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距离在远方——记童年小伙伴蒋绍心
蒋遂
“朋友”是个既古老又时髦的称呼。我有一个朋友，我俩的友情可以追溯到我三四岁时。他家离我家不过百步之遥，可是他已经至少八年没踏进我家大门，虽然有QQ，聊天也不过两三句话。他却是我心目中分量最重的朋友，至于他是否这样认为，我觉得无所谓。他，是原杭大中文系副系主任蒋祖怡先生的小儿子蒋绍心。
祖怡先生与家父蒋礼鸿、家母盛静霞都是杭大中文系同事，这同事关系要追溯到浙江师范学院。1952年院系调整，浙江大学的中文系和之江大学国文系都调整到浙江师范学院，浙师院办学在之江大学校址。由于我父亲是老之江的，本来就住之江大学中方教师宿舍头龙头的十间头。祖怡先生从老浙大调来，有幸入住二龙头原外籍教师宿舍上红房子。母亲和我说起过，在之江山上，她和父亲到祖怡先生家，看到有一小男孩在床上爬。这孩子得了一种先天性的残疾，叫作马蹄型内翻掌，这孩子就是绍心。
1955年，浙师院中文系从之江搬到体育场路，现在的《浙江日报》所在地，教师也搬下山。我们家搬到体育场路264号，是个大院，264号边上还有个尼姑庵。大院里除我家还有中文系蒋祖怡、吕漠野、刘操南、陆维钊先生，另有电工杜振江先生、杭大幼儿园的教师卢婉君女士，还有一位叶光庭先生，我搞不清他是什么部门的。
大院里有这么些家庭，孩子自然不少。我和绍心最玩得来，因为年龄上他属牛，比我大三岁（我属龙）。那大院挺大的，有主楼，上下两层，每层两户，住的都是中文系教师。有门房住杜家，有偏房住叶家，卢家住哪儿已记不得了。院墙高高包围着主楼，之间是通道。记得有一次我和绍心“过家家”，他手里拿着母亲给的土豆，和我一边吃，绍心一边围着主楼转，嘴里说：“这是‘饭饱’。”大家要奇怪了，绍心不是“马蹄型内翻掌”吗？怎么会走路？原来他穿了一双特殊的皮鞋，鞋帮上有铁毂扣在小腿上，加强了脚掌力量。当然穿这鞋走路并不容易，所以绍心从小练就了异于常人的坚强性格。
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和绍心家有关。绍心祖父去世了，来接的是一辆三轮摩托车。那摩托车右边的座位经过加长，正好躺一个人，能盖上盖子。这种车那时也叫“香蕉车”，接尸体的棺材像个大香蕉。在温暖的阳光下，老人被接到那个叫作“极乐世界”的地方。很久很久，直到有了互联网，我才知道那是一位名人。
绍心祖父叫蒋伯潜，浙江富阳人氏，蒋家在富阳大源新关乡是望族。伯潜先生研究经学，这在当下是绝学。他还担任过杭州第二中学校长，不知为什么，杭二中校史上居然没有他。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省、市第一届人大代表。伯潜先生交游广泛，郁达夫、蒋百里等都是他同好，陈布雷是他的学生。
1957年，浙江师范学院在松木场建起新校舍，住在之江山上和体育场路的教师都搬去那里。因为宿舍西边有一座道古桥，遂以此命名。据说道古桥是纪念南宋数学家秦九韶的。一年后，浙江师范学院和省委党校合并组建杭州大学（省委党校后来又分出去单独建校）。
绍心家住在道古桥宿舍4幢2号，我家住5幢4号，中间隔着一条小路。绍心家我去得最多，用绍心妈妈（我叫她蒋妈妈，绍心也叫我妈蒋妈妈）的话说，她家的抽屉我比自己家的还要熟悉。每到吃中饭的时候，爸爸就跑到绍心家后门喊：“蒋遂，吃饭了。”绍心聪明，会不少玩意儿，比如，他会用半把破剪刀刻石章，这手艺也传给了我。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肚子饿得“咕咕”叫，他用父亲的钢板蜡纸刻“麸皮馒头”票，用皮鞋油刷印在黄板纸上，以假充真，和我一起买馒头吃。他还会安装收音机，从矿石机、电子管机到晶体管机，为日后成为电子学专家打下了基础，我因此学会装矿石收音机，还得到杭州市小学生安装矿石收音机比赛第5名。20世纪60年代初我父母去农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我安置到绍心家，把我姐姐安置到陆维钊先生家。我和绍心吃一锅饭，睡一张床，亲密无间。蒋妈妈在我上学时还用一个旧信封装一袋炒米粉，加一瓢糖供我课间充饥。(https://www.daowen.com)
