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大新村——我曾经的家
陈瑞
我的公公是杭州大学地理系教授毕敖洪，公公离开我们已11年有余；婆婆是杭州十中政治教师王燮芬，也离开我们快一年了。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初在杭大新村成为新媳妇时的情形……
1988年元旦假期，和先生忘乎所以地在南京游玩了一周，踏上了南归的列车。在火车上我开始惶惶不安起来，这次要回的不再是娘家，而是杭大新村公婆的家。从此，在家里的身份不再是女儿，而变成了媳妇。
我万般无奈地、怯生生地跟先生进了杭大新村，发现家门已被擦得像水洗过一样。按了门铃，婆婆来开了门，我进门后别扭地将“毕老师、王老师”改成了“爸爸、妈妈”，婆婆倒是答应着，公公只顾“嘿嘿”地乐，甚至忘了答应。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恐惧不知不觉地被慢慢抛弃，倒是有种游子找到亲人的感觉，有了安宁的归宿，好像公婆家在许多年以前原本就是我的家。难怪儿子出生时，先生远在非洲工作，娘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到杭大新村来探视后，都放心地说我在公婆家完全就像在自己娘家一样。
因为公婆不但熟谙“有容乃大”，包容了我身上的所有缺点，而且从我身上发掘出了种种共同的爱好，找到了我们原本就是一家人的理由与基础。
公公、婆婆喜欢京剧。晚饭后洗刷完毕，只要戏剧频道有京剧，公公总要招呼我一起去看，他开心起来还会跟着哼上几句，婆婆总在一旁边看边耐心地听公公讲述他的欣赏心得。由此我也知道了那些公公婆婆喜欢的京剧大家：耿其昌、李维康、李世济、于魁智、李胜素等等，虽然公公始终没有培养起我对这些大家唱腔的欣赏能力，我倒是迷上了京剧里那些华丽丽的唱词。我是个红迷，公公婆婆为了我这个爱好再读起《红楼梦》，于是我们又多了个共同话题。我爱啃鸭头，公公会打趣地说上一句“这鸭头不是那丫头”，我就顺口补他一句“头上哪讨桂花油”。
虽然公公是地理系理科教授，我们一样爱读《小说月报》。他有蛮高的鉴赏力，当年他推荐我看的《一地鸡毛》《北京人在纽约》《活着》《清明过后是谷雨》后来都得了《小说月报》百花奖。我们一样闲来爱翻翻唐诗、宋词，遇到问题，公公会自告奋勇地去向古诗词专家盛静霞先生请教，偶尔有一两次盛先生一时也给不了确切的答案，她会很严谨地说要回家翻翻资料再告知。到第二天，盛先生的解答就出现在我家的信箱里。(https://www.daowen.com)
我爱跟着婆婆一起去逛菜场，特别是到了春天，菜场里满目的新鲜，充斥着蔬菜的清香，是我十分喜欢的。婆婆教我春笋是矮矮胖胖白白的好，芹菜是根须短的好，茄子是颜色深的好……不管这些说法是不是百分之百的科学，反正至今买菜我依旧保留着婆婆帮我养成的挑选习惯。在儿子出生之前，婆婆带着我一起织毛衣，做小小的衣服，在小衣服上绣图案，至今回想起来，依旧是一段岁月静好的美妙记忆。
公公婆婆的宠爱宽容，使我变得放纵，女儿本色尽显。记得有一次公公和好友金锵教授在客厅聊天，我在大房间看录像《白雪公主》。看到有趣之处，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怀孕后已经颇显规模的我笑得翻下了藤椅，摔倒在地上。一向神闲若定的金校长很紧张地站起来问：“怎么啦？怎么啦？”看我一骨碌地从地上站起来，公公很镇定地说：“小孩子，别理她。”是啊，在长辈眼里，我们永远是孩子。
1989年8月，儿子出生了，小小人儿成了我的外交媒介。院子里原本我敬而仰之的先生、见面时矜持得只肯赐我莞尔一笑的师母，都成了邻家伯伯、婶婶，开始有了闲聊。对门丁建宏先生的阿姨是儿子的丁家阿太，在小学教过书，每次见到小人儿，都会对他唱几句儿歌。小人儿先是被抱着去，后来会独自走着去阿太那里串门，阿太每次都会给他装上几小碟零食，有时还会教他唱儿歌、做手工。四楼的杨文群先生研究儿童教育，给我送来了有关科学育儿的杂志。我给儿子在书店买过一本注拼音的儿歌书，拿回家一看，竟是五楼一位物理系教授的夫人金珠芬老师编的。金老师在幼儿师范工作，于是每次在楼道上碰到她，打招呼时就多了几分敬意。金锵校长的夫人严阿姨也在幼儿师范工作，特别有孩子缘。每次来串门，被装在学步车里的儿子都会冲到门口去迎接。体育系的袁宝玉老师是儿子小朋友平平的奶奶，平平比儿子年长三个月，袁老师有时会在院子里指导他们踢幼儿快乐足球。楼上汪飞白先生的夫人陶阿姨是儿子的好朋友——阿陶奶奶。每次见面，她远远地就会拍着手叫“原原、原原”。有次汪先生要去美国讲学，阿陶奶奶将随行，她一本正经地跟我说要把原原和她家的猫咪一起装行李箱带出国门。
我所敬仰的大师级人物，在儿子眼里没有了耀眼的学术光环，只是慈眉善目的爷爷。曾经一度，只要看见蒋礼鸿爷爷，他就超级喜欢跟在蒋爷爷后面，把双手放在背后，学着蒋爷爷的样子走路。蒋爷爷发现后面有动静，就停步转身，见蒋爷爷停下来，儿子也就立马停下。蒋爷爷终究没有发现后面的小人儿在捣什么鬼，但儿子在蒋爷爷后面亦步亦趋，终究还是吸来了些文气。如今“毕家有儿已长成”，儿子没有成为写作高手，倒也成了个能用中英文写作的快手。
在杭大新村，我不仅有了亲人，而且有了远亲不如的近邻。其中滋养，帮我完成了从女儿到女人的艰难蜕变，实现了教师和母亲的美好交汇。
月有阴晴圆缺，年有春夏秋冬，物有成住坏空，公公、婆婆相继离我们而去。没有了家人，杭大新村那单元那公寓于我而言已不再是家。自婆婆走后，我一直不忍去，也不敢去。留下的只是我沿保俶路骑车去上班，有时路过西溪路口，恍惚间觉得婆婆会像平时那样碰巧路过，慈爱地笑着和我打招呼，于是胸中涌起一股暖流。
作者：杭州大学地理系毕敖洪教授儿媳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