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将私人生活表现纳入公众监督范畴内
将家风纳入廉政建设的范畴，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本人应增强自觉性，通过使自己发生切实可感知的点滴小变化，不断地抵达自我完善的新境界。也正是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每个同志都有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职责，打扫思想灰尘、祛除不良习气、纠正错误言行永无止境，永远都是进行时。”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其实就如同一棵果树一般，想要在丰收的季节有所收获，就必须要在平日里时常修剪枝叶，不断地提升与改造自己。接受多方的监督，恰恰就是为了督促领导干部与其家人，认真地对照党的宗旨与要求，认真地查找自己身上存在的问题，在受到警醒以后得到提升。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有关个人反省内求的内容。儒家视反省内求为自我提升的基本方法，认为遇到了问题以后，不应将问题归咎于外界，而应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通过改变自己来解决问题。
在《论语·学而》篇中有提及：“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曾子每日都会多次反省自己：为他人办事时是否尽心竭力？与朋友交往是否做到了诚实可靠？是否复习过自己学习过的东西了？这种自我反省也曾经被孔子以外求的方式表达出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儒家的这种自省被古人用一“观”字概括之。《周易》中有语：“观其所感则万物之情可见矣。”“观生我，进退。”既然自然赋予了人以感受生命的能力，同时还赋予了人对个人生命的省察能力，那么，在个人一生中便必须要在看顾外物的同时，强调内视。
这种内视以提升自我道德的办法被许多后人所借鉴。在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一生中，自省便是其提升个人道德水平的重要方法。
范仲淹不管是做人还是做官，皆时时要求自己保持自省。其言：“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意思是不对细小之处谨慎，便会对大德行造成影响。他以高度的责任感与自觉性，时时提醒自己应廉洁奉公，清心洁行，唯恐有什么举动对不起自己领的朝廷俸禄。
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范仲淹这样说道：“某官小禄微，然岁受俸禄近三十万。窃以中田一亩，取粟不过斛。中稔之秋，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金。则千亩之获可给三十万。以丰歉相半，则某岁食二千亩之入矣！其二千亩中，播之耨之，获之敛之，其用天之时、地之利、民之力多矣。倘某无功而食，则为天之螟，为民之螣。使神鬼有知，则为身之殃，为子孙之患。”
他通过将自己的俸禄与普通百姓的劳作收入加以对比分析后认为，若为官不能为国分忧、为民办事，便对不起自己那份丰厚的薪水，便是“天之螟”“民之螣”；若再起非分之想、存有以官换财的贪念，想要发不义之财，那该官员已不能算是人，而是吞噬天下百姓之利的猛兽。
为官多年，因时时要求自省，范仲淹养成了一个习惯，即每日睡觉以前皆要记录一天的三餐消费与所做之事。若当天所做之事与自己所消费掉的钱财不相称的话，他便会翻来覆去、难以入睡，直至次日加倍努力工作、用以补救以后，方得心安。
在范仲淹看来，既然为官，享受着由民供养、由朝廷提供的俸禄，便理应勤勤恳恳、清清白白地为国分忧，为民办事。这种主动将个人私生活与廉政、自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对官员自省做出了令人钦佩的表率。(https://www.daowen.com)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领导干部、干部家庭在私人生活中的生活作风与生活情趣，不仅直接关系着本人的品行与形象，同时更关系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与威信。可以说，领导干部个人展示的生活情趣，对于社会风气的形成，产生着的“上行下效”的示范功能，在这方面其实古代早有逸事留下。
在《韩非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齐桓公有一阵子喜欢上了紫色的衣服，结果上行下效，整个都城的人都爱上了穿紫色衣服，这使得紫色衣服价格大涨。齐桓公在观察到这一点后极为忧虑，对管仲说：“我因爱穿紫衣，导致整个都城的紫色布料都涨价了，怎样才能让这种穿紫衣的风气消失呢？”
管仲给出了建议：想要不穿紫衣，齐桓公需要先从自己做起。于是，齐桓公后来对觐见自己的人说：“离我远一点，我不喜欢紫色衣服的味道！”此言一出，当天朝会时便再无人穿紫衣，而第二天时，都城内的紫衣便消失了，第三天，全国便再也无人穿紫衣了。
在《南村辍耕录》中提及了古代妇女缠足习俗的由来：南唐李后主的嫔妃窅娘美丽多才、能歌善舞，为了欣赏她的舞蹈，李后主专门制作了高六尺的金莲，以珠宝绸带璎珞装饰，命窅娘以帛缠足，使脚纤小屈上作新月状，再穿上素袜在莲花台上翩翩起舞，从而使舞姿更加优美。此后，民间也效仿之，以纤足为妙，以不为者为耻。
这两则故事一正一反，恰恰说明了领导人若在私人生活上不注意的话，小事便会变成影响民风的大事。
正如那句俗话所说的那样：“火车往哪儿跑，全看火车头。”中国的国情与政情皆决定了主政者对于社会各个方面皆产生着莫大的影响。主政者只要带个好头，便可以带动一方风气。领导干部与其家庭成员生活俭朴、作风优良，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宣言，并能使群众自动自发地形成见贤思齐的习惯。
过往短短十几年间，中国成了全世界奢侈品增速最快、销量最大的市场。这固然说明国家已经富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被消费掉的奢侈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公款的方式消费掉的。社会上的炫耀性消费曾与公款消费的持续高涨有着直接关系，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展开，大吃大喝、大购大买等公款消费现象大大减少，奢侈品在领导干部与其家庭生活中出现得少了，社会风气明显好转，这也恰恰是领导干部的私人生活带动社会风气转变的一个真实例证。
事实上，一名领导干部的蜕化变质，往往就是从“八小时以外”的私生活不检点开始的、从吃喝玩乐这些看似小事的地方起步的。比如，有官员受贿是在家中，而大吃大喝、出入娱乐场所往往发生在下班后，这就意味着，若领导干部与其家庭成员在私生活中作风不检点、不正派，使自我情操在道德上打开了缺口，提供了滑坡的机会，个人便很难做到清正廉洁，而自身也就很难对社会风气、党风政风起到积极正面的引导作用。
俗话说：“受不了蒸汽熏，就别进厨房。”既然从政，便必须要让渡一部分的私人权利。正如当代学者丁学良所说的那样，一个文明法治的现代社会中，其基本准则之一便是，完整的个人隐私权仅适用于普通公民，而对于那些担任着公共职务的人员而言，他们的个人隐私权必须要牺牲一部分，而且，担任的公职与牺牲的部分是呈现正比例的。这就意味着，若是普通人，只要不违法、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工作之余想怎样享受生活都可以，但领导干部则需要依据于党规法纪的要求来规范个人的私生活，同时也要对家属的私人生活进行有效的监督。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告诫党政领导干部，应自觉地净化个人社交圈、生活圈与朋友圈，不能什么饭都吃、什么酒都喝、什么人都交、什么话都说。因此，领导干部在对自己八小时以外的活动进行有效控制的同时，也应主动地将私人生活纳入公众监督的范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