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洪先生
沈校长是1986年离开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去杭州大学任校长的，我是在他刚去杭大时调到省社科院工作的。我们在社科院没有交集，不过早就认识。社科院在1978年前后就决定调我，但杭州市教育局坚决不放，他们也没办法。
1980年，我在《人民日报》上发了一篇短文，内容有关党风。文章发表后，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向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推荐我的文章，中共中央办公厅后来经过研究专门作了7条规定，上发中央各部委，下至县团级以上，这就是我们熟知的红头文件。参加社科院领导班子会议的一位同志事后告知，沈善洪先生在会上说：“大家想想办法把顾志兴早点调来，不然有可能被别的部门挖去，顾志兴看问题尖锐，文笔也不错。”他对我的好，我记着。
大概是1990年年初，沈校长是全省社会科学评奖的主持人，我则受一位评委的委托，担任他的代表，有投票权。评奖的成果有社科院的、有杭大的，不少是他的老熟人，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说一，是二说二，一点也没有照顾老熟人、老部下，可以用“为人公正、公平”来形容。我受他的影响，自以为也是很公正地投了票。
我到社科院不久即任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有次借省委党校场地，举办全省地方志工作人员培训班。其间，平湖市志办主任阮先生找到我说：“趁这次到杭州参加培训之便，我去拜访了杭州大学沈善洪校长，希望他关心家乡修志，给我们帮助。沈校长一口答应。我要求沈校长给你写封信，凭借他的影响，请你多关心我们志书的编纂。谁知沈校长说你们好好编就是，写什么信。见到顾志兴你就说：‘你找过我了。’”我告诉阮先生：“沈校长是位学者，他讨厌做学问也要东拉西扯，最后这句由你传达的话，就是给我打招呼。你放心就是，尽我所能为你们的志书出力的，沈校长以他特有的方式吩咐了我，我会听命而行的。”
沈校长长于哲学史的研究，由他任主编的《黄宗羲全集》的校点本，是他的成名作，获得很高声誉。他和王凤贤合著的《中国伦理学史》也享誉学界。他离开有优越研究条件的社科院而到杭大任校长，是做出牺牲的，宁愿自己放弃著述，也要把学校办好，为浙江的学子做点工作，为浙江的教育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大家都知道，他任杭大校长的十年，是杭大40年发展中最好的十年。如今杭大没有了，杭大人都在怀念杭大，包括我。
沈善洪校长到杭大后，全副精力扑在学校的管理上，为办好学校献出了一切。他最后一部著述是他主编的《浙江文化史》，我曾就这部著作和他谈过一次，也参加过他主持的几次会议，了解一些情况，有一定的发言权。愿将所知，如实写来。该书执行主编费君清在此书后记中说，1990年年初，国内学术界开始重视文化问题，区域文化研究也逐渐起步，在杭州大学沈善洪教授的倡议之下，以杭州大学和社科院一些中青年才俊为主组成的课题组开始着手编写《浙江文化史》。第一次课题组会议在杭大邵逸夫科技馆召开。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过了几天沈校长专门到社科院来找我。
那天上班时我走过院长室，门开着，我见沈校长正和他的老同事聊天，我礼貌性地在门口打了个招呼：“沈校长您来了！”他回答说：“顾志兴，别走开，今天我来找你，有事商量。”在小会客室，他对我说：“我准备主编一本《浙江文化史》，撰稿人杭大成名的教授一个也不找，全找有发展前途的青年教师，他们现在多数还是中级职称。我希望这本书对这些年轻人是个培养和提高，也为他们将来评职称创造一些条件。这本《浙江文化史》，我当主编，请你担任副主编。今天和你说好，我一个字也不写，全权委托你。”我答：“承蒙沈校长看得起我，我一定做好您的助手，写好你命我撰写的部分。我统稿以后，最终还是要由您来裁定。”最后他说了句：“杭大出版社新成立，该出本像样的书。”我听说，他力主成立杭州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杭大出版社”），为此曾当面顶撞过一位厅级领导。他要给杭大出版社出本有影响的创品牌的书，不过他没有说，是我的猜想。他主编这本书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杭大出版社，为培养年轻人，这是他的初衷。
1990年夏天，利用暑期出版社在梅家坞的一个小宾馆里召集作者开会，对书稿有关撰写内容和交稿时间做了安排，讨论很热烈，直至午夜。沈校长对出版社总编辑张春林说：“老张，大家肚子饿了，你设法叫食堂搞点夜餐，就是烧点泡饭也好。”利用这段空隙时间，他对我说：“顾志兴，我想叫陈植谔也参与进来，你不熟悉他，我看他有才气，让他写科技文化部分。将来书编好后，叫他当副主编，你当常务副主编，主编还是我。”
我知道沈校长，虽说一个字不写，但绝不是甩手主编，在会间他又对我说：“最近读了点书，看了一本吴文化方面的书，吴越文化有相同之处，但各有特色。《浙江文化史》这本书你统稿编出初稿后，给我看看，我想写篇总论，大约万字左右，你看可好？”我当然是极表赞成。在那天晚上讨论中间，他还对文学部分的讨论作过一些插话和提过一些建议，总的意思是要重视现代文学部分，鲁迅、茅盾不要写些尽人皆知的，不要写成课堂上讲的现代文学史。陈学昭是海宁人，她的文学语言富有特色，又是女作家，文字细腻。说实话，我是中文系毕业的，又和陈学昭先生有一段交往。沈校长说的这些，我过去都没有注意到。沈校长是学哲学出身，他对文学的一些见解，超过我这个学中文的，我对他更加敬佩了。
沈校长主编的这部《浙江文化史》后来难产了，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是陈植谔不幸逝世，他撰写的科技文化只完成了一部分，后来张春林找人写的试写稿，我看了，实在不行，他们又找不出别的人；其二是文学部分的稿子，撰稿人迟迟不交稿，催他交稿他总答应“好的，好的”，但就是交不出，我不好意思催了，出版社也催不到，一直到张春林离开出版社。(https://www.daowen.com)
