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熊和先生

我的中国古代课的学习，盛静霞老师授的第一课讲的是《诗经》。我称她为我的中国古代文学的启蒙老师。从这个角度说，吴熊和先生是终结课，讲的是清代文学，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和黄遵宪的诗界革命。我现在还记得，吴先生在讲课时说的一句话：“梁启超文章中提到有两个浙江诸暨人，知之不多，你们以后可以注意一下。”不过他没说名字。1986年，我被调到浙江省社科院，到诸暨参加诸暨县志评稿时还和主编打过招呼，让他们挖掘一下，是否有新的资料，这两个人物当年我的老师很关注。

熊和老师是我在杭大中文系的诸师中接触较多、相当熟悉的一位老师，见面时我都很恭敬地叫他一声“吴老师”。一次他说：“老顾，别叫老师，我们是同辈。你的同学陆坚等和我是同事，我们都是互称‘老陆’‘老吴’的。”我说：“不对，你给我上过清代文学的课，就是老师，这辈分不能乱。”我还说我们浙江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陈铭，我叫他“小老弟”，他叫我“老大哥”，但他叫你“大师兄”可不能改。我又举出了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我说：“林淡秋校长的儿子崇光在杭一中读书时，我是任课老师，他叫我‘顾老师’。如果见到林校长，我总不能改口叫‘老林’吧！临毕业前林校长还给我们全年级上过‘《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的比较研究’的专题课哩！”从此，这个话题再也不提了，见面我仍叫他“吴老师”。

我一生有两次头脑发热和改变命运的冲动，第三次大概不会有了。1956年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我义无反顾报考大学，居然考中，开始了新的生活。第二次是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以后，心绪激荡，我自我感觉可以做一些比中学老师对国家更有贡献的工作。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大环境比较好，不怕被批为不安心工作，有资产名利思想的人了。这个想法，我对陆坚学长和一些从前的老领导谈过。

有次浙江古籍社的蒋金德同志来家看我，聊起来一件旧事。他说：“我们俩有机会做同事，好事多磨没成功。浙江古籍社的老总方福成在离休前，想找个接班人，跑到杭大去找吴熊和和陆坚教授，他们二位推荐了你，老方也认识你，就派我到市教育局去商调。听说局长在金华参加全省教育工作会议，我赶到金华会场找到局长，但被一口拒绝。当时你们的金亮院长也在场。”我相信这件事绝对是真的。有次金亮院长有意无意地对我说过：“顾志兴呀顾志兴，我看你还是安心在杭州教育系统吧，他们是不会放你走的。”金亮是个老地下党，我在杭一中教书时他是校长，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复出时到教育学院当了院长。熊和师和陆坚兄向方老总推荐我，他们从未在我面前说过，这是君子之风。虽未调成，但我牢记心中，一生感恩。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出了两本书，一本是《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另一本是《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都通过朱宏达兄转呈吴熊和师，朱宏达兄反馈了吴老师的意见。我在《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的后记中有这样几句话涉及熊和师：“吴熊和先生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收到我的赠书后，他认为《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两宋五代时期》一书较我前著之《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在治学上是前进了一步。”对此我的内心十分高兴，我在大学毕业后，在继续学习的道路上，得到了母校师长首肯和鼓励，我以为这不只是鼓励，也是鞭策。

我和吴熊和先生在20世纪80—90年代接触较多。那时全国有个苏轼研究学会，杭州有个分会，研究会长等人选时，大家一致认为从全国学界的声望看非吴先生莫属，这样压得住台面，并请陆坚兄任副会长。为筹备杭州开会，让我担任秘书长，这是个跑腿儿的角色。吴熊和先生不轻易出门，多次商议都在他的体育场路的寓所进行。(https://www.daowen.com)

他曾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英国BBC要拍部中国的电视片，选了影响中国的四个人物。两个皇帝，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康熙大帝；一个领袖人物是毛泽东；另外一个官吏，不是历史上的名相贤臣，而是宋朝的中级官员苏东坡。熊和老师说：“他们来杭州，要我对他们讲讲苏东坡。有些外国人眼光很独到，对苏东坡要进一步研究。”

有次我对他说：“你是否接受过台湾一位姓何的女士采访？她的父亲原是国民政府的一位外交官，她在文章中写到你，说你高高的个子，冬天穿一袭中式的对襟棉袄，出门骑一辆26寸的自行车，在校园里骑来骑去。她到你家的卫生间看过，下面是一道沟，上面有个冷水淋浴龙头。”何女士说她很难想象人怎么站在沟上洗澡的。吴熊和先生说：“是的，是的。她写的老杭大宿舍真是这样的，这本杂志你下次来带来给我看看。”1990年，全国苏轼研究会在杭州召开，这次他穿的不是便装，而是西装革履，还系着一条漂亮的领带，足见先生对苏轼研究会的重视。

20世纪90年代，《浙江省文学志》全稿完成后，有关古代文学部分须请一位先生审定。盛主编和我商量，想请吴熊和先生审定，问我能否代请吴先生做这件事。吴先生先是推辞，我敲了几记边鼓，他最终还是答应了。完稿以后，盛主编说想请吴先生吃个便饭，以表谢意。托我转达。熊和老师说：“我从不在外吃饭，免了，免了。他们的盛意也不能不领情。老顾，你和盛主编说，一起到吴山城隍阁喝杯茶如何？让他们破费茶钱好了，大家高兴。”

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那次老盛去体育场路吴先生的家里接了他，然后驱车到劳动路我家，那儿距城隍阁不过咫尺之地了。那天下午，吴先生很高兴，我们凭栏而坐，把盏（不是酒盏，是茶盏）临风，遥望钱江，俯视西湖，十分尽兴。我记得吴先生谈得最多的还是苏东坡。

吴先生的逝世，我是十分难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