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是主流
——古代的计划生育
我国古代的计划生育与今天是截然相反的，主流是鼓励生育，刺激人口增长。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这种人口政策在西周的时候就开始推行了。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长期以来作为我国基本国策并以法律手段推行的计划生育走到了一个新阶段。这并不是说以后不搞计划生育，而是政策本身与时俱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受舆论宣传的影响，我们一直把计划生育狭隘地理解为限制生育，“只生一个好”，实际上，计划生育还有另外一面，即鼓励生育。
不论是我国的古代，还是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都是以鼓励生育的方式来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决定计划生育和人口政策内涵的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环境、人口状况。现在，我们就来回顾一下我国古代的计划生育是怎么搞的？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历程？
应该说，我国古代的计划生育与今天是截然相反的，主流是鼓励生育，刺激人口增长。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这种人口政策在西周的时候就开始推行了。周代的人口政策被称为“保息”：“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什么叫“保息”呢？“安之使蕃息也。”就是说，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繁衍生息。“保息”的六项措施的第一项“慈幼”与计划生育关系最密切：“慈幼，谓爱幼少也，产子三人与之母，二人与之饩。”意思是说，生三个孩子的，享受公费奶妈；生两个孩子的，奖给牲畜。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鼓励生育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群雄争霸、战火纷飞，各诸侯国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都积极增加人口，除了抢其他国家的人口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鼓励自己的子民多生、快生。
赫赫有名的齐桓公就在管仲的建议下推行了一系列促进人口增长的政策。一次，齐桓公微服私访，了解民间疾苦。他信步走进一户民宅，看到了令他惊讶的一幕，一个年已古稀的老人竟然自己下厨做饭。齐桓公动了怜悯之心，上前询问：“老大爷，难道你没有孩子吗？这么大年纪了，还要自己准备饭食？”
老头儿是个实在人，也不掩饰，如实相告：“唉，其实我有三个儿子呢，可是你看我这家里，穷得叮当响，根本就娶不起媳妇。没有儿媳妇打理家务，我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齐桓公听老人这么一说，就琢磨起来了，穷苦百姓娶不起媳妇的情况恐怕不止这一家啊，成不了家就要不了娃，国家的人口就无法增加。貌似一件小事，其实关乎国运啊！
齐桓公在管仲建议下采取了提倡早婚，鼓励生育的政策
回到王宫，齐桓公立即找来首相管仲商量这件事儿。管仲说：“这好办啊，降低法定婚龄，以前是男子30岁、女子20岁婚配，现在大幅提前，男子20岁、女子15岁。这样一来，适婚男女多了，老百姓娶亲难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齐桓公一听大喜过望，这个首相不白给啊，一个大难题就这么轻松化解了。
谁知道，这管仲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挖好了坑等着齐桓公呢！管仲慢悠悠地说：“大王，这件事还得您带个好头啊！”齐桓公问：“这话怎么讲啊？”管仲掰着指头开始算：“天子是‘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总共121个女人；诸侯王是‘一娶九女’。实际上，大家的后宫都超编了。老百姓有钱有势的也跟着学，妻妾成群。就说您这后宫吧，怎么也有千八百个女人吧！您龙精虎猛、春秋鼎盛，可是也忙不过来啊！这当中有多少常年独守空房的怨女，时间长了，不定跟哪个侍卫私通了，彼此之间钩心斗角、争风吃醋了，惹出一堆是非来，您看着也烦啊。所以，我建议把那些您还没宠幸过的女子都打发出宫，让她们回去嫁人，减轻了您的负担，也为解决老百姓结婚难的问题作了贡献，算是惠民之举啊！”
经管仲这么一说，齐桓公尴尬地“呵呵”一笑，虽然有点儿不舍，但也不好反驳了：“好吧，就按你说的办吧，后宫裁员！”
