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妈妈李元忠
焦又新
我妈妈2002年12月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虽经医院抢救转危为安，但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此后我就时常做梦妈妈不是在抢救就是梦见妈妈去世了，醒来时眼角还留着泪痕。睁开眼一看，噢，原来是场梦。还好，还好，妈妈还活着。
2018年以来我妈妈的身体日益衰弱，各种疾病接踵而来。先是一月份突发脑梗，半边肢体麻木，思维和语言表达受限。2018年2月份又患上吸入性肺炎，高烧不退，她倍受病痛的折磨。经医生努力，炎症总算得到了控制，烧退了，但4月又突发胆囊炎并发胰腺炎，妈妈连喊疼的力气都没有了。经过医生全力救治，炎症逐渐消退，身体状况慢慢稳定下来。才好不久，5月20日晚上又突发严重心衰，全身抽搐。医生把她转到重症监护病房，我们四个兄弟火速赶到医院，直到晚上12点半才逐渐平稳下来。第二天一早她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我昨天晚上差点死掉”，我说不会不会。但此后妈妈几乎没有了食欲，吃得很少，吞咽也日益困难，阿姨只能把食物用搅拌机搅碎，一小勺一小勺地慢慢喂着。至7月底妈妈又开始发高烧，医生诊断还是吸入性肺炎，她基本处于昏睡状态，不说话，也喂不进东西，很少睁眼，就靠静脉滴注营养液维持着生命。8月8日下午我妈妈再次被转到重症监护病房，晚上十点半接到阿姨电话说：“你妈妈的血压很低，医生正在采取升压措施。”放下电话我心里总感觉不好，躺下后心一直拎着到后半夜才迷糊了一会儿。清晨四点，我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我立即从床上跳了起来，接过电话只听到阿姨哭着说：“你快来，你妈妈不好了！”我急速赶到医院，妈妈只剩下微弱的呼吸和心跳，5点钟妈妈的心跳停止了，妈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她是带着对杭大人、事、物的无限眷恋离去的，她是带着对人世间生活的依依不舍而离去的，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妈妈真的走了。悲痛之际我对她说：“爸爸等你很久了，你一定要去找他，你一定找得到。”我握着她渐渐凉去的手，抚摸着那张关爱了我60多年熟悉又亲切的脸，痛哭起来。
我的妈妈李元忠1927年12月15日出生在山东省章丘县城关镇王家巷一户贫苦的人家。她是李家的长女。我外公李子祥年近30岁得女，自然格外开心。外公虽没有多少文化，仍秉承中山先生遗训“忠、孝、仁、爱、信、义”，为我妈妈取名“元忠”，小名“大英子”。当时我外公在县城街上摆一个烧饼铺，靠做面食为生。因为家穷又父母早亡，外公到28岁才经媒人介绍，在南山里找了一户甄姓人家的女儿为妻，总算成了个家。我妈妈的出生让外公外婆喜上眉梢，外公几近文盲，从小吃足了没有文化的亏，就和外婆商量，他说一户人家不能没有一个会识字，会算账的。因此，供我妈妈读了四年私塾，学了点文化，妈妈能写一手漂亮的小楷就是那时留下的功底。私塾读完要升镇上公立高小时，因家里多了弟弟妹妹，外公的负担日益沉重，外公对妈妈说我们不上了，妈妈很懂事，同意了。以后外公摆摊时我妈妈就跟在他身边帮忙，记数算账，帮着做些面食。
