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学校的氛围
马克思的家庭、学校等周围环境也给他带来了十分积极的影响。在马克思青少年时代，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的三位人物分别是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未来的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和中学时期的校长胡果·维滕巴赫。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名犹太人，他年轻的时候家境比较贫寒，但是他十分勤奋用功，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法律专业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不仅顺利地成为一名律师，还担任特利尔城的法律顾问和律师协会的主席，“以自己的纯洁品格和法学才能出众”[34]，在特利尔城的人民当中拥有很高的威望。亨利希·马克思不仅精于法律，而且十分推崇民主自由的思想。英国的思想家洛克、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等人关于自由和社会进步的思想理论都是亨利希·马克思平常研究的对象，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之下，亨利希·马克思在日常生活和法律事务中对人的自由和平等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切。1790年，当时莱茵地区还是归属于法国，法国官方宣布给予犹太人在市民权方面的平等权利，但是却在一些方面对犹太人的权利进行了限制，比如，不允许犹太人经商，这样一来，犹太人就失去了契约方面的权利，而契约精神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的主流进步思想，犹太人如果失去契约方面的权利，显然不符合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亨利希·马克思在莱茵地区重归普鲁士统治之后，就曾经向当地的统治阶级反映，要求废止法国统治时期专门针对犹太人的这些不利的法律规定，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亨利希·马克思的建议最终并未被普鲁士官方所采纳，但这件事至少反映出他的思想深受英法等国思想家的影响。根据他的家人后来的描述，亨利希·马克思确实对18世纪法国的自由思想有着深深的崇拜，“完全赞同18世纪法国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信理性的力量，认为理性可以解释这个世界并推动这个世界的进步”[35]。亨利希·马克思对英国和法国这些进步思想的崇尚和信仰，使得他具有追求自由的倾向和愿望，他曾非常盼望普鲁士王国能够出台以保障人民自由为目的的法律，并且在国家范围内实行自由主义的政策。根据英国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麦克莱伦的记载，亨利希·马克思经常参加在莱茵地区举行的一些与自由主义运动有关的活动。他参加了在法国统治时期就已经成立的卡西诺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有一次为了纪念莱茵地区的一些信仰自由主义的议员而举办了一次政治性的宴会，亨利希·马克思在这次宴会上表现得较为活跃，在宴会中还和其他人一起歌唱了一些革命歌曲。这一事件被人报告给了普鲁士官方并且引起了官方的极大不满，从此普鲁士政府对卡西诺俱乐部实行严厉的监管，开始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他们的活动。亨利希·马克思在后来还参加了为纪念卡西诺俱乐部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以表达自己对自由平等这样一种社会理想的向往。“虽然对普鲁士所抱有一定程度上的爱国精神一直冲淡着他自由主义的思想，但他有着对被压迫者权利的关切，这一点不能不说影响了他的儿子。”[36]
除了父亲对马克思的积极影响之外，少年时期的马克思还经常同他的岳父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来往。威斯特华伦是1816年被普鲁士政府派到特利尔城来担任枢密顾问官一职的，他是一位有着很高的素养并且崇尚自由思想的顾问官，这一点与别的普鲁士官员有着很大的不同。马克思常常到威斯特华伦家中拜访，威斯特华伦非常喜爱这位天资聪颖的少年，酷爱文学的他在这方面更加激发了马克思对于文学的热情和兴趣，对于马克思今后的写作能力和身心发展都带来了很大的帮助。“马克思对浪漫主义文学的爱好便是受了他的影响，不过他对马克思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方面，这种影响还扩大到社会生活方面。”[37]的确，威斯特华伦不仅是一位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长辈，他还对社会的现实问题有着很深的关注，因此，他也非常了解当时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并且时常跟马克思谈起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根据马克思本人的回忆，他生平第一次听到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学说便是在威斯特华伦的家里。威斯特华伦虽然身为普鲁士政府官员，但他对当时普鲁士政府的所作所为有着极大的不满。马克思上学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要从聚集着很多穷苦人民的广场经过，下层人民的贫困生活一直触动着少年马克思的心灵。“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工人阶级的悲惨遭遇与资产阶级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美好理想之间的矛盾，对马克思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38]当马克思与威斯特华伦聊到这些现状时，威斯特华伦总是谴责当时的制度和政策，并且教育马克思将来要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令人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面前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相反，他始终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39]由此可见，威斯特华伦追求自由的理想和他对人民生活的深切关心，在马克思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了不可磨灭的积极影响。