到了春秋末期，在吴越争霸中，越王勾践战败，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为了重振国威、报仇雪恨，采取了一系列强国强军的政策，鼓励生育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越国当时的政策是非常给力的，孕妇生产时由政府安排的产婆助产，费用自然是由政府承担（今天生孩子谁不得花个几千元）；如果生的是男孩，奖励两壶酒、一条狗；如果生的是女孩，奖励两壶酒、一头猪（这奖励怎么感觉有点儿怪怪的，难怪过去老百姓都管孩子叫“狗剩”之类的）；生两个孩子，有免费的保姆；生三个孩子，有免费的奶妈。由此可见，越国继承和发展了西周时鼓励生育的政策。
越王勾践剑。勾践采取包括鼓励生育在内的强国政策，励精图治，终于报仇雪恨
管仲当时在齐国提倡早婚早育，这项政策也被越国借鉴过来，而且赋予了强制力，不是鼓励早婚，而是强制早婚：“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女子17岁、男子30岁，这是结婚的上限，到了这个年龄还不结婚，就要处罚你的父母了。要是现在也这么办的话，估计就没有那么多大龄的剩男剩女了。而且，“令壮者无取（娶）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意思就是不许老牛吃嫩草，不管这头老牛是公牛还是母牛，理由就是不利于生育。
就是在这种鼓励生育的政策影响下，中国人渐渐形成了“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观念。国家的利益、现实的考量、道德的鞭挞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习惯和根深蒂固的观念，至今仍然左右着很多人的思想。不过，先秦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据推测，在战国初期，中国的人口规模是1000多万，虽然经过长期的战乱，到秦王朝建立时，人口反而增加了一倍，近2000万。
汉代继承了先秦的人口政策，并有所创新。汉惠帝的时候规定，女子年满30岁还不出嫁，要罚款，罚多少呢？“五算”。这里的“算”就是当时的人头税。年满15岁之后就要交这种人头税，一直交到56岁，金额是120钱，也就是一算。“五算”就是5份人头税，也就是600钱。有人统计过，汉代的粮食均价是每石100钱。600钱能买6石粮食，差不多够一个大人吃一年，所以“五算”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了。
唐代同样鼓励生育。唐太宗曾经为此专门下旨，让负责的官员们搞好计生工作，鼓励老百姓及时结婚，别耽误了生娃。老百姓家里穷，娶不起媳妇怎么办呢？有钱的人做做善事，捐款赞助一下吧！官员们要积极行动起来，政策贯彻执行得怎么样，就体现在你辖区内人口增长上，这可是政绩考核的指标。
唐太宗李世民为了让老百姓及时婚配，曾经专门下旨
大家印象中，古代重视女子的贞节，讲究“从一而终”，寡妇改嫁肯定是禁忌。其实，这种观念主要是宋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在唐代，观念开放，没有宋明理学、二程朱熹宣扬的这些伦理纲常的束缚，为了鼓励婚配和生育，解决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是提倡寡妇改嫁的，男人娶个二婚的女人也不是没面子的事儿。要不然，守寡的女人闲着不生娃，光棍娶不上媳妇干着急，不是资源浪费吗？(https://www.daowen.com)
古代鼓励生育跟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由于生产工具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由于各种天灾人祸、医疗水平落后，古代人的平均寿命又远低于现在。看看历朝历代的平均寿命就知道了，夏代18岁，秦代20岁，东汉22岁，唐朝27岁，宋朝30岁，清代33岁。虽然平均寿命在逐渐增加，但相比现在，仍然是很短的。“人生七十古来稀”，古人的感慨和向往在今天已经成为现实，现在的人随随便便就能活到“古稀”，十几亿人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就是这么来的。
平均寿命的增加带来了人口大爆炸，小小的地球还能承载这么多人口吗？画面中城市灯火通明的景象乍看上去像是岩浆撕裂地表的末日景象
这里说点儿题外话。从夏代到清代，中国人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才勉强实现了平均寿命的倍增，可是，看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平均寿命变化情况，1949年35岁，1957年57岁，1981年68岁，1999年70.8岁，2000年71.8岁。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就实现了平均寿命的倍增，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反差？科学技术的飞跃，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没有战乱和大规模、毁灭性的瘟疫以及其他天灾人祸大概都是原因之一。可是，这种局面对人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是人类的黄金时代还是烟花灰飞烟灭之前的瞬间灿烂？