1946年，我妈妈19岁了，来说婆家的人还不少。可是妈妈打听到鲁中公学在招收学员，就与读私塾时的一个女同学相约，悄悄准备后步行200多里，一起到博山解放区报考了鲁中公学。鲁中公学是参照延安陕北公学办学模式，由中共山东分局主办的培养地方干部的学校。当时老家章丘县还是国统区，有人告密说李家女儿投奔了共产党，还乡团就逼迫我外公要他把女儿找回来，否则要把他抓去。我外婆一双小脚，步行200多里来到博山，哭着求我妈妈回去。妈妈坚持不肯回去，外婆只好一个人回去了。不久，老家章丘解放了，我外公才逃过一劫。在鲁中公学学习期间我妈妈认识了我爸爸，两人相识相恋，结婚成家。1949年，我爸爸妈妈一起参加了南下工作队，来到了杭州。1950年，我爸爸妈妈又一起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浙江分校。我爸爸先后担任干部三部主任、干部一部主任和教务长。我妈妈则担任了学校的工作人员。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江大学文理学院、浙江大学文学院组建为浙江师范学院。爸爸受命担任第一任党委书记，妈妈也调入浙师院，分配在人事科工作。那年秋天我就出生在原之江大学旧址秦望山上。
1957年，浙师院在道古桥建了新校区，秋天我们家从六和塔搬到了道古桥宿舍老门牌6幢5号。那时，整个道古桥宿舍就是个大工地，到处是石灰坑、黄沙堆、砖头堆、毛竹堆，还有堆得高高的四边刷上了沥青的门框、窗框。
搬来道古桥宿舍前，爸爸先后多次来新校区察看校区的建设进展情况。记得我也跟着来过一次，中午在之后叫“大礼堂”的食堂里吃饭。在宿舍一期建设完工时，总务处长王相亭请我爸爸妈妈来选房子。我爸爸选了6幢西头二楼的一套房子。王相亭叔叔知道我爸爸是北方人，最受不了杭州夏天持续的炎热天气，对我爸爸妈妈说：“西头的房子夏天西晒特别热，你们还是另选一套吧！”爸爸说：“西头的房子总得有人住，就西头吧！”我妈妈很了解他的心思，马上点头说：“就这套吧！”
1957年，那是一个国家政治大动荡的年份，在从山上搬下来的同时，反右运动开始了。那时候我总觉得爸爸很忙，每天都很晚回来。爸爸在运动中坚持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讲了真话，随即遭到省委工作组大会、小会的批评。爸爸据理力争，但毕竟受当时的形势所迫，多数时间只能被动挨批。从不抽烟的爸爸每天晚上都在不开灯的客厅里闷闷地抽着烟，只看到烟头的火光一闪一灭。妈妈非常理解爸爸此时的心情和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这时候，她会和我们说：“不要去打扰爸爸！”
杭州大学成立后不久，学校给部分教职员工调整工资级别，调级建议名单放到了我爸爸的桌子上。爸爸看了以后把妈妈的名字划去了。听妈妈说此后爸爸还做了妈妈的工作。妈妈没有和爸爸争辩，同意了爸爸的决定。自此以后妈妈的级别始终比相同资历的同事低一级，停留在行政19级上。
1959年，反右倾运动开始了，那时我刚上小学，有一天放学路过杭大大礼堂，只看见里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大字报上爸爸的名字赫然在列，且到处都是。我心里感到很害怕，不知道爸爸做错了什么事情。吃完饭就看到爸爸伏案疾书，写的东西一叠一叠的。若干年后才知道那是爸爸在写检查，每次检查通不过，又回来重写。以后爸爸被定性为“右倾分子”，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当时不少被打成右派或右倾分子受到撤职降级调离处分的人都家庭破裂，因此有人也在看着我妈妈会做何种选择。但是妈妈没有任何动摇，而是一直在安慰着忍受着冤屈的爸爸，她对爸爸说：“相信组织会做出正确的处理！”
1960年，杭大幼儿园主任唐康阿姨要外出学习一年，学校决定由我妈妈临时接替唐康阿姨的工作担任幼儿园主任。我曾问过妈妈：“你从来没有做过幼儿教育管理工作，你那时是怎么做的呢？”她说：“主要还是依靠几个骨干教师，她们虽然从学校毕业不久，但她们掌握幼儿教育专业知识，年纪轻、有干劲。我经常把她们召集起来，听取她们的意见，她们那时的工作热情都很高。”她还点了曾担任我班主任的曹瑞梅老师、罗佳琴老师等，她说她们几个幼师毕业的学生工作能力都很强的。