马克思的中学校长胡果·维滕巴赫也是一位在思想上具有进步倾向的人士。马克思所就读的中学原先是一所教会学校，在维滕巴赫到来之前，学校的教学水平比较低下，教学秩序也十分松散，学生可以随意地选择上什么课或者不上什么课，甚至可以不按规定的教学时间上下课，学校也没有严格的考试选拔制度。在这样一种教学环境下，学生在学校里无法学到真正的知识，他们来到学校里面上课也仅仅是为了能够毕业。在维滕巴赫到来之后，他开始改变学校的教学现状，费了很大的心思引进了一些知识广博并且对教学认真负责的老师，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学富五车的人物，在他的带领和管理下，学校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对学生的学业认真负责，教学水平比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都为马克思青少年时期文化知识的积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在这里受到了典型而纯粹的人道主义的教育。”[40]人道主义对马克思早年的影响不仅仅是来自单纯的课程学习，维滕巴赫为追求人的自由所进行的斗争也给了马克思深深的影响。在卡西诺俱乐部成立的时候，维滕巴赫也是其中的一位参与者，他后来还参加了汉巴赫大游行并且发表了一些演说为人们争取新闻自由，这些行为引起了普鲁士政府的反感和愤怒，维滕巴赫也差点一度被免职。但他并没有向反动势力低头，而是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坚持自由主义的理想，他的这样一种追求和信念得到了马克思的钦佩，也鼓励着马克思为人类的幸福而奋斗。马克思在中学期间所受到的积极影响，从他的一些论文习作中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确立的个人自由原则是必要的，但却不是彻底的。”[41]家庭和学校的氛围培养了马克思从小对人的自由和解放追求的理想。
【注释】
[1]［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页。
[2]［美］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赵准、徐华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
[3]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页。
[4]杨兆山：《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时代价值——科技革命视野中人的解放问题探索》，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5]刘佑成：《社会发展三形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3页。
[6]杨兆山：《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时代价值——科技革命视野中人的解放问题探索》，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9—60页。
[7]樊亢主编：《资本主义兴衰史》，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3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3页。
[9]樊亢主编：《资本主义兴衰史》，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4—5页。
[10]刘明华：《〈共产党宣言〉全球化二重性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5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67页。
[13]［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杨慧玫、陈来胜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23页。
[14]同上书，第9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71页。
[16]［美］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孟捷、赵准、徐华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13页。
[17]郭宝宏：《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第24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6页。(https://www.daowen.com)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7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98页。
[21]曹峰旗：《虚幻与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22]张建新：《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0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72页。
[24]李惠斌、李朝晖主编：《后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
[25]黄安淼主编：《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8页。
[26]［加］艾伦·梅克森斯·伍德主编：《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吕薇洲、刘海霞、邢文增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41页。
[27]［美］麦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7页。
[28]刘明华：《〈共产党宣言〉全球化二重性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29]王盛辉：《“自由个性”及其历史生成研究——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整体解读的新视角》，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1页。
[30]陶渝苏、徐圻：《人的解读与重塑——马克思学说与东西方文化》，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31]吴友法、黄正柏主编：《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32]［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持平校，三联书店，1963年，第9页。
[33]［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持平校，三联书店，1963年，第1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9页。
[35]［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36]［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37]［法］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刘丕坤、王以铸、杨静远译，持平校，三联书店，1963年，第65页。
[38]王锐生、黎德化：《读懂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17页。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40]［英］戴维·麦克莱：《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页。
[41]陶渝苏、徐圻：《人的解读与重塑——马克思学说与东西方文化》，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