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化研究
技术进化研究国外始于20世纪60年代,国内始于20世纪80年代。技术进化的研究主要基于创新理论和演化经济学,比较系统的研究是1982年代表新熊彼特思想的纳尔逊和温特提出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他们指出进化系统主要包括引进系统创新、合理选择和搜索能力三个基本特征。[29]众多学者从创新角度,对技术进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默克尔(Mokyr)提出的知识和信息作为技术进化的遗传基因理论。[30]还有学者从技术史学和技术社会学视角,利用了生物类比的方法,如巴萨拉(Basalla)通过技术人工物揭示技术发展的某些问题,技术发展的要因不是来自科学知识,也不是技术发展的群体或技术经济因素,而是技术人工物本身。[31]巴萨拉从技术发明根源的分析认为,创造性技术活动的最终产品,一般都会给世界添加点人工制品,如一个铁锤、一个闹钟或一台电机之类的东西。生物类比方法都是把技术人工物作为技术进化的动态表达焦点。
国内学者大多从宏观角度分析技术进化现象,如通过复杂性和技术(系统)的自组织性揭示技术的进化特征[32],或者从技术、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分析技术进化的模式和进化趋势[33],但国内的学者大多没有对技术进化理论与生物进化理论之间的联系做出说明。和国内学者不同,国外学者从微观的角度、以经验案例的方式分析阐释,齐曼(Ziman)等关于生物和技术进化的类比性研究具有代表性。[34]他们指出技术进化与生物进化之间具有极其明显的相似性,但又有所不同,不能笼统地把生物和技术归为同一类。他们还提出可以用一种修正了的进化理论来隐喻解释技术的变化,把技术纳入生物复杂系统。进化是群体的进化,而不是个体发展。人工制品的选择与设计也类似于基因,技术创新和进化的单位是一种类似于基因的东西——“模因”(meme),包括思想、概念、观念、信念、设计和理论等。从某种意义上看,齐曼等人的技术创新研究类似于纳尔逊和温特的演化经济学理论所倡导的技术进化是新“惯例”的发现,具体到“设计”和“创造”,从人工制品的各种案例分析中强调“模因”是个主要的角色。
与齐曼等人基于宽泛的达尔文生物进化思想比较,20世纪末荷兰学者在技术哲学和STS领域提出技术生态位,对技术在“造物”过程中的作用提出新的经验视角。他们首先通过“生态位”(niche)概念来理解技术范式和分析技术演化,结合实际案例归纳建立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战略生态位管理”(strategic niche management,SNM),特别是针对技术创新政策领域。以荷兰学者为典型代表,包括韦伯(Weber)等[35]、利普[36]、坎普(Kemp)、肖特和胡戈马(Hoogma)[37]、吉尔斯[38]在内,通过欧洲的各种实际案例,分析了从技术生态位通过市场生态位,再到技术政体(regime)或范式(paradigm)的路径。这不仅带来了技术演化研究的新思路,也被广泛应用到创新政策中。近些年,众多学者进一步对SNM理论进行了阐述,并逐渐深入对技术生态位的进路研究,通过案例提出新的从技术生态位到技术政体或范式的技术演化的系统理论。突破性技术创新的成功是依赖于技术进入市场并最终推动新范式的确立,这就是之后形成的从微观到宏观的多层远景(multi-level perspective,MLP)分析方法。之后拉文(Raven)[39]、肖特和吉尔斯[40]等进行了进一步探索,逐渐深入对技术生态位从微观到中观、宏观的研究进路,通过案例提出新的从技术生态位到技术政体(范式)的技术演化的系统理论,即在完成技术创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宏观视域的技术变迁(technological transition)问题。技术变迁可以认为是长期使社会功能得到满足的主要技术(比如交通、通信、家庭生活)的变化,以及元素(比如用户的实践、管理、工业网络、基础设施、象征符号及文化等)的变化。技术变迁同时意味着技术创新——试验、学习、调整和技术元素的重新配置。