妈妈一投入工作就把爸爸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事暂时放在一边了，全身心地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有一天晚上杭大大操场放电影，妈妈说要带我去看电影的，临出门前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就对我说：“你在家等我一会，我去一下幼儿园就回来。”我左等右等还不见妈妈回来，就跑到幼儿园去找妈妈了。走到办公室门前看见妈妈在和值班的老师阿姨说话，当时幼儿园有全托的孩子，是妈妈不放心才过来看一下。我对妈妈说：“电影都快开始了，我们走吧！”妈妈说：“你在门口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来。”我到门外又等了一会儿，妈妈才出来。等我们赶到大操场，电影已经开始20多分钟了。那天放映的是一部外国电影《鲨鱼的牙齿》，我就埋怨妈妈了，“都是你，前面都没看到！”妈妈笑笑说：“是我不好。”
1961年，爸爸突发急性黄疸肝炎，送医院后医生随即开出了病危通知书，犹如晴天霹雳，她对爸爸说：“你一定要好起来！”老天有眼，在医生积极的救治下爸爸的病情终于逐渐稳定下来。此时中央关于反右、反右倾扩大化的甄别工作开始了。省委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这项工作，省委书记江华同志明确提出要让一批犯了错误并已经有所认识的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此后爸爸被安排到省教育厅工作。妈妈也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而受到牵连被调离她工作了多年的人事处，到学校教育工会工作。妈妈没有因为工作的变动而消极气馁，而是积极地投入工会工作中去。
在校工会我妈妈分管困难补助、联系各大影剧院订购团体票、工会图书室、工会宣传用品和工会女职工工作。每个月工会都要定期讨论困难补助等相关事务。在讨论困难补助前，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来找妈妈，反映家庭困难情况，要求给予补助。妈妈总是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记下来，便于开会讨论时把情况反映上去。但是“僧多粥少”，每个月总会有一些生活困难的家庭没有领到困难补助。这时妈妈总觉得有点儿对不起他们，安慰他们说下个月再争取。每次拿到影剧院订的戏票、电影票，她都要把票分配到学校各个部门、各个系科，有些紧俏的影剧票不够分，她还要耐心地加以解释。她分管的工会图书室在校内1幢单身教工宿舍一楼，有两个开间，一间借书兼阅览，另一间是一排排的书架。工会图书室只针对教职工，每周有两个下午开放，好像是星期二和星期五。我放学后常去那里看书，妈妈只让我看不让带回家，这是规矩。像尤里乌斯·伏契克写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伏尼契写的《牛虻》、高尔基写的《童年》等书籍，我都是在那里分好多次才看完。
那时候各项政治运动特别多，此外学校机关干部还常常分批下农村劳动锻炼。1965年，我妈妈参加社教，去了平湖县一个大队，还出了个洋相。当时我妈妈和另一个女同事被分配住到一户农家。这户农家房屋十分破败，看得出是贫苦人家。妈妈穷苦出身，对他们十分同情。刚去时，一早起来就帮着房东打扫院子、喂鸡、喂猪。妈妈看到堂屋门后有一口小缸，表面一层白色泡沫，上面漂浮着烂菜叶和萝卜皮，散发着酸臭味。我妈妈心想这一定是泔水，就拿去喂了猪，等房东发现时已经喂掉了一大半。原来这泔水样的东西，竟是这户农家腌的家常菜肴。妈妈听了大吃一惊，感到十分愧疚，立即步行到镇上买了各种蔬菜、酱菜、腐乳作为赔偿。下乡回来后妈妈和我们说起这件事，她语重心长地说那里农民的生活还很艰苦，我们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1966年“文革”开始了，红卫兵开始“破四旧”。一天上午妈妈得到消息说工会图书室的门被杭大红卫兵砸开了，说是查抄里面的“封资修”书籍，妈妈急忙赶去想要阻止，但为时已晚。红卫兵早已带着他们的“战利品”扬长而去。只见书架上几乎空空如也，一地狼藉。我也跟着去了，看到妈妈捡拾地上凌乱的书籍，也帮着捡拾。妈妈心疼地把剩下的书重新放回到书架上，一声叹息。
