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医斗争中维护近代中医学立足之地

近代中医学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了严重的危机，封建君主专制下的中国到19世纪，政治腐朽，经济落后，内忧外患，清朝政府推崇尊经法古，中医学发展偏离实践方向，缺乏科学性与创新性。同时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医学大规模传入中国，从此开始了两种医学并存的局面，中西医的斗争开始了，在医理医术上的辩论战、在商业经营上的争夺战开始了。这场斗争初发时，仅只在暗地里汹涌或口头上争论，但自从清光绪四年（1878），朴学大师俞樾发表《废医论》，明确提出废除中医之主张，将这场斗争透明公开化。中西医斗争一般都是停留在学术界的层面上，但有时执政部门也通过权力干预，甚至通过政府部门正式提出取缔中医的法案，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巨浪。

在这场斗争中，中医方站在斗争前沿阵地的大都是孟河医派的医生。丁甘仁在1907年打了一场漂亮的中医保卫战，在上海广慈医院内，中医主将丁甘仁与洋大夫约翰比赛，以20天后能否治好病人见分晓，最后丁甘仁获胜，西医约翰羞愧难当。从此在大上海，中医的威信又得以重新树立。

1928年，孟河医派传人陆渊雷首次跳出医理之争的圈子，在《医学春秋》上发表一篇文章，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西医发起攻击，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西医界之奴隶派》，指出那些要废除中医的西医，仅是西医中的一部分人，他把这一部分人称为“奴隶派的西医”。他说：“西医界中别有肺肠的只那几个奴隶派罢了。”他把批评的对象，即那些反中医的人，定性为做了西医奴隶的没心肝的人，把反中医的人列入了另类，在伦理上置他们于死地。这是陆渊雷在那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根据中国的民族习俗所打出的一套“太极拳”，一套使对方无话可说的“致命拳”。

在1929年的中医存废之争中，保中派就是使用了陆渊雷们的这种策略进行斗争而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从此，中医界善于利用形势，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把这个原本是学理之争的问题政治化，从而缓解了危机。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并且余云岫等人还向教育部建议“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在这关乎中医存亡的危急时刻，陈存仁、张赞臣等年青一代的中医勇敢地站了出来，与当局进行抗争。他们邀请上海中医界前辈丁仲英、谢利恒等人，共同组织中医界的抗争行动。3月17日，上海近千家中药店宣布停业停诊半天，以表示对废止旧医案的抗议，店门口都贴有“反对取缔中医提案”“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地”“罢工半日，表示我们的力量”“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之粹”等标语。接着召开抗议大会，并最终决定到南京发起请愿活动。请愿团得到了当时南京行政院长谭延闿等人的接待，谭延闿表示：“政府行政，断不可违背民众之需要，中央卫生会议之决议案，断无实行可能。”监察院副院长陈果夫也表示：“余于中医药绝对信仰，确有保存提倡之必要。”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也支持请愿团的要求，说：“中央卫生会议之决议案，违背我国国情，余全力支持中医药界之正义呼声。”于此废止中医的行动必定是不会成功的。果不其然，行政院命令卫生部将中央卫生会议的提案撤销，并宣布将3月17日定为“国医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