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大坪石校区任教

1941年12月来到粤北坪石时，梅龚彬已是不惑之年。自16岁离家走上革命的道路，梅龚彬颠沛半生，从未享受过一日的天伦之乐。在坪石安顿好以后，他立即写信给远在上海的妻子龚冰若告知近况。梅龚彬与妻子龚冰若是一对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在他为革命四处奔波、出生入死的岁月里，龚冰若挑起了照顾家庭教育孩子的重担。1929年秋天，梅龚彬在日本执行任务被捕，整整两年生死未卜，龚冰若一个人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1931年，梅龚彬回国后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做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1933年他参与福建事变，使家人在上海时刻生活在危险之中。为躲避迫害，龚冰若于1934年带着孩子搬到乡下松江居住。福建事变失败后，梅龚彬逃到香港，整个家庭仅靠龚冰若一人支撑，经济非常困难，梅龚彬大女儿因突发疾病没钱医治，年纪轻轻便夭折。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重新合作抗日，梅龚彬才从香港回到上海。抗战开始后不久，他又随国民党政府撤到武汉，龚冰若则带着家人继续留在上海。在此期间，除了照顾家庭，龚冰若亦积极参与抗日活动。[17]1942年初，龚冰若接到梅龚彬的家书时，上海的局势已非常紧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对英美宣战，并占领了上海租界。龚冰若接信后不顾亲戚朋友的劝阻，克服重重困难，毅然带着母亲及四个孩子，一行六人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来到坪石。当时，梅龚彬长子梅向明已经记事，他曾回忆道：“从上海到坪石，一路上走了一个多月，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经历。当年我只有十三岁，却是母亲唯一可依靠的助手。我还记得在浙江的丛山中，我的任务是跟住一个挑夫，他挑的是我的两个小妹妹。我们是先从上海到杭州，然后从杭州郊外冒险偷渡日寇的三道封锁线，逃出敌占区，然后步行到富阳附近。在富阳上船以后，溯富春江而上，然后在兰溪上岸，再转乘火车到金华。在金华，我们变卖了值钱的衣物，筹措了路费，然后继续上路。”“本想到吉安投靠姑姑，不巧到达时她已经离开。在吉安，我们将剩余的衣物也变卖了，然后从吉安乘船到赣州，从赣州乘汽车走了三天，穿过梅岭，翻越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小梅岭，到达广东韶关，再乘火车到达坪石，终于见到我们久别的父亲。”最为惊险的是，在离开吉安的当天，他们遇到空袭，敌机低空飞行向群众扫射，一家人正好在一个空旷地带，只能趴在地上等待死神降临。难怪梅向明感叹，一家老少能平安健康到达坪石，实在是奇迹。[18]

一家团聚固然是好事，但仅靠梅龚彬一人的教书收入实在难以维持一家七口的日常开销。根据1941年度《国立中山大学法学院教职员名册》记载，梅龚彬的薪额为370法币，这在教授中属于中等水平。当时，法学院教授们的薪额为330至400法币不等，薪额与服务年限相关，该年度只有五名教授薪额超过400法币。而副教授的薪额则是270至330法币不等，讲师为150至190法币，助教一般为90法币。[19]为减轻家庭负担，龚冰若到湖南省宜章县一所中学教英语。从坪石到宜章相距30里，中间还隔着一座大山，山路崎岖难行。她平时住在学校，假日来回60里路翻山越岭，探望家人。龚冰若工作后，日常家务全由梅龚彬岳母操持，梅龚彬便集中精力做好学校的各项工作，教学深得同学们的喜爱。

坪石中大条件艰苦，学生亦大多来自沦陷区，梅龚彬非常关怀和爱护学生。他们一家租住在“上前街23号内进”，共三间民房，月租总额为70法币。[20]梅龚彬常常招待学生到家里一起研讨学术问题、议论国际国内时局，偶有学生留下用餐，虽是粗茶淡饭，却有滋有味。川流不息的学生为梅龚彬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生气。1941年度上学期，梅龚彬讲授合作经济、工业政策、政党论、中国现代政治问题等四门课程，各两个课时。[21]1943年暑假，梅龚彬曾到桂林为中大招生。[22]1943年度，梅龚彬作为导师指导学生21人。[23]1944年度，梅龚彬讲授课程有商业政策、工业政策、西洋经济史、会计学等四门，同时完成了工业政策及日本问题研究的讲义稿。[24]据学生回忆，梅龚彬常在课堂上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和社会发展史，非常受欢迎。[25]1944年夏，经济学系主任王亚南教授离开坪石前往福建永安，担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1945年初兼任厦门大学客座教授），梅龚彬兼任经济学系代主任一职。[26]

1944年秋，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疯狂进攻粤汉铁路线，逼近坪石。梅龚彬上任后的首要工作便是安定师生情绪和有秩序地组织疏散。在安抚师生方面，梅龚彬召开学院座谈会并作中心发言，详细分析了华南地区抗战的形势，他认为日军虽然气势汹汹，但其兵力只能用于进攻交通线，兵力不足是日军的根本问题，我军反而有回旋余地。梅龚彬的发言为消除师生的恐惧感起到一定作用，讲稿后来发表在赣州的《正气日报》。在组织疏散方面， 1944年底坪石沦陷前，中大师生分东西两路疏散，东路前往兴宁、梅县，西路前往连县。由于不少家属已经提前数月疏散到湖南临武，而广东连县与湖南临武是毗连的，于是梅龚彬与时任法律学系主任薛祀光教授决定选择西路。[27](https://www.daowen.com)

1945年的春节，梅龚彬与家人在湖南临武一起度过。全家躲在临武县一个叫马侯岭的山上。马侯岭又高且陡，直上有两千多台阶，从山下到山上需要一个小时。春节后，梅龚彬和薛祀光等人从临武步行一百多里山路赶到连县。当时，长子梅向明已经考入中大，他跟随父亲梅龚彬一道前往连县。而其他家人则继续留在山上。[28]梅龚彬回忆道，由于日军的威胁尚未解除，山路时有土匪骚扰，幸好途中并未遇到意外，因此没有耽误授课。到达连县后，时任教务长邓植仪教授安排梅龚彬担任法学院连县分院主任。虽然连县的办学条件比坪石更糟糕，但在梅龚彬等人的努力下，法学院在连县复课，不仅补上了因疏散造成的缺课，而且基本上保证了该学期的正常教学进度。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梅龚彬留在连县招生。

1945年10月，梅龚彬和薛祀光两位教授被派往石牌校区，参与接收法学院的校舍，并安排修缮。梅龚彬暂代院务。[29]同年底，梅龚彬把家人也接到广州。[30]龚冰若到广州后，在一所中学教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