不久，揪斗“走资派”“牛鬼蛇神”开始了。爸爸被再次打倒，被拖着去批斗、游街，我们还被抄了家。每次爸爸被批斗回来，总是拖着疲惫的身体，情绪极差。这时传来和爸爸一起南下的老干部段克杰等人相继自杀的消息。妈妈怕他想不开，总是劝慰他，说：“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不会太久的，你再忍一忍。”有时爸爸觉得实在太憋气，会在天黑后独自一人外出去散散心。妈妈总是叫我们几个孩子跟在后面，生怕有个意外。(https://www.daowen.com)
爸爸被打倒后成了“阶级敌人”，造反派宣布爸爸这样的阶级敌人没有资格领取无产阶级的工资，只能发给生活费每月30元。妈妈对我们说：“现在开始爸爸只有30元生活费了，在山东的外公、外婆年纪大了，每月20元的赡养费不能少。所以加上我的工资，我们还剩下80多块钱，6个人用就要精打细算了。”平时以素菜为主，少量荤菜。那时我们四个兄弟都正在长个子，饭量很大，因此妈妈每顿饭都吃得很少，基本不吃荤菜，都留给了我们。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久山东老家的舅舅来信，说外公被公社造反派抓去接受审查了。我妈妈十分震惊，怎么会这样呢？原来在抗战时期日本鬼子占领了山东，章丘老家也来了日本兵。日本人发现了外公的烧饼铺，知道我外公会烧饭就把他抓去当了伙夫，给日本鬼子烧了几年饭，现在被认为有汉奸嫌疑。我妈妈非常着急，怕外公这么大年纪怎么受得了虐待，连忙回信打听情况。可能造反派审查来审查去，也没有审查出什么问题，当时知情的街坊邻居也都出来做证：“李子祥给日本人烧饭经常挨打挨骂，可没做过坑害中国人的事啊。”就这样外公被放了回来，为此他还是气得病了一场。妈妈得知外公被放回家的消息很高兴，她说：“还好总算弄清楚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决定“解放”一批老干部。爸爸的问题比较复杂，是老“运动员”，所以第一批解放的老干部的名单中没有爸爸。爸爸有些着急，妈妈就安慰他说：“解放老干部是一批批来的，总会有你的。”那时候，爸爸虽未解放，但对他的管束比以前松了，身体不好也可以请假，不必每天政治学习逢学必到了。爸爸的心情也比以前有所好转，妈妈紧锁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前夜，爸爸去世了，对我妈妈打击很大，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他们从没有吵过架，我们所看到的只有父母之间的互敬互爱。爸爸临终前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对妈妈说：“好在孩子都大了都工作了，如果1961年我走了，你不是负担更重吗？”妈妈含泪点点头。妈妈很坚强，爸爸走后她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2018年5月，马问浚阿姨去世后不久，一天我去看妈妈，她对我说：“昨晚我梦见你马阿姨了，两个人有说有笑，很开心！”说着她笑了起来。我觉得很诧异，没有人告诉她马阿姨去世的消息，平时她也很少提起她，怎么就突然梦见马阿姨了呢？
一个多月前，一次我去医院看望妈妈，她已经很衰弱了，她说：“昨天晚上梦见你爸爸了，他对我说你怎么还不来啊？”我知道她冥冥中是在想念爸爸了。现在妈妈走了，她一定会去找爸爸的，也一定会和老杭大的同事故旧相聚在一起。
