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梅龚彬青年时代是学生领袖，壮年时代是大革命浪潮中的风云人物，在中大近六年的教书生涯中，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影响了一批批学生走上进步的道路。回顾他的一生，笔者想到鲁迅先生在《读书与革命》[51]一文中所谈到的——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革命，遗嘱上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中山大学就是其“努力”的一部分。要贯彻中山先生的精神，在大学里就得“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因为大学是叫青年来读书的，念书固然可以念得革命，也可以念成不革命。鲁迅先生精辟地指出“进步即革命”。梅龚彬正是鲁迅先生笔下读书而革命的践行者。无怪后人评价，梅龚彬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甚至称他为“职业革命家”。
鲁迅先生关于“革命”二字的解读，对指引当下青年人读书也富有启发意义。历史飞跃，时代变迁，“革命”所代表的“进步”力量在每个时代都有新的内涵，但革命精神不变——这也是梅龚彬留给后人，尤其是中大学子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虽然梅龚彬最终含冤而逝，但他倾一生之精力、毕一生之心血所努力追求的国泰民安，当下已然实现，正所谓：“世间恩怨怎衡量？人事几沧桑。长江后浪推前浪，看今朝国泰民康。宿愿功成何憾，神州续步弘扬。”[52]
[1]. 本节主要根据梅龚彬自述1917年2月至1949年9月的经历整理而成，参见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43~123页。
[2]. 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在上海设立的高等学校，日语教学，除招收旅居中国的日本学生外，也招收中国学生。参见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是日本在国外开设的规模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化教育设施，它的历史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特别是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在1900年至1945年的45年间，近五千名学生就读于此。1920年起至1934年止，书院设中华学生部招收中国学生。参见苏智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述论》，载《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5期，第39页。
[3]. 孙中山逝世后，上海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内的右翼分子追随西山会议派疯狂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上海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与右翼分子展开斗争，胜利召开了国民党上海市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称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梅龚彬当选为执行委员。参见梅向明、梅昌明、梅建明：《父亲梅龚彬的革命生涯》，载《湖北文史资料》2000年第2期，第41~42页。
[4]. 据梅龚彬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是北伐时期闻名遐迩的铁军。该军原辖有两个师和一个独立团——第十师（陈铭枢任师长）、第十二师（张发奎任师长）和独立团（叶挺任团长）。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为准备二次北伐而扩编国民革命军，将原属第四军的第十师改由新建立的第十一军统辖。梅龚彬到第四军报到时，该军辖有两个师——第十二师（黄琪翔任师长）、第二十五师（叶挺任师长，由独立团扩编而成），军长为张发奎。四军内共产党的力量很强，政治工作很出色，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国共关系均很融洽。参见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
[5]. 梅向明，数学家、湖北黄梅人，又名梅方灿。194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后留校任教。1955年调到北京师范学院工作。1957至1961年在北京大学数学系读研究生。1961至1981年任北京师院数学系副主任、副教授。1981年起任教授、副院长、北京师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曾任北京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数学会理事兼普及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民进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基础数学、整体微分几何的教学和研究。1987年获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参见张品兴、殷登祥、陈有进等：《中华当代文化名人大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723页。
[6]. C.C系：指中国国民党内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派系。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各地实行“清共”后，为维持其独裁统治，授意陈果夫、陈立夫于1928年扩大浙江革命同志会的组织，在南京成立中央俱乐部，培植在国民党组织和文化教育界中的亲蒋势力。骨干分子有张励生、潘公展、谷正纲、张道藩、吴开先等。一般称这个派系为“C.C.系”。因“陈”字英文拼音的第一个字母是C，C.C.即为“二陈”；也是“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Central Club的缩写。参见王邦佐等：《政治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425页。
[7]. 淞沪抗战（不同于淞沪会战），亦称“一·二八淞沪抗战”。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侵占上海的事变。驻守上海的中国军队第19路军在蒋光鼐、蔡廷楷指挥下奋起抵抗，使日军受到重创。2月底，迫使日军数次增兵，三易其帅。19路军在上海各界人民支持下，击退日军的多次猛攻。3月2日，在孤立无援、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撤出战斗。此役，19路军以4万人抗击10余万日军的进攻达一个多月，杀伤日军1万余人。参见陈显泗：《中外战争战役大辞典》，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300页。