绍心读初三时，家里为他做了矫正手术。这手术本是越早做越好，无奈绍心家有年迈的奶奶和四个哥哥、姐姐，母亲又没工作，实在负担不起，手术后双脚也达不到正常双脚的功能。手术后绍心打了厚厚的石膏，待除去石膏，脱下厚厚一层皮！绍心在康复过程中，为了给他解闷，我把他背到自己家、任平家去玩，就像背着一位好兄弟。
1966年，“文革”爆发。绍心家和我家多次被抄家，据邻居张小国说，看到绍心奶奶的金戒指等物件被造反派抄家时据为己有。我们一帮“狗崽子”只好抱团熬过苦难的日子。1966年后一个国庆日（可能是1967年国庆），我和任平扶着绍心爬上宝石山，越过初阳台，到葛岭看烟火。我也曾和绍心、任平一起去上海串连。
1968年年底，“上山下乡”运动来了，任平去了余杭大陆公社七贤桥，我去了黑龙江二龙山公社东凤阳。绍心看小伙伴一个个离开，也闹着要去黑龙江。蒋妈妈含泪为他缝制丝棉棉裤，是为他残疾的双腿挡一挡寒风。经邻居再三劝阻，绍心才断了去黑龙江的念头。后来，根据兴趣爱好，他被街道分配到大集体工厂——杭州大众无线电厂。
1969年夏秋季，我母亲受“之江大学间谍案”专案组迫害，肠梗阻急须手术。我和姐姐在黑龙江，父亲在牛棚，家里没一个亲人。绍心自动担任起照顾工作，拖着残疾的双腿，忙前忙后，使我母亲转危为安。我当时远在黑龙江，具体细节不太清楚，后来和我家的老邻居于忠屏阿姨说起，她啧啧称赞：“那时可亏得有绍心照顾，要不大娘可怎么办啊！”
祖怡先生在“文革”中，与造反派争斗，气得中风，自此也落下腿脚的残疾，要拄着拐棍行走。“文革”后他又挑起培养研究生的重任，但经过“文革”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年轻学生的学习自然有脱节。祖怡先生带研究生非常吃力，一次他和我说起：“《文心雕龙》他们看不懂！”
绍心虽有两位哥哥（大哥绍愚，北大中文系教授、博导；小哥绍忠，浙大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浙大总经济师）、两位姐姐（大姐绍惠，北师大数学系教授；小姐绍忞，杭州电力设计院院长），但只他和父母住。父母日见年迈，还有更老的奶奶，都得靠绍心照顾。祖怡先生为培养人才耗尽心血，得了严重的白内障，要开刀才能恢复视力继续工作。所有人都劝他放弃开刀，他不听，说为了工作宁可睁着眼睛死，不愿瞎着眼睛生！结果，祖怡先生手术后没多久就去世了。那个年代，医院没有护工，也请不起保姆，伺候父亲的重担几乎全压在绍心身上。为了给父亲看病，他还不时从绵薄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负担医药费。
绍心虽有残疾，但聪明绝顶，又孝顺长辈。一位美丽善良的同事姑娘温时美早就对他心有所属，两人喜结连理，有了乖巧的儿子宇强。时美的父母都是离休干部，父亲做过杭州莫干山中学领导，母亲做过杭州外国语学校领导。两位长辈对绍心非常满意，说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难找。绍心凭着聪明和坚韧，在电子学方面闯出一片天地。大到用直线电机驱动的电梯，小到用超声波清洗隐形眼镜镜片的清洁器，他研发的电子产品数不胜数。慕名请他开发产品的有浙江大学直线电机研究所，国企大佬华北油田，杭州、温州的企业家。
绍心的儿子宇强渐渐长大成人，出国留学，考研攻博，在一家研究和生产超高压输变电路的德国公司任职。中国广博的大地正需要这种远距离超高压输变电技术，宇强身在德国，心系祖国，成了这项技术的推广者和中德友谊的纽带。宇强的女儿文沪出生后，绍心与夫人轮流去德国帮助照看小孙女。绍心说：“小孙女会拉着他的手进入梦乡，他很享受这样的安宁祥和。”我也为我的朋友生活幸福而真诚地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