这几天妈妈的面容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往事如烟又缕缕重燃，她是个那么善良，那么忠厚，那么热情的人。她的这些特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是对老教师、老知识分子很尊重，很敬佩。妈妈长期在人事处工作，对杭大的教职员工很熟悉，哪个教师是哪个系的，哪个教师是哪里人，她都说得出来。她常对我们说这些老教师认真刻苦研究学问的精神我们要好好学习。以后调到教育工会，只要是教师有需要，她必定争取办到。“文革”后她又调到学校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和老教师关系更紧密了，走动更勤了，也更忙了。一次她和我说起陈学恂先生，她说陈先生做事情没有再比他更认真负责的人了，敬佩之情胜于言表。我们家都是男孩子，小时候时常打打闹闹，有一次她在楼下遇到了严德一教授的夫人，聊天中得知我们几个兄弟跑来跑去，楼下会很吵，妈妈一再关照我们走路声音要轻一点，不要弄出动静来。
二是生性善良，乐于助人。妈妈下班后在路上遇到同事熟人都会热情打招呼，聊上几句。所以她常常比别人晚到家。同事熟人遇到什么事她都会去帮忙，生病了也会去看望。妈妈传承了外公做面食的手艺，她做出来的馒头、包子、花卷，包的水饺，烙的葱油饼、韭菜饼都非常好吃。于是就有不少人来向她学艺，她热情地把自己的手艺教给他们，因此许多人都说她是个热心人。在那个讲究划分阶级的年月，我妈妈并不忌讳与有“问题”的人来往。她调到工会工作后凡是有教职工结婚，她都会去上门道喜。一次她带我去参加一个婚礼后，敲开了同一幢楼另一户人家的门，开门出来的是一个穿着打扮比较耀眼的女人，后来我才知道她叫杨竹青。当时她有点意外，但很快就把我们迎了进去，我想：妈妈怎么会和她聊得这么热乎？真奇怪！“文革”后期有一次杭大组织教职工去安吉参加农业劳动，我妈妈被分配到和陈企霞先生一起给大家烧饭。妈妈洗菜、淘米、烧饭、炒菜，陈先生负责烧火。他沉默寡言，心情很压抑。妈妈边干活边找话题和他聊天，之后陈先生话逐渐多起来，也略微开朗起来。妈妈后来对我说：“看到他开朗起来，我也很开心。”
三是注意邻里影响。爸爸妈妈都是北方人，都很怕热，“文革”前每到夏天他们都特别难熬。我们提出买一把电风扇，既凉快又省却了摇扇子。以当时我家的家庭条件买把电风扇应该没有问题。但是爸爸妈妈的意见出奇的一致，那么多人家没有电风扇，我们去买来影响不好，不能买。看看父母那么坚决，我们也只能作罢。夏天晚上我们几个兄弟都睡在地板上，半夜里觉得身上有凉风吹过，睁开眼一看是妈妈在给我们扇扇子。
每到傍晚，室内光线逐渐暗下来，我们会很快打开电灯。这时妈妈会阻止我们，她说：“人家都没有开灯，说明还看得到，不要那么早开灯。”这时爸爸说：“你妈妈说得对！”以后我们开灯时都要先看看前后邻居是不是已经开灯了，我们才开。
四是对我们的同学、朋友非常友善。凡是来我家找我们的同学、朋友，妈妈都热情相待。她不仅能叫出我们同学、朋友的名字，是杭大子弟的还能说出他是哪家的孩子，他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同学走的时候她都会叫他们以后再来玩，所以我们家总是热热闹闹的。我们小时候是这样，大了以后有单位同事、熟人来玩她也一样热情。
现在妈妈走了，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原来可以叫妈妈的，现在没处叫了。原来一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阿姨询问妈妈的情况，现在也没处问了。无尽的思念将伴随我的余生。但是每当我想起自己这辈子有个好妈妈就会感到庆幸，感到满足，感到自豪。
2018年8月
作者：浙江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焦梦晓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