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不是顺从
由于各种原因，联合国的中国籍职员的职位总体不是很高，但这并不表示中国职员的能力不强。我对上级的做法是：相信但不迷信，尊敬但不崇敬，服从但不盲从。上级处于领导岗位，必有他的长处，或经验多能力强，或关系广情况熟，有值得尊重、信任、服从的道理。处理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国际公务员行为标准》规定：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决定，即使决定不符合个人意见也要服从。不过，如果怀疑上级的指示，可以口头表示异议；上级不同意的情况下，还可书面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上级仍然坚持，下级可保留个人意见，但不得耽误执行。
不盲从。我理解国际组织的规定说明，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并不是要下级唯上是从、唯命是听。我第一位领导在世卫组织工作多年，熟悉情况，为人坦诚，但较固执己见。我是新手，遇到不同意见采取不争论的态度。一次和某国开年度评审会，我组织业务部门汇报捐款项目的执行情况。会议结束，对方要求助理总干事留下来，谈机密事宜。所谓机密是指，他们提供捐款，要求提升该国几位职员的职务。助理总干事答复：这不符合联合国规定，捐款与职员晋升是两码事，会员国政府不得干涉职员晋升。会后，我编写纪要，考虑小范围会谈内容敏感没纳入其中，但对方收到草稿后要求纳入。我分析他们的目的是要向该国政府交代，于是把这部分内容纳入了纪要。按惯例，纪要应发给世卫组织各个参会部门存档。我向我的直接上级建议内部分发时删掉机密内容，但是他没听我的建议，就全文发出了。他很快受到了一位助理总干事的批评（因其手下的该国职员看后觉得不体面）。我知道后，建议他收回材料，删掉机密内容后重发。他没有听进去，反而对助理总干事说，纪要历来按捐款国意见定稿，这是惯例。他自以为是，称助理总干事不懂惯例，他的做法显然欠妥。一周后，助理总干事给他发了书面批评，要求下不为例。他接到批评后，在我们部门内部发了一个备忘录，要求今后纪要不得涉及敏感问题。我看到后非常恼火，我早就提醒他，他不听；现在发备忘录，让不了解内情的人以为是我的问题。我本想和他理论一番，后来忍了下来。我叮嘱秘书妥存文件，备日后查考。我实际承受了他人可能对我的质疑，但维护了领导的威信。那时刚入职，还不知道《国际公务员行为标准》中的有关规定，但我的做法完全符合规定。我体会到，国际职员的职务高低，不代表水平的高低。遇到与上级意见分歧，要敢于表达，该坚持的就坚持。上级意见错误但又必须执行时，要学会保护自己。这样一般不会影响上行关系，反而会赢得敬重。此事发生在我入职第一年的试用期，一年后我的上级领导给我评语说：“宋先生很好地适应了世卫组织的工作，他以往的经验很有价值，他认真负责，思想超前。”这让我认识到，在适当时候以适当方式帮助上级，既不失原则又维护其威信，是搞好上行关系的一个有效方法。
适度包容。遇到上级的问题，既要坚持原则，也要适度容忍，不可轻易当面对峙。给上级提意见应被看成做好本职工作的组成部分，这样不但可以帮助上级改进工作，还能使你得到尊重和信任。当然，提意见要让人心悦诚服，注意时间场合，讲究方式方法。
一次，有个新来的领导年轻有为，但是我看不惯他屡屡青睐女性职员。例如，一次我们部门要求业务部门报送某国捐款使用情况，唯有某部门一女士不交，她便把那个领导搬出来替她说项。最后，我在坚持原则的条件下，适当妥协。尽管如此，我从未发火，工作中对他尊重如常，还给他提合理化建议。他对我的工作反而称赞有加。我体会到，对上级的个人表现有看法，只要不涉及公务，没必要议论，人在做天在看，关键要做好我们自己。
一视同仁。国际组织的司、处级一般不设副职，所以不需考虑如何处理与副手的关系。但是，直接主管之上有更高一级的领导，两级领导都可能和职员发生工作关系。对不同层级领导，不可厚此薄彼、亲疏有别，而应一视同仁、疏密有度，保持“等距离外交”。
我的司长看问题水平高，不纠缠细节，时常直接越过我的上级处长给我指派任务。司长越级下达任务，对我是信任，但处理起来有时会让我进退维谷：拒绝不办，司长不满；直接照办，处长抱怨。我的办法是，司长交代的事都向处长报告，征求他的意见再办，工作成果以处长名义向司长报告。遇到处长与司长意见不同，从不以司长压处长，把司长意见作为我的看法和处长切磋，尽量取得一致。这样，既完成了司长交代的任务，又把成绩记在处长的头上。只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结果反而可以得到两级领导的信任和好感。
