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大新村忆旧——在姜亮夫先生门下当“学徒”
计伟强
入夏了，杭州又开启“火炉”模式，气温突然就飙升到39度，不过空气也变得干净了，在炽烈的阳光下，天空变蓝了，蓝得几乎像37年前在杭大新村穿过树荫抬头看到的一样。
1981年，也是夏天，系领导找我谈话，说语言文学研究室的老教授姜亮夫先生急于恢复“文革”起停滞下来的工作，而先生原来的助手郭在贻老师、张金泉老师现在已经承担着大量的教学和研究任务，学校需要为姜先生重新配备助手。郭在贻老师是我的古汉语任课老师。经郭老师推荐，系里考虑让我从大四最后一个学期开始，在撰写毕业论文的同时，提前为姜先生工作，帮助先生整理受“文革”干扰积压下来等着出版的论著。姜先生、夏承焘先生是当时杭州大学中文系最负盛名的两位教授。因为有他们在，才有所谓“北大中文系是地主，杭大中文系是富农”的说法。姜先生在清华研究院的老师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之后在上海工作期间又拜章太炎先生为师。他的《屈原赋校注》是我读楚辞的重要参考书，至于先生其他的丰富著述，虽说还没有接触，但名声在外，也是仰慕已久。现在我居然能够做先生的助手，真是喜出望外，当时就一口答应了。
杭州大学正门往南，沿着杭大路，过西溪河上的道古桥左拐，有一个跟通常所见不太一样的住宅区，里面有不少小洋楼，树木花草繁茂，环境安静，是杭州大学许多专家学者的住所。这就是“杭大新村”，因为在西溪河南岸、道古桥东边，也叫“杭大河南宿舍”，或“杭大道古桥宿舍”。姜先生就住在那儿，一幢两层小洋楼的一楼。先生家正门在南面，带个花园。进门是客厅。客厅东面是主卧，师母陶秋英住。客厅西面是个书房，那时是姜先生的女儿姜昆武一家三口住的。客厅北墙放着一只立式钢琴，虽说老旧，那架势依然高贵。客厅尽头西北边是后门，东北边就是姜先生的房间了，很小，窗户朝北，一张床，一张老旧的写字台，一张椅子，然后是堆着的书和杂物，很挤，来个人只能站着说会儿话就走，没处坐。
初进师门，很正式。郭老师领我到先生跟前，说“小计来了”，因为事先已经介绍过我的情况，征求过先生的意见，就没再多说什么。姜先生坐在椅子上，师母陶秋英站在一侧，都挺高兴，很和蔼。我小心地向先生和师母问好。然后师母说了：“你算是入室弟子，本来是要跪拜的，现在不时兴了，就免了吧。”听得我惶惶然，不知所措。当时的场景，更像是旧时徒弟拜师学艺。清华是洋学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诸先生估计不会要姜先生行跪拜之礼，而后来章太炎先生收姜先生为弟子，姜先生或许就是行大礼的吧？当然，我从来没有问过。凭我当时认师的气氛，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身份，应该是更接近于“学徒”。
学徒是要干活儿的。自此开始半年，然后是1982年2月毕业正式留校担任姜先生助手，我跟着先生工作前后共有3年半时间。姜先生80岁了，高度近视，行动不便，平时不去学校，于是杭大新村4幢3号就成了我经常出入的地方。
我最初的任务就是逐篇整理先生的楚辞学论文，编辑先生《成均楼论文辑》之一《楚辞学论文集》。像《说高阳》《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秦诅楚文考释》《荆楚名义及楚史地》《楚郢都考》《楚文化与文明点滴钩沉》等篇，至今想来，仍会脱口而出。这些稿子共有20多篇，都是先生历年累积。其所论，往往从文献到出土文物，从语言到历史，从社会形制到民间习俗等等，旁征博引，加上姜先生博闻强记，有些资料信手引用，所以需要由我重新核对原始出处。先生眼力不济，高度近视，通常原稿草就，付与专人誊抄复写。这个誊抄复写的本子中有一份，就是我的工作本子。誊抄者我没见过，只晓得是个上点年纪的人，是以往先生专门聘请的，既写得一手好字，又有初步的专业知识，读得懂先生的文章，但是毕竟还是会有疏失错漏之处，于是就成了我要解决的问题。除了核对资料，纠正誊抄错漏，对观点、论证过程如有疑问，自然也要提出来，而这往往是我尤为关注的地方，也是最能够刺激我的兴趣，让我在核对资料、检查文字誊抄错漏之余获得成就感的所在。记得当初整理《楚文化与文明点滴钩沉》一文，原稿讲到楚国特有官制，本来有“除道”“营军”两个小条目，用的书证是同一个，就是《左传·庄公四年》：“令尹关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这显然是个不小的问题。此处“除道”是开辟道路，“营军”是统领军队，不是官职名。我向先生提了出来。先生一听，马上就说：“好，删掉！”助手真的“助”上了，很得意，所以我就一直记得。
