧！(https://www.daowen.com)

缘不止此，我到杭一中教书时，认识了林崇明，我知道她是林校长的女儿，她在高三的毕业班，正在准备考大学。记得她还与我讨论过高考的作文问题。我将四年前自己应考时写作文的技巧，以及大四被派去参加当年高考阅卷时了解到的写作文应注意的事项都告诉了她，并对她说：“便时向你爸爸问好，我是他的学生。”

林崇明的弟弟林崇光在杭一中读高一，我是他的任课老师。他们姐弟俩性格迥异，崇明开朗，而崇光则沉默少言。后来听说崇光考取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所知仅此而已。在“杭州大学历史文化研究”这个微信群里的杭大师长的子女，我很关注。一天忽然见到一个林崇煌，我以为是崇光的化名，想@他一下，问了蒋遂才知道她是崇明的妹妹，幸好未曾冒失。对杭大师长的子女，我天然有份亲切感，我比他们大几岁，他们在微信中回忆在小商店买绿豆糕的往事，非常亲切，勾起了我对小商店的回忆，却不免苦涩。我买得最多的是肥皂、牙膏，这是生活必需品。还有就是买横格红线的16K的本子，不是做课堂笔记，而是用来写向党交心、红专大辩论、批判白专道路用的。我自问对党没有二心，还充满着感激之情，不然我这个初一学生，怎能以同等学力考进大学？最后没办法，只能拼命挖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说自己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算过关。因己及人，我想当年我们的师长日子大概比我们更难过。我没有买过绿豆糕，每月3元的助学金，买不起奢侈品，绿豆糕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