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校迁回石牌校区任教
抗战胜利，东北光复，时任法学院院长胡体乾教授决定回家乡吉林就任吉林省教育厅厅长，于是辞去中大职务。胡教授向时任校长金曾澄递交辞呈时，推荐梅龚彬接任院长一职。但很快，金曾澄亦离开中大，由原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教授于1945年底继任中大校长。王校长到任后委派梅龚彬担任法学院代理院长，同时兼任经济学系主任。与此同时，梅龚彬自述“由学校提名，经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批准，我成为中山大学为数不多的部聘教授之一”。[31]部聘教授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为了尊师重教、稳定队伍、延续国家科教实力的一项重要举措。据学者考证档案材料，部聘教授共有两批，第一批在1942年8月推选、1943年聘任，第二批在1943年12月推选、1946年聘任。两批部聘教授的总人数为45人，其中中大有何杰、邓植仪和梁伯强三名教授。[32]故，梅龚彬应是获得学校提名，但不属于正式的部聘教授。
1945年底，中大各学系陆续回迁广州石牌原址。为恢复教务，学校敦促各学院尽快制定1944年度学生的补课办法。法学院在梅龚彬的主持下着手恢复教务。1946年1月，法学院召开该年度第一次院务会议，出席教授二十余人。由代理院长梅龚彬报告学院复员广州后数月以来的人事、教务以及事务概况，同时讨论并通过了多个议案，包括学院上课日期、1945年度上学期课程、补课办法以及分配增班课程、维持学生秩序的办法，同时遵照部令该年度各系增设户政科，另外临时动议请求学校对每日首次开入石牌的校车提前为上午7时，将开出广州的校车推迟为下午6时，并增加车辆以及订定优待教职员办法等。[33]1946年2月，法学院针对1944年度上学期未能到东江、连县上课的同学迅速出台了专门的补课办法，主要规定：第一，毕业班的同学（即1944年应毕业却未到东江、连县上课者）仍在原级补行复课登记手续，开班补课具体为上学期4周、下学期12周，必修科目照旧，选修科目可酌准改选；第二，四年级生（即该年度应升四年级却未到东江、连县上课者）仍在原级（三年级）补行复课登记手续，待修足升级应修学分时准予注册升级，等等。[34]
由于一直未被正式任命为法学院院长，梅龚彬猜测院长一职应是另有人选。果然，1946年夏，学校新聘萨孟武教授为政治学系主任，不久即任命为法学院院长。对此，梅龚彬在回忆录中写到，虽未能担任正式院长，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保护中大地下党员和进步师生的决心。早在1946年春节时，梅龚彬便以法学院负责人的身份以及湖北同乡的关系带着妻儿到时任广州警备师阙汉骞家中拜年。当时，内战全面爆发，国内形势再度紧张。席间，他请求阙汉骞施加影响，避免广州的军警与反内战游行示威的学生之间发生冲突。梅龚彬评价该次谈话气氛尚算和谐，却不知道自身处境其实并不安全。1946年5月，三青团中大分团函告王星拱校长“据报中山大学共党及民主同盟甚为活跃。法学院院长梅龚彬为民盟负责人、教授彭芳草为各种活动策动人”，提醒密切防范与打击。[35]1946年度，这是梅龚彬在中大的最后一个学年。他负责讲授西洋经济史（3学时）和工业政策（2学时）两门课程，薪额为560法币。[36]
后来反内战声势日增，中大以法学院尤为活跃，于是国民党加紧监视和镇压进步师生，故常有特务进出梅龚彬家。因梅龚彬在师生中颇有声望，1947年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负责人高信就曾约谈梅龚彬，高信称中大法学院是共产党的大本营，必须取缔共产党的一切活动，矛头直指进步师生，同时要求梅龚彬交出学院领导权，解聘进步教授，但是梅龚彬并未理会。[37](https://www.daowen.com)
1947年5月，国民党南京政府单方面撕毁和平协定，挑起内战。随后，上海、北平、武汉各地大学生举行反对南京独裁政府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游行示威，广州也不例外。在震惊全国的南京五二〇血案发生后，中大学生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以声援南京学生的斗争，被称为五卅一运动。为镇压学潮，广东省保安司令部于事件当晚凌晨两点派出两千士兵开进石牌围捕同学，所有通道和宿舍门口，都架起了机关枪，特务持名单闯进宿舍抓人。被捕同学大声呼喊，但被枪头猛撞胸口，用烂布塞嘴，用黑布蒙眼，然后在黑暗中被一车车运走。[38]高信将梅龚彬列在黑名单首位，特务直闯其居住的宿舍，翻箱倒柜，肆意搜查，并以“煽动学潮、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梅龚彬夫妇逮捕。他们在睡梦中被军警从床上拖下来反绑双手带走，被关押在学校三青团部办公室的楼上，由士兵把守。当时，天微亮，师生们尚未起床。梅向明见父母被押走，立即跑去敲响了石牌校园内的大钟，并急忙跑到学生宿舍及熟悉的教授家里，传递梅龚彬被抓的消息。师生们被钟声惊醒，仓促起床，奔走告急。师生们聚集在三青团部，愤怒如潮，双方僵持了许久。在师生们团结一致的拼力保护下，特务暂时无法将梅夫妇二人押解出石牌。因师生们强烈要求，校方不得不出面交涉，于是龚若冰先获释放。为避免事态继续扩大，不久，梅龚彬也被释放。为保障梅龚彬的安全，他被送到生物系一位姓戴的教授家中暂避。中午时分，龚若冰向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副主任的蒋光鼐寻求帮助。当时国共和谈已经破裂，蒋光鼐的处境也非常困难，但因与梅龚彬相识多年、感情深厚，蒋光鼐答应冒险相救。[39]次日，蒋光鼐用张发奎（广州行营正主任）的专车将梅龚彬接离石牌，安排到广州沙面的台湾银行隐藏起来。
1947年6月初，高信对中大校方施压，学校被迫宣布解聘梅龚彬、钟敬文、朱智贤等多位知名的进步教授，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为避免行踪暴露，梅龚彬选择绕行中山、经澳门再到香港。7月初，在梅向明的护送下，梅龚彬在广州登上驶往石歧的拖轮，悄悄离开了广州。[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