SNM理论源自对技术范式问题的新认识,主要针对纳尔逊和温特提出的技术演化模型[41]提出质疑,并结合了多西(Dosi)[42]的社会系统论。经济演化理论所描述的技术变化都是结构性的自然形态,技术发展具有一定轨迹和路径,属于大规模的、大生产化的技术集成。但是,从工程学视角看,很多技术变化却是通过积累而优化或者体系化的。技术经济学家认为,纳尔逊和温特的技术演化模型可以适用于包括技术范式(paradigm)变迁在内的所有类型的技术创新,其核心是组织“惯例”,即企业处理事物的基本程序和规则。新的技术范式的出现是由于代表着新范式的技术被成功搜索到,并且被扩散到产业层面的结果,之后是接受“环境”的检验。但该演化模型在解释技术范式本身的变迁时有明显的缺陷。首先是强调采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观点,却不主张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没有考虑技术本身的发展问题;其次是技术范式同时作为选择标准和选择对象存在矛盾,无法说明新技术范式是如何替代旧范式的;最后是这个模型忽视新技术是如何出现的,仿佛新技术一经搜索到就是成熟的,忽略了技术范式的动态学或者体系化的过程。多西的观点和一般的社会建构论有所不同,在强调技术社会系统的同时,作为技术经济理论,也强调技术的内在建构论,即提出边界清晰的技术体系内涵。多西对技术演化过程中的技术范式选择是相对直接的,指出了经济和社会环境对技术发展影响的两个途径:首先是变化方向的选择,即技术范式的“事先选择”;其次是进化论式的变化过程中的选择,也就是熊彼特式的尝试和纠错的“事后选择”。但是他没有说明事后选择是如何操作的,即各种变化和选择之间是如何联系的[43]。技术进化研究作为哲学范畴,需要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和内容体系,是研究技术变迁的逻辑起点。技术进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生物进化相比,建立任何“机械论” 意义上的“模型”都只能是技术进化的片面反映。(https://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从与生物进化类比的视角分析,技术进化问题的研究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技术创新的演化是从“惯例”“范式”到“搜索”和“选择”;二是通过生物进化的经验类比方法,认为技术进化是通过“基因”传承而演化的;三是以SNM理论为代表的建立于生物进化最基本的微观生态位单元,并指向社会-技术系统宏观层面的技术变迁理论。
技术进化研究能够成为技术哲学的范畴,必须明确技术进化的合理性和现实性问题,能够说明技术确实是在进化着的,和生物进化论具有理论类似性。但把技术纳入人类社会系统中,技术进化呈现出比生物进化更复杂的特征,是一个非还原进路,需要结合主体存在、功能特征和环境互动三个要素的认知,综合解释技术的变迁。从技术哲学的角度,SNM理论框架尽管指向技术创新政策的目的,但首先明确了技术存在域的边界,并利用经验分析,能够弥补演化经济学的不足,同时,借鉴了社会建构论的分析方法而得出的经验案例模型,区别于生物进化类比的经验分析,有助于拓展技术创新和技术进化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路径。“技术行动论”思想奠定了消除“技术能否自立”“技术决定论是否成立” 等技术哲学研究长期存在的论争的理论基础。实用主义分析技术哲学的认识方法,摒弃技术本质的形而上学理论建构,是以“行动论”思想即从实用主义的“以问题意识和问题解决”为核心的哲学立场出发,对技术进行认识和分析。[44]
技术作为进化主体的研究对象,同时作为人的存在方式,一方面有其生存和进化的特定方式,符合人的意志和目的,存在可控性问题;另一方面受到人类社会的环境控制和影响,也是作为人类这个生物系统进化的一部分,呈现出复杂的进化环境。但是,主流的演化经济学视角的技术进化研究对技术概念和技术域的存在认识是含糊的,在经济学领域,技术无处不在,如果技术的概念包含所有事物和人类的精神活动的话,我们将处于无法理解任何东西的境地。从技术哲学的角度看,需要认识技术最本质的一面,即本书规定的研究范围,指向技术与“创造”事物的行动相关联的内容,即技术人工物及其相关生产过程的技术。
综上所述,技术进化是沿袭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还是“趋于完善”的主动适应进化,仅仅通过类比的经验分析不能明确区分。一方面,如同某些动物长期生活在黑暗的环境中,眼睛功能逐渐退化,但其他功能为了适应环境而得到渐变进化。技术进化是否完全遵循“社会的自然选择”,是否还存在某些技术自主发展之可能?另一方面,技术在进化过程中会产生偏向(异化)。技术进化到底是拉马克的(内部)“推动式”的,还是达尔文的(外部)“拉动式”的,抑或是这两个路径相互交错、兼而有之的?需要通过技术存在现象分析,同时结合不同文化和地域等社会环境的生态位特征,分析各种产业形态的技术进化特征和可能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