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步奎先生

徐步奎先生，我早知其名，后来有过近距离的接触。记得我还在机关工作时，读《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版时就读过徐先生的关于高则诚《琵琶记》讨论的文章。进了杭大后才知道他毕业于老浙大的英文系，但研究和执教的却是古典文学的明清戏曲史，尤致力于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的研究，校注的有汤显祖的《牡丹亭》等。我当时想等到上明代文学的课时，得好好地听一听他的课。

说来，也许人们不相信，徐先生没有给我们上过明代戏曲史，讲的是外国文学，印象深刻的给我们那届同学讲德国文豪歌德的《浮士德》。不是说徐先生不能讲外国文学，我知道他精通英语，对外国文学也素有研究，我只是想外国文学应该由孙席珍老师给我们讲，而徐步奎老师应该给我们讲汤显祖。我至今仍然怀疑，那时的“教育革命”革乱了套，孙席珍先生被高年级的大字报轰下了讲台，不开课了。请徐先生讲压得住台面。我至今回忆不起来，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是谁给我授课的，是不是徐先生讲的，实在想不起来了。

徐先生的门生廖可斌、徐永明诸先生，我后来都认识了。我询及他们徐先生的晚年生活，他们告诉我，自他的夫人因癌症去世后，两位公子远在他国，一度生活起居由他的学生照料，但不是长久之计，后来住进了敬老院。敬老院岂能困住他活跃的思维，他回到杭大新村宿舍后请了保姆照料。徐老师个子不高，但体胖，有时摔倒，保姆是女流之辈，很难将他扶起来，不久徐先生逝世了，他的晚年并不幸福。(https://www.daowen.com)

我曾和廖可斌、徐永明二位开过一个玩笑说，徐步奎先生生活上有件轶事，你们准不知道。他们问我什么事。我说先卖个关子，到时告诉你们。1961年，我从杭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中学（以下简称“杭一中”，今名“杭州高级中学”）去当语文教师。这届分到杭一中的有四名杭大的毕业生，中文系两人（我及后来的徐夫人宋珊苞），数学、化学系各一人。那时我们都未结婚，住的都是集体宿舍，我和数学系的徐同学一室，宋珊苞和化学系的钱同学一室。一次宋珊苞来找我说：“顾志兴你在杭州有家，星期天是不是都回家？”我说：“是的。”她说：“和你商量件事，徐（步奎）先生每个星期天都来看我，中午没有地方休息。你的床铺可以让他周日中午休息一下吗？”我说：“没问题。”其时他们正在热恋中，宋珊苞是老同学，徐步奎先生是我尊敬的老师，何况君子成人之美，我当然是一口答应了的。之后我周六将钥匙交给宋珊苞，周日晚取回。第一次宋珊苞将钥匙还我的时候说：“一开始你名字与人，徐先生总对不起来，到你宿舍里看到你挂着的与女朋友的照片，说认识的，认识的。”还有两件小事也值得一说，20世纪80年代初杭州大学为在北京的夏承焘先生举行从教65周年兼庆祝夏先生八十华诞的纪念的活动，我也应邀去了。回杭之日，我和徐步奎先生乘的同一车厢的硬卧，徐先生在下铺，我在他上铺。他见我买了几本书，就问我在北京买了什么好书，我拿出一本给他看，他见是商承祚先生的关于清代科举制度的书，他说你研究的范围很广呀！我答：“徐老师你说笑了。我对科举制不懂，看到的只是批判，我想科举制存世1000多年总有一定的道理，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点头笑笑，说了句：“说的也是。”

20世纪90年代初，我担任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主管省志丛书的编纂。当时有部《浙江省社会科学志》，这部书由省社科院副院长李荫森先生主编，我们社科院情报所配合李院长做具体联络工作。一日，情报所的一位杭大教育系毕业的女校友对我说：“有关文学研究部分想请徐步奎先生审读，李院长叫我问问你可好？”我说：“当然好。”过了一些日子，她又来了，说徐先生在稿上做了些记号，最后写了两个字“很好”，是不是太简了？我说，徐先生说你们的稿子“很好”就是充分肯定，言简意赅，做记号的部分请撰稿的同志去看看，核对一下，有否需要修改的地方，快给徐先生送审稿费去。她听完高兴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