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驿先生
陈桥驿先生是我尊敬的一位杭大先生，和对中文系师长一样，我对他也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和怀念。2015年2月11日，陈先生以93岁高龄驾鹤远行，我很悲痛。特别是在2月15日的遗体告别会上听到陈先生长女可吟泣不成声的哀怨：“爸爸，你说话不算数，我要你放下笔休息。你说‘要我放下笔，我就要走了’。现在你的笔还夹在稿纸中间，怎么就走了呢？你说话不算数！”听到这里，我潸然泪下。
陈先生离世以后，我写过一篇不短的文字《送陈桥驿老师远行》，以纪念这位尊敬的师长。这篇文章后来收进我的一本小书《书海行舟》里，以为永远的纪念。他在杭大新村的那座1957年造的青砖小楼里，以及后来他在启真名苑的新居里，还有我们一起出外开会的宾馆里，还有他的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会上，这二十来年，我们有过无数次的近距离接触。一些小事历历在目，写出概见先生学问和学术见解之一斑，也算是我这个编外学生对他的忆念。
陈先生对浙江方志是有贡献的。他晚年对浙江地方志很关心，多次在会上、文章里谈到对浙江方志编纂的看法。有些先生出于对他的尊敬，称他为方志学家，他一听就加订正：“我不是方志学家，我是方志的大用户，我的研究工作，使我读了许多方志，如此而已。”但有些先生以为这是他的谦虚。我对他们说：“这是陈先生的真心话。他是位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这个头衔，涵盖了先生的一生学问和道德文章。不必另加什么称号了，他不喜欢。”
陈先生对浙江地方志的发展是做出过很大贡献的。他最早直言不讳地批评新编的地方志没有索引，只编了半部书。方志里引用的资料，没有出处，使人怎么相信，如何敢于应用？古人尚懂得用双行夹注来表示。他的这个意见切中20世纪80年代新编地方志的时弊，开始时人们不以为然，后来人们才慢慢认识到他的意见重要。可以说浙江新编的地方志在全国率先编索引和出注释，使方志编纂符合学术要求，他是为此做出贡献的第一人，我可以作证。他的重要论文《中日两国地方志比较研究——中国慈溪市与日本广岛市的地方志编纂》，被人誉为“中外地方志比较研究的肇始之作”，对浙江乃至全国的地方志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作用。
陈先生快人快语，在学术观点上毫不含糊。有次我和他谈到胡道静先生，他知道我和胡先生关系甚深，就对我说：“胡先生学问很好，我和他一起开过会。他有个提法，我不赞成，编一部大书，充其量是个文化工程。胡先生常常比作打一场‘淮海战役’，这种提法我不赞成。”我知道那话是胡先生的口头禅，我只能笑笑。“吾爱吾师”，不涉及真理问题，我只得装聋作哑。
有次，我无意中谈起关于编《清史》的问题。我说有部《清史稿》足矣，为什么还要编《清史》？说要花7000万两银子。清代有许多问题，如太平军洪秀全如何评价？我对胡耀邦同志十分崇敬，他的文章讲话，凡公开的我都仔细读过，唯有他在一个纪念会上的讲话，仍将洪秀全放在鸦片战争以来寻求救国的仁人志士之列，我不赞成。马克思不是在英国《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太平军为“恶魔”吗？有学者就是据此写出否定太平军的。陈先生想也不想，随口答道：“《清史》编纂部门曾就有关问题写信征求我的意见，我是直言不讳加以指出的。我不要拉大旗作虎皮。”接着又对我说：“最近某省约我写篇文章，我就有关学术腐败问题直言痛斥。过两天复印给你，你可看看。”后来果然将复印件托人带来，文章中可见陈先生的一身浩然正气。
陈先生的国学根底深厚，我的感觉是比后来兴起的“国学热”的这大师那大师的底子要厚实得多。为了帮助市县同志修志，我和他曾到桐乡去讲过一次修志的ABC。我说：“你们收集资料很重要，但要考订，比如说有的墓志铭，所写往往有夸大之处。包括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写的墓志铭，也有这个毛病。拿了优厚的润笔，好话过头话就来了。不过他给老朋友柳宗元写的《柳子厚墓志铭》却是至情至性，是一篇好文章，极可信。”这时，我听坐在旁边的陈先生在闭目低声吟哦什么，仔细一听原来在背诵韩愈的那篇文章，我轻轻地将话筒移到他的面前，学员们安静地听着，等他文章背完，下面爆发出一阵掌声。他笑着对我说：“老顾，我忘情了，打扰你讲课了。”这个插曲，顿时让现场气氛十分活跃。(https://www.daowen.com)
陈桥驿先生对我很好，很关心。他得知我的求学经历后，和我开玩笑说：“我是中学生，读了几天大学；你没有读中学，读完了大学。我们通过了不同的求学道路，结果都成了教授，自学很重要。”我说：“我们不能比，你的英文那么好，到日本用英语讲学，你是怎么学的？”他说：“抗战胜利后，杭州有家金门电影院专放美国原版片，我一有空就去看，一本电影反复看，回来后就啃韦氏英语大词典，学文法、词汇、对话，就是用这样的笨办法学起来的。”
陈先生在学界的交游很广，有机会总要介绍他的朋友和学界名流给我认识，有次我和他在上海会合，一起到扬州去开会。他对我说：“今晚我与谭其骧先生有个约会，饭后你陪我去，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下谭先生。”我当然乐于应命。
陈先生七八十高龄还在带研究生，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多次邀我去当答辩委员，有次要我当主席。我深感诚惶诚恐。他说：“这个学生的论文题目是唐代诗人的地域分布，你是中文系毕业的，这可是你的专业。”每次研究生答辩，他必亲自打电话，我说老人家不必如此，让系里的秘书打个电话就好了，我很不安。他说：“你是帮我培养学生，当然要我亲自邀请。”我懂得这是他对我的信任和关怀，我虽然也老了，但他希望我在学术上继续有所长进。
陈先生到90岁高龄仍未放下笔，止住步，停止工作。一天，他在修改别人请他看的关于三江口的一篇论文，突然感到有点不适，陈先生的长女可吟女士见了，要陪他到医院检查一下，他允了。临行前将笔夹在稿子中间，回来要继续修改。可吟女士说到医院后不久他就安详地走了，没有丝毫的痛苦，是最好的善终。
作者：杭州大学中文系1961届学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