坚守原则。中国有句俗话“官大脾气涨”，国际组织也一样。我们对外关系司，工作内容包括安排高层领导的重要活动。遇到领导坚持己见，难以执行的情况，如何不冒犯领导，坚持正确意见，对普通职员的确是个难题。我觉得，即使面对的是总干事，只要自己的意见正确，该坚持的也要坚持。当领导时在人之上，要把别人当人；被领导时在人之下，要把自己当人。不论是领导还是被领导，都要尊重对方的人格，尊重自己的人格。国际职员的人格有时也涉及国格。
【案例一】2003年5月19日，李钟郁当选为世卫组织总干事，7月21日正式上任就职。在过渡期他组建领导团队，表示希望请一位中国人负责传染病部门。我非常期盼北京推送的人选，然而总干事7月17日发给世卫组织所有职员的任命邮件让我十分失望。因为预计中的中国同事不在名单之上。7月21日上班，总干事来电话向我解释他将任命这位同事为助理总干事级别顾问，我当时回答的态度相当激动。回想起来即使维护国家利益也要注意克制情绪，讲究礼貌。
【案例二】2004年4月李钟郁访华，希望与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会面。我负责具体联络，但不可能立即得到国内答复。李钟郁认为我效率不高，批评这是 poor arrangement（安排太差），他的办公室提出改变日程等要求。这必然给中方造成麻烦，但我不便直接反对，于是通过我的司长，婉转表达了我的建议。在筹备过程中，我承受了很大压力，最终胡主席、温总理先后会见了他。他当天深夜给我发邮件，写道：“访问很成功，我的感觉很好。非常感谢你的安排。”此后，高强副部长与总干事在日内瓦签署了合作协议。这是我第一次以国际职员身份参加签字仪式，并为总干事助签。
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左一为笔者）
可以说，非典之后中国与世卫组织的合作进入了新时期。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后，李钟郁总干事2004年5月20日到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卫生代表团的招待会，我请他和中国部分职员合影，他欣然同意。
我不厌其烦讲这么多，主要是要说明我并未因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而影响和总干事的关系。相反，他后来对我相当尊重。有时，他中午到职工食堂吃饭，见到我时常会绕到我桌旁打招呼。2004年，他提前一个月给我发圣诞贺卡，上面除了祝贺新年，还邀我一起午餐或晚餐。(https://www.daowen.com)
李钟郁（左八）与中国同事（右四为笔者）
中国乙酉春节在2005年2月初，我也提前给他回送贺卡，祝他鸡年幸福。我和他两个人都属鸡。人民美术出版社策划出版图书《乙酉贺岁》时，约我找一位属鸡的名人题词。我马上想到了李钟郁，我和总编拟的贺词是：“中国十三亿人，每人都有一个，但是加起来一共只有十二个，这就是中国的生肖。如果可以分享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那么我也拥有一个生肖——鸡。公元2005年，是中国的农历鸡年。谨祝中国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祝中国人民身体健康、生活幸福！鸡年吉祥！”李钟郁欣然同意，提笔签字。他签字的贺岁书，现仍放在我书架。但是他却不幸于2006年5月22日突发脑溢血而离开了我们。
总干事给笔者的贺卡
《乙酉贺岁》封面
李钟郁题词
【案例三】前面“职务晋升”一段提到了我和助理总干事艾特肯的一段对话，当时我情绪控制得不太好，并非对他本人有意见，而是对总干事决定有看法。后来，为了我所主管部门的人事问题、工作问题，我和他做过多次讨论，虽然我是他下级，但每次我都直率地提出我的看法，甚至和他有争论。我完全出于公心，并未因此影响关系。我离任前，他亲自布置跨部门欢送会，请三位助理总干事和各部门几十位同事参加。他讲话时，从14年前第一次见面谈起，说：“宋先生很谦虚，第一次见面时就先向我请教，问怎样和英国打交道（注：艾特肯是英国籍，而笔者分管英国）。他告辞前告诉我，中国是世卫组织创始国，我第一次从他那里了解到那段历史。大家都说宋先生nice，其实和我谈工作时他很tough。”艾特肯在我离任时说的这番心里话，评价中肯，让我很感动。他在留言簿里写道：“亲爱的宋先生，非常高兴和你在一起工作这么多年。我觉得你在工作中一向非常公正和专业，并且非常理解他人的观点。”
艾特肯助理总干事（左三）等与笔者（右三）在欢送会上
回顾在世卫组织的经历，我觉得一个人能在什么岗位担任什么职务，要看学历、能力、经历，也要看机遇。作为个人，应淡泊名利，脚踏实地，践行三字箴言“卡尖斌”（能上能下、能大能小、能文能武），笃信天道酬勤。Always be the best of you.（永做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