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类型

中央提出建设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最高层次、最重要的一个发展战略。中国从1950年到2050年这一百年里，这种循环战略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三种类型。

第一阶段是195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内循环。当时不是我们领导人、中央决策层要封闭，而是被迫只能相对封闭。一方面，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挑动联合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实行了经济、政治、外交（包括技术交流、资源能源供应、经济合作、国际交往在内）的全方位封锁。另一方面，1958年中苏交恶后，苏联挑动东南亚国家跟中国从1960年以后也进入了相对隔离的阶段。50年代初，苏联援建了156个项目。中苏交恶后，部分项目还没有完成，中途停摆，变成了“胡子工程”。有些项目中的苏联专家撤走了，已经完成的项目由无息援助变成了短期内要连本带息全部还清。实际上，中国经济在1955年至1965年左右的10年里是最为困难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既没有工业品，也没有资金。再加上自然灾害，内灾外债使得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那种情况下基本上只有内循环，幸亏中国很大，960万平方千米，8亿人口，31个省份，等同于欧洲26个国家之间的内循环。如果换作一个小国，这么搞封闭的内循环，就会被憋死。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我们自力更生，1955—1965年间经济增长仍然取得了年均增速6.64%的成绩，名义GDP 10年间增长了90%，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等。但是后来的10年“文化大革命”几乎将中国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第一阶段。(https://www.daowen.com)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十八大之前，是一个以外循环为主牵引国内大循环的阶段。这也有30多年。在沿海“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和外资持续涌入的带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一度形成了以工业大进大出为特征、以外循环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样一个特定的增长模式的形成，与当时的资源禀赋和历史条件有关：一是在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全面推开、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之后，中国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大量农民工涌入沿海地区，为这些地区的加工贸易及工业制造业繁荣发展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基础条件。二是中国改革初期，各级政府财力很弱、资本极其稀缺，国有企业资本金普遍不足，迫切需要引入外资进行工业化。三是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欧美国家的需求成为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四是中国沿海的对外开放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在这几个方面的作用下，中国成为继“亚洲四小龙”之后国际资本竞相涌入的沃土，工业化进展很快。但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以原材料和产品大进大出为主要特点，实际上就是以外循环拉动为主的增长模式。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那个时候中国本土市场的需求增长也很快，但从消费特点来看，多数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费：从旧四大件（手表、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到新四大件（彩电、洗衣机、电视机、录音机），国外有什么，我们就进口什么，或者想方设法生产出来实现进口替代。这同样是受到外循环影响和驱动的。这一模式在中国加入WTO后被进一步加强，到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64%，此后虽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有所下降，仍在客观上推动着中国工业经济高歌猛进：中国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于2011年工业总产值超过美国（是美国的126%），成为全球第一；于2013年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

第三阶段是十八大以后到现在，甚至于到2050年，这30多年将是中国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阶段。这个内循环跟20世纪50年代封闭的内循环不同，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