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的总体社会伦理

代代衍生，生生不息，是所有生物的最高价值观，要实现它，生殖是唯一手段，它依靠于生物个体，每个个体都责无旁贷。中国传统道德中，孝具有独特地位和意义。“孝”字的构成，上为老、下为子，它是一种前辈、后辈的传和承。孟子总结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思想源远流长，中国崇尚多子多福，断子绝孙是最大的诅咒。

人多力量大，为避免弱肉强食，为保家卫国，需要生殖。孔子在《礼记》称“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他将人稀地广称为国君的耻辱。孔子、孟子都将“不娶无子，绝先祖祀”视为一种罪恶，认为这种行为不但绝了生者的去处，而且也绝了祖宗的祀食。中国的造字者说得更白，男女结合即为“好”。

人类百万年历史中人口不断发展，人口学家将其分为四个时期：①史前的原始静止时期（公元前100万—前3000年）。②古代和中世纪的缓慢增长时期（公元前3000—1650年）。③近现代的过渡增长时期（1650—1950年）。④当代的急速增长时期（1950年以后）。史前时期（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100万年，世界人口为1～2万人，公元前1万年为400万人，公元前3000年为3000万人，公元元年为2.3亿人。2011年10月31日凌晨，全球第70亿名成员在菲律宾降生。

战争、自然灾害会给人口带来灾难，国强民富能抵御之，某种意义上人多是象征。国强人多、国弱人少的现象在200年之前具有普遍性。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成为春秋霸主。商鞅说：“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资治通鉴》说：“人口滋多，则赋税自广。”西方观点与中国类似，《道德与政治法则》作者阿奇迪肯·佩利认为：人口是度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最佳方式，一国幸福与繁荣的增进，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口的增加；一个国家可能遭受的最惨重的灾难就是人口的衰减，人口的增长的目标，在所有国家都应当胜过其他一切政治目标。地球可利用的生存资源有限，总体人口也有限，在人多势众、人多国富的简单逻辑下，人类总是随着各个帝国的兴衰，人口此起彼落。(https://www.daowen.com)

终于有人对这种逻辑说不，那是马尔萨斯。工业革命使英国快速发展，人口也迅速增加，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恶化，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不认为那是国富的象征。马尔萨斯1796年发表《危机，一个宪法支持者对最近的有趣的大不列颠的状况的看法》：在人口问题上我不能同意阿奇迪肯·佩利的观点，如果说人口总数是富裕程度的标志的话，它所代表的也仅是过去的富裕，他的逻辑是国富是因，人多是果，不能倒多来说，人多不一定就国富。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增长快于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而给人类社会进步造成的障碍。这是他的《人口原理》的核心思想，并提出通过被动型、主动性抑制人口来减少人口。被动型抑制包括战争、瘟疫、饥荒和各种疾病，主动性抑制则包括晚婚、避孕、流产、杀婴和节欲等方式。马尔萨斯被视为现代人口学的奠基人，达尔文是他的粉丝并引用他的观点，他深深地影响后人的生殖观。

近二百年社会快速发展，人口也暴增。1804年地球人口为10亿，1927年、1960年、1974年、1987年、1999年、2011年的人口分别达到20、30、40、50、60、70亿。地球人口达到10亿花了过百万年，从10亿到20亿花了123年，从20亿到30亿花了33年，而从30亿到70亿人口，每增加10亿人口的时间只需要12～14年。

1987年7月13日，世界第五十亿个人在前南斯拉夫诞生，为了使人们认识人口形势的严峻，联合国确定每年的7月13日为“世界人口日”。马尔萨斯为人类生殖敲响了警钟，还引发了“地球能容纳多少人”的辩论，中国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他的观点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