除了工作，“学徒”自然会想着学本事。姜先生知道我喜欢训诂学，看过我以往写的古汉语论文，可是他要求我读的第一本书却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刘易斯·亨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姜先生非常重视摩尔根对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曾在其论著中多次引用，比如《叴猶为鬼方考》《说高阳》等等。他早年还曾以摩尔根等人的学说全面论证《尚书》，写成《尚书新证》一书，可惜历经战乱，只剩残页了。先生的意思是，研究古代语言文字，首先要了解古代社会；再者，研究古代语言文字，其最终的目的也是掌握工具，借此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与文明发展。也因为这样，我在姜先生身边，在学习和研究上，打开了视野。1982年上半年到1984年上半年两年间，我先后在《中国语文》、江西社科院《争鸣》和《杭州大学学报》增刊《古籍研究所论文专辑》独立和合作发表了三篇语言学论文。其中《为什么约定俗成的结果正好是这样——浅谈语音和语意的结合有一定的缘由》由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https://www.daowen.com)
姜先生学生阶段正值西学东渐的又一高潮，尤其是他在清华研究院的老师正是几位学贯中西的大家，这使得他的研究更富理性思辨特征，其研究方法受到西方学术路径影响明显，具有很强的科学性。他论证一个观点，往往列举极其丰富的资料；很多时候他同时研究几个课题，互为印证，或者一个课题，从几个方面研究。再者，他往往是主课题与副产品同时收获，为研究某些课题而积累排比了丰富的资料，等主课题研究完成了，这些资料进一步充实完善编辑起来，又成了非常有价值的工具书，或者本来最初的成果是珍贵资料的辑录，而后又有了对这些资料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如《瀛涯敦煌韵辑》《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莫高窟年表》《敦煌学论文集》《敦煌学概论》等等。
还有就是姜先生论证中往往是具体的文献资料和广泛的理论学说并重。他说自己研究古史，“植基于语言文字。而为玑衡者，大抵不出穆勒利尔、恩格斯、摩尔根、马林确斯特、罗维诸家之说”。也就是说姜先生一方面依据具体的古代语言材料，具体的文字记录；另一方面每每以社会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理论来考察、观照、衡量、判断中国古代历史。因此，他的研究便更具广阔天地，更具想象力，对其后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具探索空间的启迪。
说助手像“学徒”，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跟先生一家的关系，显然比普通的学生、同事要亲近得多。姜先生偶尔去杭大医院看病，会让我陪着他。有时候师母也会让我帮着整理她的画作题记。姜先生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会让我帮着安排。在先生家里，我碰到过前来看望先生的著名学者钱伟长、季羡林等。最有意思的是先生在太炎先生门下的小师弟，苏州朱季海先生，通常每年来一趟，住一阵子，既是看望师兄，也是顺便休养、读书。姜先生说，朱先生是太炎先生最喜欢的小弟子，一身清贫，但极聪明，精通英、德、日、法语，学问广博。那个时候大家生活都不容易，就算是姜先生这样“文革”前二级教授的工资，也很有限。朱季海先生没有工作，自然也没有收入，每次来师兄这里，住的时间长一些，也算是请师兄接济，往往无所谓客套。有一年的暑假，姜先生把我叫去，塞给我一些钱，说朱先生来了，嘱咐我悄悄将朱先生安排住在杭大招待所，食宿费用都付了，不要告诉师母，意思是怕师母知道了生气。