[8]. 上海神州国光社原是一家专营古籍和字画的旧式书店。1930年经营困难，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1888—1965）投资40万元，接办该社，改为新型书店兼出版机构，曾出版马列著作，先后创办《读书杂志》等5种期刊。虽然陈铭枢的初衷是为政治上制造舆论和招募智囊，但客观上，神州国光社为一些有抱负、有作为的进步人士提供了研究园地和活动场所。1933年，因陈铭枢在福建参加抗日反蒋活动，使该社各地分社全部被查封，上海总店也不例外。后来，上海总店另行申请成立“言行出版社”，抗日战争时曾迁往汉口、韶关。1945年神州国光社回沪复业。上海解放前夕曾秘密刊印革命书籍。1954年并入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参见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夏征农、陈至立主编：《大辞海 美术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5页。
[9].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连续在华北制造事端，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准备迁就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消息传到北平，震惊了广大爱国学生。在中共北平的临时市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数千名学生于12月9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在天安门、东长安街和王府井大街南口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100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次日，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12月16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当天，北平学生、市民约3万余人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包围，举行了更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一二·九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广州、杭州、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参见刘建业：《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0]. 南岳会议是1938年11月25至28日，国民党在湖南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会上确定武汉失守后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第三、第九战区的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百余人出席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应邀参加。参见中共衡阳市南岳区委党史办公室、衡阳市南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曾瀛洲主编：《抗战中的南岳》，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11].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中的民主党派之一。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等16人为中央常务委员。宗旨：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幸福。主要成员为与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人士和科技、文教、卫生战线的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止活动，粉碎“四人帮”后逐步恢复了组织。早期创办《自由》和《文汇报》。现有机关刊物《团结报》，报道统一战线及民主党派的活动情况，介绍台湾现状及海外侨胞要求统一祖国的呼声及重要历史事件等。参见许崇德：《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875页。
[12]. 参见梅向明、梅昌明、梅建明：《父亲梅龚彬的革命生涯》，载《湖北文史资料》2000年第2期，第50页。
[13]. 参见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14]. 参见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04页。
[15]. 参见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16]. 参见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
[17]. 1938年，龚冰若参加进步团体“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简称“职妇”，实际上是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知识妇女的外围组织），并担任10个理事之一兼联络部长，职妇曾组织义卖演出，筹款援助抗日，但在主席茅丽瑛（共产党员）被枪杀后，职妇被迫解散。1940年，龚冰若协助建立上海文艺界进步人士新的联络点——梅龙镇酒家。
[18]. 参见梅向明：《艰难的岁月——记我的父母》，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35~37页。
[19]. 参见《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职员名册（一九四一年度）》（法学院1942年7月造），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3-0111-046。
[20]. 参见《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职员租住民房名表》，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4-1296-024。
[21]. 参见《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一九四一年度教员名册》（1941年11月29日法学院填报），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3-0111-025。
[22]. 参见梅龚彬：《建立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尝试（1941年3月至1942年3月）》，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页。
[23]. 受导生：朱绍昆、张裕贤、张霖昌、廖鑫安、何和君、李寰英、罗自强、何和中、叶炳坚、梁冕、陈其功、高大昌、陈友三、陈伯豪、黄建人、陈清寰、张来苏、查世富、袁柳青、陈湘安、罗荣芝。参见《一九四三年度导师受导生名表》，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2-0520-075。
[24]. 参见《一九四四年度法学院经济学系教职员名册》，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3-0115-003。
[25]. 参见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https://www.daowen.com)
[26]. 参见王岱平、蒋夷牧编：《王亚南与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6页。
[27]. 参见梅龚彬：《坪石教书生涯（1942年1月至1945年10月）》，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28]. 参见梅向明：《艰难的岁月——记我的父母》，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
