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身份焦虑牵系——卡夫卡
焦虑障碍，一种以焦虑情绪为主的常见神经症，因此又称为焦虑性神经症。焦虑障碍很广泛，包括广泛性焦虑（慢性焦虑）和惊恐障碍（急性焦虑）。此外，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障碍、强迫障碍也属于焦虑障碍的范围。焦虑障碍的亚型各自有独特的症状表现，大体统一的症状是紧张担心、坐立不安，出现植物神经症状，如心悸、手抖、出汗、尿频等。焦虑障碍的病因尚不明确，目前的研究显示其与遗传、认知、个性特点、负性生活事件、躯体疾病等有关。
广泛性焦虑是持续的、弥漫性的焦虑障碍。病人对现实生活过分担忧，如担心自己生病，担心亲人发生意外，担心单位破产，这种紧张不安、忧虑烦恼与现实并不相称，可是病人无法摆脱焦虑的状态，难以忍受，不得解脱。由于身心交互反应，病人会出现自主神经功能亢进，运动性紧张和过分警惕，还会发生生理指标的改变。
病人整日处在焦虑不安的状态中，如热锅上的蚂蚁，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对周围环境里的点滴变化过分敏感。由于病人的焦虑并非来自具体对象或事物，故找不到现实性的解决办法。病人本身对心烦意乱、坐立不安的自己有所察觉，但是难以集中精力，用自我调节的方式重新回到生活正轨上来，长此以往，病人失去生活兴趣，影响工作和学习。
运动性不安表现为来回走动、不能久坐、搓手顿足，如同马上就要迎接危险来临。眼睑、面部肌肉和手指出现震颤、眉头紧锁、全身肌肉紧张、抽动，严重时感到疼痛。病人时刻枕戈待旦，准备对危险做出反应，过度消耗精力和肌肉力量，使得身体疲惫，手脚疲乏无力，全身酸软。
躯体表现出现在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和泌尿系统等，可谓全身性的症状。病人感到口干、吞咽困难、胃部不适、腹痛腹泻，食管内有异物感；呼吸困难，有窒息感，过度呼吸，胸部压迫感强烈；神经系统的震颤、刺痛、耳鸣、眩晕对人的心理影响更大一些；自主神经系统紊乱，病人兴奋多汗、面部发红或苍白。严重时，伴有抑郁、强迫思维和人格解体等症状。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带着焦虑障碍生活着。身体不适、嗓子紧、头痛、头晕、情绪焦躁、坐立不安，似乎是许多人的生活常态。我们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工作、结婚、生活，处理家庭事务、照顾小孩、应对经济纠纷……持续不断的危机感让人无法与焦虑说再见。人在面对压力时，一时的焦虑是正常的，它向着某一个明确的目标，目的达成之后，焦虑自然而然地缓解。
可是，如果有人整日活在恐惧当中，时刻感受着忽远忽近的恐惧感，精神苦闷、肌肉紧张、从来没有享受过一丝喜悦，反而充满了惶恐和焦虑，那他的生活将变成何种样子呢？在19世纪末期，生活在布拉格的一位小职员便过着这般生活。他白天作为一名卑微的职员领取薪水，夜晚作为一位文学狂热爱好者笔耕不辍，他与家人不和，遭受同族人的嘲讽，以反复毁掉婚约的方式伤害深爱他的女子……这是一个书写人间惨剧的人，也是一个活在惨剧中的主人公，他便是捷克小说家弗兰兹·卡夫卡。
如今，卡夫卡已经成为布拉格最有名的犹太人。穿行于布拉格的大街小巷，卡夫卡的名字时不时地出现在咖啡馆的招牌上、文化T恤衫上、明信片上以及旅行社的导游词中。终其一生，卡夫卡从未摆脱焦虑障碍，困扰他的焦虑症不仅是心理上的，还有文化上的、民族上的，他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感到焦虑，为缺乏勇气反抗父亲而焦虑，也为不停地写作却得不到认可而焦虑。(https://www.daowen.com)
从出生开始，卡夫卡的身份认同就陷入了困境。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犹太人，母语是德语，他的生活圈子仅限于生活在捷克、讲德语的犹太人圈子。他所讲的德语不同于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德语，仅仅是一个小圈子的德语。如此说来，他不是捷克人，也不是德国人，更不是奥地利人。他是奥地利籍的布拉格人，作为意大利保险公司里的小职员，他是外籍人士。
关于卡夫卡是哪国人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捷克人不把卡夫卡当作自己的同胞，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却积极认亲，还有人称他为“奥匈帝国统治时期的捷克作家”，不过，卡夫卡属于布拉格是毋庸置疑的。他出生在布拉格，死在布拉格，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
卡夫卡的父亲以售卖文具为生，是一个粗暴专制的大家长，卡夫卡敏感脆弱的小心灵一辈子被性情强悍的父亲摧残着，以至于他一辈子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他作为保险公司的小职员生活在布拉格的街道、楼房之间，因惧怕婚姻而三次订婚、三次悔婚，藏匿在房间里，终其一生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卡夫卡如同他笔下的格里高尔、K一样，巴尔扎克豪言壮语道：“我可以粉碎一切障碍！”卡夫卡却说：“一切障碍粉碎了我！”
作为一个犹太人，卡夫卡第一个身份——民族身份是犹太人，这也是一个令他感到焦虑的身份符号。他如任何一位犹太人那样，渴望找到家园，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布拉格，也没有体验过漂泊的滋味，但是他的心灵带着古老的犹太民族历史，过着被放逐的日子。
在精神上，他并没有把出生地当作故乡，而在向往遥远的巴勒斯坦。正因如此，他只把德语当作日常生活所需的工具，他对德语没有感情，相反，他热爱希伯来语，对犹太人的历史有着强烈的兴趣。悲剧的是，他抄写犹太文学作品也好，学习希伯来语也好，最终都是徒劳无功的，这些对身份认同的追求除了让他与周围环境更加格格不入之外，没有为他带来任何好处。
更强烈的焦虑来自卡夫卡的家庭。强大的、粗暴的、专制的父亲对他的人生影响巨大——不一定是正面的作用。父亲越强大，他就越自卑；父亲拥有越多的权威，卡夫卡的家庭地位就越卑微。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声讨”了父亲的所有“罪行”，然而，他并没有勇气把这封信发出去。
在家庭生活中，卡夫卡以一人之力对抗以父亲为首的大家庭。作为家中长子，卡夫卡却是最受冷落的一个，妹妹们“叽叽喳喳”地玩耍，他却和每个人都非常陌生。他和母亲话语不多，和父亲只有表面的寒暄，妹妹、妹夫只和他生气，从不和他说话。如此孤独、隔绝的存在，使得卡夫卡的漂泊感又加深了一层，他有家、有家人，在心灵上却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为何会三番五次地尝试进入婚姻又反悔，他对婚姻、家庭的认知是冷漠的、无情的，婚姻对于他是负担，家庭之于他是痛苦。
生前，卡夫卡从未以“作家”身份见人，他的社会身份是保险公司的职员。这份职业只是他写作的前提条件，因此他不爱，也不享受。在办公室里，他履行着工作义务，却不能满足内心渴望，这种分裂的状态让他在工作时异常焦虑。如果父亲肯为他提供生活费用，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无聊且乏味的工作，可是他不能。在如生命般热爱的写作与不得不忍受的烦琐工作之间，卡夫卡被割裂开来，在现实中，他是布拉格城中一位地位不高、收入不高的小职员；在精神领域，他视写作如生命，写作是他生存的状态和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