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子拾遗
倪赛英
一石激起千层浪。自从劳月先生在网络上转发了一位原杭州大学老教师关于杭大新村小区要改造拆建的消息后，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钱江晚报》于2018年3月23日就此刊登了整整两版，一些网络也纷纷转载；接着，杭州电视台又连续播放专题片进行报道评述。有人议论说，在当前现代化建设中，各个地方对当地破旧老房子进行拆建不是很平常很普遍的事吗？这个小区有什么大不了的，何至于搞得这么沸沸扬扬？
我父母亲是20世纪60年代初迁到这里的，一直没有挪窝，我从小在这个小区成长生活，算是老居民了。与大多数老邻居、小伙伴一样，被这件事搞得心里是五味杂陈。虽然媒体上已对该小区的历史底蕴、人文掌故、文化价值以及建筑和环境等讲了不少，但有些话还是郁结于胸，不吐不快。
当时此地还显荒凉。老杭州人都知道，松木场外是个什么地方。在这一片荒郊野地上刚刚盖建起来的楼房并不多，大约有十来幢两三层的楼房。我记得以前是叫“道古桥杭大宿舍”，实实在在记不得后来是什么时候改为叫“杭大新村”的。现在想想有点可笑亦可悲：明明是已经过一甲子有余的风风雨雨，杭大今何在？又“新”在何处？哎——是不是有点儿嘲弄的味道，抑或是聊作怀念的残迹？
孩童时，这里的环境还是可以的，虽无公园景点等秀丽山水，但比起老城里拥挤杂乱的陋巷简屋，两三层的仿俄罗斯建筑的楼房排列有序，楼房之间整齐的行人小道，还有刚种植不久的一批绿化树，有作为绿篱的低矮的冬青树和散布各处的香樟、水杉、枫杨等树木，还有爬上楼墙的蔷薇花、凌霄花，倒也绿意盎然、花香常飘，显得大气优雅。“文革”后，又种了不少桂花、枇杷、蜡梅、石榴花等更具观赏性的树木。外人如果初来此地，往往对满眼的花花绿绿赞叹不已。
值得称道的是，两层楼房的一楼住户都有个几十平方米的小院子，大多用半人高的绿篱围起来，整洁美观。不像现在大多都用砖墙隔开，有碍视野。印象中大多数院子被主人打理得漂漂亮亮的，种些花花草草，也有些既好看又可食用的植物。我母亲就种了些萱草，开的花很好看，晒干了就是黄花菜。“文革”期间我哥哥在中学里学工、学农、学医，老是到山上野外采些草药移植在院子里，也别具一格。印象最深的是6幢东头德梦铁先生家的院子，用一人多高的竹篱围起来，里面的花草很漂亮茂盛，特别是她家有几只猫很可爱，常常引得一些人隔篱张望。5幢中间陈桥驿先生家的院子也比较清爽，花草虽然比较平常些，但很应时很耐看。
小区还有个特点就是比较安静，除了小孩子游戏、打斗以及夏天晚上在外面乘凉聊天外，几乎没有什么喧哗吵闹。大人们都很文气，基本上不是去学校就是窝在家中静静地看书做学问，各家都很理解很自觉。不要说什么邻里纠纷口角相争，连家长大声训斥调皮捣蛋的子女也很少听到。
现在说起来，当年小区里住着不少是浙江省乃至全国的文化教育界泰斗、大师级人物。但当时因为年纪小，并未觉得他们有多么名声显赫、高深莫测。经常看到一些老先生在小区中行走，衣着简朴，待人和蔼，有时相互串门来往。夏承焘先生有时来找我父亲，但从不进家门，就在门口或窗外与父亲聊些什么。我父亲的历史系老同事如徐规、胡玉堂、管佩韦等先生不时到我家来聊一会儿。中文系的刘操南先生与我家在同一幢楼，来往更是频繁，刘师母与我母亲也很说得来，经常在一起唠家常。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杭大中文系读书，年已六旬的刘伯伯还为我们上课，他穿着类似蓝布长衫（其实不是长衫）摇头晃脑吟诗的样子看起来很有老夫子的风范。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文化馆工作，有一年国庆节因承担组织全市猜灯谜、对楹联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我以老邻居的关系登门邀请刘伯伯为这次活动助兴，他满口答应，欣然参加。他作为国学大师，那种儒雅的气质和朴实的作风，真令我既佩服又感动。我父亲也经常去别人家拜访，有时回家后会说几句他们的情况。
但是到了“文革”开始后，这里的画面就乱了。环境绿化没有人关注了，大人们很少来往了，到小区来的年轻人有些也变得蛮横无理了，不时闯进哪个住户的家里吵吵闹闹，搞得人心惶惶。(https://www.daowen.com)
大人们的事情，我们小孩子是不太明白的，在意的是同伴发小的事。我家对门是中文系的领导孔成九叔叔，长得有点魁梧；楼上是先后在数学系、教育系当领导的丁鉴伯伯，都是南下干部。我与孔叔叔的女儿丽娜和丁伯伯的女儿丁红经常在一起玩。丽娜房间里有个小书架，摆着很多文学名家的书，我有个哥哥很羡慕，有时去借来看。丁红从小爱看书，经常来我家安静地坐着看小人书，有时甚至忘了回家。我们一个单元四户人家，住户变动多的只有楼上11号。“文革”前有外语系蒋炳贤先生住过（其他还有临时过渡的记不清了），“文革”后杨招棣先生一家搬过来，他有四个子女。我们单元的小孩子多的时候有十来个，年龄大大小小也差不多，在一起很玩得来。我的哥哥多，他们熟悉的小区里的发小就更多了，有些曾交往甚密，都知道某某是哪位教授的子女，某某是哪位领导的子女，名字就不一一点了。
随着我们年龄渐长后，小伙伴们有的上山下乡，有的参加工作，回家次数和待的时间少了。再后来，浙江大学说是要对这里进行改造来动员搬迁，一大批住户就搬走了。但是有一些住户不愿搬迁，所以一直未能改造。于是，渐渐地成了这般冷清而荒疏的模样。
我父母在生病住院前也始终故居难离，感情很深，屈指算来在此居住已一甲子有余。我经常来这里看看，捡拾些零零散散记忆碎片。当年那些碗口粗的树木早已如水桶般粗壮，盘根错节；那些小院子虽然杂草丛生，仍不乏生机盎然；时多时少的落叶随意地飘散各处，寻找归宿。当天气晴好时，老房子的青砖黛瓦上的光影斑驳陆离，楼房之间的绿荫悠闲招展，几声鸟鸣呼应，两三只松鼠追逐，岂不有几分幽林古村的味道？
话说到此，不禁想到一个未必准确的比方：这住房是否因与人相处久了，也有了生命和灵魂，沾染了住户的气质和脾性？即使这小区因疏于管理而显得蓬头垢面、衣衫不整，这些房子年事已高而难掩衰老，但它身骨尚可、风韵犹存，如果稍加梳理打扮，或再略施粉黛，谁说就不会光彩照人、惊艳四座呢？尤其是它那平生满腹诗书和郁郁才华，那代表着20世纪50年代后浙江乃至全国高端水平的文化之魂，在人群中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当你与一位温文尔雅、涵养深厚、学识渊博、气度雍容的老人相识相知后，是不是会由衷祈盼他能健康长寿呢？难道能忍心让他无奈地孤寂地快速消失吗？
若作后想，岂不惜乎？悲乎？
作者：杭州大学历史系倪士毅教授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