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革命家”

梅龚彬曾说：“解放前，中大是我连续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我对它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41]除了在中大正式任教的五年半时间，梅龚彬与中大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抗战爆发前。可以说，梅龚彬对中大的学生运动具有重要影响，对党的进步思想在中大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据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方少逸 [42]和张克明 [43]回忆，1935年，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即“大同盟”）在香港成立后，梅龚彬曾到广州领导学生运动，并找进步学生接触。当时，方、张二人一同就读于中大法学院社会学系，为寻找党组织，他们正请求何思敬教授指引。由于广东党组织被破坏尚未重建，何思敬建议二人先参加梅龚彬领导的大同盟。方少逸回忆与梅龚彬初次见面的印象时说，梅龚彬比他们年长约十岁，有理论修养、有实践经验且平易近人。之后，方、张便在梅龚彬的领导下工作，可以说梅龚彬是二人参加革命的启蒙导师。后来，方少逸被梅龚彬派回广州组建大同盟广州支部。同时，为配合他主编的《民族战线》杂志，方、陈二人在广州先后编辑和出版《在抗战旗帜之下》和《知识往来》秘密刊物。方少逸主编的半月刊《在抗战旗帜之下》短小精悍，深得爱国青年学生的欢迎，甚至发行至广东汕头、广西、新加坡和泰国等地，极力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但该刊仅出版数期即被国民党当局禁售，后改名为《知识往来》至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时才停刊。[44]

1937年，大同盟的中上层人士先后去往南京，方少逸在梅龚彬的安排下留守香港。遵照梅龚彬的指示，方少逸动员梁定慧 [45]（时任中大校长邹鲁的夫人）响应宋庆龄的号召组织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46]梁定慧被推举为服务团团长，她率领服务团辗转各地，足迹遍布武汉、郑州、开封等战事最紧张的前方，以及越南、柬埔寨、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地。梁定慧以其热情和声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发动筹款和义卖，并慰问当地抗战军民，人们纷纷捐钱、捐物、捐药品、捐医疗器械等，服务团的工作很有成绩。服务团募捐所得的几十大箱医药卫生用品，在梅龚彬与中共中央商量后，被分为三份，分别送至国民党军队、新四军和八路军，在台儿庄大捷后，又有一部分送到台儿庄慰劳。[47]1938年10月，梅龚彬离开位于皖南泾县云岭的新四军总部后，曾到江西进贤探望方少逸率领的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当时服务团正在慰问三十军。[48]后来沿海各省城市及香港等地相继被日本人占领，所有抗日团体几乎均转入农村。1938年广州沦陷后，在梅龚彬的安排下，服务团转到东江上游龙川县活动。服务团以施医施药的名义，宣传抗日救国，发展党的地下组织，办报、办书店、办学习班，把秘密工作和公开活动相结合，工作进展顺利。但有一次，龙川县党内有人叛变告发，张克明和另外两位党员被捕入狱，是梅龚彬通过蒋光鼐的关系将其救出。[49]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的活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才结束。(https://www.daowen.com)

梅龚彬精心培养学生干部，亲自传、帮、带，在他的关怀备至下学生们迅速成长。张克明回忆自己曾提出希望到延安接受革命教育，但梅龚彬提醒他应善于利用个人的社会关系和条件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即使不在延安，也能为救国工作效力。于是，身为龙川县人的张克明在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到龙川后，利用对家乡熟悉的优势，协助服务团工作的开展不遗余力，帮助服务团扎根龙川。另外，梅龚彬经常叮嘱在蒋管区工作的同志要特别警惕，不要流露丝毫破绽。一次，方少逸从香港带一些文件回广州，因还是穷学生，西装寒酸又没打领带。当时学生运动轰轰烈烈，梅龚彬提醒他这身打扮一眼就会暴露，于是建议方少逸换上新的衬衣，并系上领带，要昂首挺胸不要畏畏缩缩，方少逸果然顺利过关，而梅龚彬观察事物的谨慎细致也给方少逸留下了深刻印象。1936年，梅龚彬派方少逸作为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会议以及“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代表会议，使之得到了实际政治斗争的锻炼，为日后方少逸独立开展工作打下基础。[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