韩非子是最早看到人口增加隐患问题的
回归正题。虽然我国古代人口政策的主流是鼓励生育，可是，在这种大环境下，仍然不乏一些有识之士，他们高瞻远瞩，不随波逐流，针对人口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最早看到“人不仅有两只手，还有一张嘴”的问题的人应该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韩非子说过这样的话：“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意思是说，老子生5个儿子，儿子又生5个孙子，三代同堂，老子还健在，膝下就有子孙30人，加上女性人口，又得翻番。狼多肉少，工作更累了，收入反而更少了，生活水平更低了。这真是，朴素的逻辑，简单的真理。
延伸阅读
在唐代，有一个喜欢写打油诗的白话诗人，名叫王梵志。此人不但计生标语写得好，而且最早提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的观点。
这个人经历非常坎坷，早年家道中落，穷困潦倒，种过田、打过工，到了晚年子女不孝，他被迫流浪街头，沿街乞讨，后来遁入空门，以四处化缘为生。或许正是这种经历的原因，让他练就了一双洞察世事的冷眼，思想异类，独树一帜。
由于子女不孝，王梵志对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这样的正统观念不屑一顾。他曾写诗嘲笑穷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富人少男女，穷汉生一群。身上无衣挂，长头草里蹲。到大耶没忽，直似饱糠牲。长大充兵仆，未解起家门。积代不得富，号曰穷汉村。”还有一首诗：“续续生出来，世间无处坐。若不急抽脚，眼看塞天破。”以夸张的语言揭示了无节制生育的后果。即便是在现代，这些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宣传计划生育的标语。他还有一句诗，叫“生儿不用多，了事一个足”。意思是说，儿子一个就够了，管事就行。生了一大堆，结果没有一个奉养老人的，有什么用？这大概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好”最原始的版本了。
据说，在宋朝的鼎盛时期，中国的人口已经过亿。想象一下宋代都市生活、各行各业的繁荣景象，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宋末学者马端临就提倡“少生”“优生”，提高人口素质。到了明代，虽然经过长期的战乱，人口规模仍然庞大。
“只生一个好”在唐代就有人提倡了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曾经说过：“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何以食之？”“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就是说一对夫妇只生两个娃，永远保持现在的人口规模。人口学家汪梅村主张“只生一个好”，而且为控制生育设想了具体的措施，就是生了孩子之后由政府提供断胎药；为了控制人口规模，他提倡晚婚，把法定婚龄定为男30岁，女25岁，比现在还晚。而且，对于超生的，包括生女两个、生男三个，要课以重税。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设想“只生两个好”，永远保持现有的人口规模
清代，人口急剧膨胀，乾隆时期，人口已经超过3亿，连文韬武略、傲视古今的乾隆皇帝都坐不住了。他查看各省上报的人口，发现比他爷爷康熙皇帝在位时增加了十多倍，干活的少，吃饭的多，这可怎么得了？
人口剧增曾让乾隆皇帝坐立不安
但是，真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强有力措施控制人口的，还是太平天国政权。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分营，就算是夫妻也不能住在一起。所谓“天下多男子，尽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皆姊妹之群，天堂子女，男有男行，女有女行，不得混杂”。后来，定都天京的时候，才允许夫妻二人在每月的最后一天过夫妻生活。1853年，出台了女人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不过，太平天国这项“独生子”政策的出发点不是控制人口，而是保持女兵的战斗力。在太平天国的百万雄师中，女兵达到十分之一强，只有节制生育，才能保存她们的体力，减少后顾之忧，让她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
洪秀全的理论是男人都是兄弟，女人都是姐妹，所以男女要分居。后来太平天国规定，女人只能生一个孩子。其目的是保持女兵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