他们师兄弟的情谊是令人感动的。那阵子，对我来说，也有了难得的机会，跟着师叔讨教学问，真正见识了一位学术领域广泛、性格独特、洁身自好的学术奇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这位训诂大师那次大谈美学和世界美术史。他说这次来杭州，重点就是冲着美术史课题来浙江图书馆看书找资料的。其间谈到李泽厚《美的历程》，颇不以为然，语气严厉，把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1983年4月，也是在杭大新村，姜先生学术生涯中一件大事发生了：国家教育部批复浙江省教育厅请示，同意杭州大学成立古籍研究所，姜先生担任所长。为了离姜先生家近一点，古籍所办公室就设在杭大新村19幢。1983年4月18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大会召开。姜先生特意叮嘱我做好会议记录，告诉我档案文书的重要性。如今这份会议记录，还保存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古籍所初创之时，常务副所长平慧善老师主持日常工作，她跟雪克老师是先生的左膀右臂。平老师和雪老师的家也在杭大新村。教育部委托先生办的敦煌学讲习班组织学员去敦煌考察，是雪老师带的队，我帮着雪老师打下手。先生还有两位得力帮手，那就是当时还在浙江图书馆当副馆长后来调任杭大古籍所副所长的崔富章老师，姜先生的弟子，也是曾经的助手张金泉老师。先生在家里办公、研究，我就是姜先生跟这些老师之间的通讯员。当时古籍所还有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徐规先生，一代礼学宗师沈文倬先生，文理兼通、独步于古代天文历法和科技史的刘操南先生等多位学术大家。蒋礼鸿先生主要的工作在中文系，是中文系古汉语研究的学术领军人，但是教育部委托姜先生举办敦煌学讲习班，以及古籍所招研究生班，蒋礼鸿先生也来授课，参与主持答辩等。郭在贻老师既是中文系挑大梁的教授，也是古籍所一些研究项目尤其是敦煌俗语词研究的挂帅者，同时他也在古籍所研究生班授课带学生。这些学术大家基本上都住在杭大新村。那几年，姜先生真的是很拼，带领所里的老师一届接一届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引进了当时能够得到的全套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启动敦煌文献研究，同时继续整理出版自己的专著。当年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培养计划和所里第二个五年计划就是姜先生口述，我帮他记录的。原件现在也还在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历史档案之中。那几年姜先生自己则连续出版了《楚辞今译讲录》《古文字学》《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等专著。期间我参与了《楚辞今译讲录》和《古文字学》的校对，《楚辞学论文集》的整理，《楚辞通故》部分条目的整理，《敦煌学论文集》部分篇目、《古史学论文集》部分篇目的整理。1985年2月，我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热潮所激励，一心想当个“船头的瞭望者”，投身新闻工作，调往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后转调浙江电视台。
1981年那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我站在杭大新村4幢3号姜先生家花园里，抬头望去，树冠之上天空一片蔚蓝。那是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也是个重新尊重文化学术的时代。如今，恩师已故，旧时庭院满目破败，我的“学徒”生涯也已经远去，了无痕迹。杭大新村又会怎么样？草木有知，仍具当年灵气，小楼无怨，且说昔日情怀。杭大新村会留下来，会留下姜亮夫先生的故事吗？
作者：姜亮夫助手，浙江广电集团钱江频道副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