1995年，朱宏达兄有出任出版社老总之议。他来找我说：“我找过沈校长，对他说请你出任比我更好。你长期在中学工作，后来到教育学院，实话实说，学术环境比我在杭大要差许多，但你在那样情况下，还认识了不少国内名家，后来到社科院认识更多人，你的活动能力比我强，杭大出版社要打开局面，你比我更合适。沈校长答复我：‘离开社科院到杭大时，我与社科院领导有个君子协定，即是我不能向社科院要人。你们是老同学，你去找顾志兴，（只要）他同意，马上发调令。’”我说：“朱大哥，再年轻十岁，我定然应命。现在我俩再过几年都要退休了，也蹦跶不了几年了。算了，算了。”后来想想，如果沈校长当年找我谈，我可能会一口答应，“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思想还是有的。何况不是叫我去死，我对出版事业也感兴趣。
朱宏达兄出任老总后，沈校长这部《浙江文化史》又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他有次打电话给我说：“已申请到董氏基金，出版费没问题了，但稿子找不到了，你能来一次商量一下吗？”到了那里，我立马在积满灰尘的一个橱顶上找出原稿，当年我亲眼见他们放在此处的，只是后来人事变更，未交代清楚而已。最终还是老问题，稿子不全，未能出版。朱宏达兄的继承人朱绍秦上任后也找过我，他将原稿录好，做了拷贝，让我看看原稿是否全录进去了。后来原稿真的丢失了，幸亏有朱绍秦保存的拷贝的盘子。
俗话说，种花得花，种果得果。沈校长种下的善因，终得善报。这部《浙江文化史》虽然一直未获出版，但当年的年轻人，在善洪先生的扶持下，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早已获得了正高职称，有的已成了名学者、名教授、博导。转机出现在2005年，当年的年轻人之一的费君清教授，时任绍兴文理学院的党委书记，一日打电话给我，觉得此书基础很好，沈校长为此书耗费了心血，篇目等都是亲自设计的。他说想努力将此书出版，了却沈校长的心愿，问我意见如何。我当然极表赞成。这样就在2005年10月由费君清派车将沈校长、沈松勤和我等接到绍兴文理学院的专家楼聚集一堂，重议这部书的修改出版，决定将科技文化部分整体割去，文学部分的缺项另请人撰写。会间，费君清还安排我们参观鲁迅纪念馆，我的直觉是沈校长的身体远不如前，我们找了个人少的地方，天南海北闲聊了一阵。
沈校长主编的这部《浙江文化史》，终于在2009年5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距他的构想启动竟然相隔了19年。定稿之日，我对费君清说：“沈校长原来设想他写篇万字的总论，因为他健康的原因是遗珠之憾，但总体构想还是按他的意见办的。这部书仍然不失为他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沈校长当年要我任常务副总编，陈植谔为副主编，但陈植谔早逝，这部书现在能够出版，你尽了力，最后由你统稿，我这个副主编的名头免了，这是真心话。”他答复我：“这事我和沈校长商量过，尊重历史，主编是沈校长，你顾老师仍然是副主编，我算是执行主编。”为了庆祝这部难产的《浙江文化史》的出版，由费君清安排全体作者在城区的一家饭店吃了一餐饭，沈校长由保姆推着轮椅从观光电梯里上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至今思来唏嘘不已。
我到过沈校长在杭大新村的家，就是1957年造的那批青砖小楼。20世纪90年代中期，杭大中文系的沈松勤有个问题想请教陈桥驿教授，他们虽是同校但不熟，一天晚间小沈要我陪同他去见陈先生，告别出来一看时间还只有8时许，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去看看沈校长。
走进沈校长家的书房兼会客厅，可以用空空荡荡四字来描述，除了书架以外，还有一张三斗桌，两把椅子，另外就是一张躺椅，躺椅边的小凳上放着一本书，沈校长可能正在看书。沈夫人给我们倒了茶就进卧室了。我记得室内的光线也不很亮，那天聊了些什么，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三人抽了一阵烟，我们走的时候屋里烟雾缭绕。有天，无意中与女婿谈起我在沈校长家中所见，他说：“啊哟，沈伯伯当了校长，家里还是这样‘家徒四壁’？20世纪70年代我妈调来杭州，我和妹妹跟来了，那时教师只有一房，一张棕棚床，一张三斗桌，两把椅子，这是杭大给教师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标配’。沈伯伯住在我家隔壁，他大约去了干校，将房间借给了我们，我住了一阵子，你见到的家具就是五六十年代的，想不到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当了杭大校长还是这样子！”
我想这不会是沈校长穷得买不起一些像样的家具，很可能是他不善于或对此没有兴趣，或者是习惯于过这种简朴的生活。他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做学问，用在办好学校上。四校合并后，他悄然搬离杭大新村，迁到了刀茅巷的老浙大宿舍，慢慢从人们的视线中隐去。
2013年5月22日，沈善洪校长逝世。尽管我与一些老朋友约定，今后谁先走了，不要送最后一程，殡仪馆的告别仪式气氛太压抑，令人难过，不适合老年人，但我还是坐社科院派的车子去了。不久前我读到郭世佑先生写的悼念长文《今日难寻沈善洪》，写了沈校长对他的关心和培养，我想我写他主编的最后一部著作《浙江文化史》的前前后后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注脚。我想说的是，很多人不知道沈校长晚年还有这么一部著作，倾注了他对年轻人的关爱和对浙江文化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