[29]. 参见《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一九四五年度教员名册》，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3-0120-031。
[30]. 参见梅龚彬：《坪石教书生涯（1942年1月至1945年10月）》，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31]. 参见梅龚彬：《石牌风暴（1946年1月至1947年6月）》，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32]. 参见曹天忠：《档案中所见的部聘教授》，载《学术研究》2007年第1期，第113~118、159页。
[33]. 参见《法学院院务会议昨在留东同学会举行》，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6年1月13日，第2版，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馆藏。
[34]. 参见《法学院学生补课办法昨核定公布》，载《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6年2月22日，第2版，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馆藏。
[35]. 参见《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国立中山大学分团关于要求密切防范法学院院长梅龚彬和教授彭芳草等人策动各种违法活动的公函》（1946年5月2日），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3-0028-039。
[36]. 参见《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一九四六年度教员统计表》，中山大学档案馆藏，档案号020-003-0123-007。
[37]. 参见梅龚彬：《石牌风暴（1946年1月至1947年6月）》，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113页。
[38]. 民盟广州市委员会供稿、李惠芳整理：《中山大学五·卅一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忆述》，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版，第94页。
[39]. 参见龚冰若：《难忘的一天——记梅龚彬与蒋光鼐的一段往事》，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2页。
[40]. 参见梅龚彬：《石牌风暴（1946年1月至1947年6月）》，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116页。
[41]. 梅龚彬：《石牌风暴（1946年1月至1947年6月）》，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42]. 方少逸（1911—2006），民主党派人士，曾用名方秉维、王逸夫等，广东中山人， 193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系。曾任联合国国际难民组织广州办事处招待所主任；1948年1月参加民革；1950年后，历任华南联合大学教授、总务长，广州市司法局局长、市房管局局长，是民革中央第四至七届常委、广东省委员会第六和第七届主委、广州市委员会第一届副主委和第二至第七届主委。任广州市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东省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州市政协第四届副主席，第三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见广州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广州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
[43]. 张克明（1913—2016），广东龙川人，193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1936年参加“救国会”，任《救亡呼声》《龙川半月刊》编辑，宣传鼓动抗日救亡。后在香港参加“中华民族同盟”，编辑《在抗战旗帜之下》，组织人民抗日团体“中山大学服务团”。1941年任《南洋商报》驻港办事处干事和《经济导报》干事。1946年在香港参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任民联机关刊物《民潮》杂志社的编辑及督印、发行人，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候补中央委员，系香港《文汇报》筹办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担任民革北京市委副主任兼秘书长，民革第二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中央委员、常委。参见刘景泉：《中国抗日战争人物大词典》，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44]. 参见张克明：《一日为师 终身为师》，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22~26页。
[45]. 梁定慧（1892—1983），女，原名国体，唐家镇人。生于富商之家，国民党元老邹鲁夫人，著名同盟会员。自幼深受革命熏陶，1910年参与新军起义的后勤与通讯工作，黄花岗起义时协助徐宗汉运送军火及联络工作。广东全省光复后，加入女子敢死队冲锋前线兴师北伐。抗日期间，组织“中大抗日战地服务团”，坚持后方服务直至抗战胜利。其间辗转海内外各地，开展抗日募款及慰问军民活动。广州解放前夕赴香港居住。1983年1月在台湾病逝。参见张冰梓：《梁定慧——铮铮铁骨女剑客》，载《珠海特区报》2011年10月2日，第5版。
[46]. 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山大学师生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它成立于1937年年底，校长邹鲁为名誉团长，邹鲁夫人梁定慧为团长。成员中有许多进步学生，其中有一些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该团得到香港、澳门及南洋华侨等地各界人士捐赠的大批物资、药品和金钱。所获金钱除小部分用于该团工作人员开支外，绝大部分转送前方将士。参见梅海：《活跃的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105~110页。
[47]. 参见梅龚彬：《抗战初期（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48]. 参见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49]. 参见方少逸：《忆梅公》，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1页。
[50]. 参见方少逸：《忆梅公》，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
[51]. 鲁迅：《读书与革命》（载《广东青年》第3期，1927年4月出版），载黄仕忠编：《老中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0页。
[52]. 马万祺：《纪念梅龚彬通同志 调寄〈风入松〉》（1992年），载梅昌明整理：《梅龚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