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约定的社会适应

约定是人类合作、分工的基础，它让人类处于一种有序、高效的状态。人类的约定分情、理、法三个层面，其产生和执行的主动意识是其他动物无法比拟的。社会通过情、理、法协调着人际关系，每个人又通过情、理、法维系着社会秩序。《中庸》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可以理解为君子行为的情、理、法的自觉到位，这是自律的最高境界。中庸，中指不偏，庸指不变、守常，要真正做到，需要终身的践行。孔圣人能做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直到七十岁才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情，指人之常情，可以说是人性、人的本能，也可以是习惯风俗、人情世故。理，指天理天道、伦理道德、公序良俗，是社会共同的行为规范，它大量存在于习俗、传统、规则、公共利益、正义感之中。法，往往指国法，是一种具有强制力的行为规范，是一种底线约定，公正、公平是其准则。

情是人的本源表现，“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理是情中向善的部分；法是基本的理、基本的善。情的特点是千变万化、有恶有善，理的特点是向善，法的特点是强制性、惩罚性。情更多地表现在个体，呈柔性，而理、法主要以群体为对象，呈硬性，表现出情有可原、法理难容。东方人骨子里认可“人本善”，所以他们常“讲理”；而西方人骨子里认可“人本恶”，所以他们更“讲法”。

口里有痰，会烦躁、会不舒服，必须吐出来，吐痰是人的基本排泄功能，是一种基本需要，吐痰合情，但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吐一口，就会影响大众情绪，还可能引起疾病传播，这就不是一种善，就不合理，如果直接往别人脸上吐，那是对人的伤害，这样的吐痰就不合法了。肚子饿了要吃东西，这合情，自己没有向别人讨要，这也合理，但不管别人同不同意，抢别人的食物吃，这就成了不合法。

情、理、法这三种约定从内涵来说是相通的，所以说“天理无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当然也存在明显的差别。从约定的范畴来说，情大于理，理大于法；从约束力来说，情小于理，理小于法。有时情、理、法还相悖，法律与感情完全对立，比如平时说的法律无情、不徇私情的执法如山。(https://www.daowen.com)

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规矩，这两者可以上升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它们相辅相成，最终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集中体现。现在的社会之所以成为现状，自有它的规矩在，包括大、小社会的情、理、法约定，这些约定不论你认为适当不适当，也不论你相不相信，它都在那里。我们要适应这个约定的社会，就要懂规矩、守规矩，要有“信”。当今世界充满了浮躁，跨国、跨界的谩骂成为流行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共识没有达成，对别的社会、别的国家、别的行业、别的圈子规矩的不理解。

具体到个人，我们怎么适应这个约定的社会？就是要做到于情、于理、于法的合适，否则就会人情不容、天理不容、国法不容。于情方面，我们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即要有“仁义”思想。于理方面，我们做事要讲理，无理寸步难行。情、理、法的约定总在利己和利他中找到公约数，利己、自私是人的本性，它不教自明，而理的本质是善，这要求我们除了善待自己，还要善待别人，所以我们讲理之时要注意行善，做到礼尚往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于法方面，讲法应该是我们做人做事的底线思维，它犹如烧红的铁炉，你触碰了，它就会烧你，法的威力在于它的惩戒性，我们不能做以身试法的傻事。

爱因斯坦说：我们时代的特征便是工具的完善与目标的混乱。要有共同的目标，就要有情、理、法的共识达成，我们可以抗争这个社会不合适的情理法，社会也在这种抗争中前进。不争也是一种策略，不对抗就去适应，我们最终还是要融入这个社会，上善若水；我们不想、或想少点孤独，我们就要适应这个社会，这是个合作、分工、约定的社会，适者生存，愤愤不平只能是自讨苦吃。和合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核心，我们当自觉行之。

“指月之指”是著名的佛家公案，我们有太多的手指指向健康的明月，所以我们会东一耙子西一扫帚，不知不觉地以指代月、见指忘月。但不要忘记，WHO推荐的指南也只有四指——合理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如果把社会适应也算一指，五指成一手，它们就构成指向健康之月的手，即“指月之手”，但也请记住月是月、手是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