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也当钉子户
——古往今来话拆迁
宋神宗出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征地补偿法规。补偿的方式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分实物补偿和货币补偿两个部分。

古往今来,拆迁都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我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暴力拆迁、补偿纠纷等问题仍然是层出不穷。那么,在古代,拆迁又是怎样一种光景呢?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古代的拆迁众生相,抚今追昔、古为今鉴,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历史是惊人地相似,或许正印证了那句话:“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发生过的还会发生。”
说到拆迁,钉子户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古代有钉子户吗?他们的命运如何呢?要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钉子户,那要追溯到2800多年前周厉王的时候。当时,周厉王准备对皇宫进行扩建,这样一来,就要征用一个叫“鬲从”的拥有的一处池塘。本着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原则,双方谈好了价钱。
可是,这位周厉王囊中羞涩,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就跟鬲从打个商量,“等过了秋天,一定一分不差地把钱给你。”没想到,这个鬲从不是个省油的灯,竟然跟天子讨价还价。他说:“我就是靠这块池塘养鱼,采摘其中的莲藕过生活的。现在你把池塘占了,拆迁款又不能及时到位,让我怎么过日子啊!”周厉王也算通情达理,就给鬲从在皇宫中找了一份工作,拆迁补偿还是一分不少,才把池塘拿到手。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拿到了拆迁补偿,相比今天的钉子户,鬲从的结局算是不错的了。

赫赫有名的少林寺也当过“钉子户”,否则,我们可能就见不到这座名刹了
相比之下,另一个古代著名钉子户,命运就坎坷多了。这个钉子户就是大名鼎鼎的少林寺。当时,大唐王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而寺院在土地兼并中是个大头,所以,李渊下旨,要拆除寺院,为解决土地兼并问题排除障碍。少林寺自然也不能幸免。
可是,少林寺不同于一般的寺院。它曾经为唐王朝的建立立下赫赫战功,解救秦王李世民、攻克轘州、捉拿郑王、平定诸侯。所以,李世民将少林寺13位有功的武僧封为将军,还划给少林寺4000亩良田。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资本,所以少林寺敢于公然抗拒拆迁,抵制皇帝的命令。
少林寺的做法激怒了李渊,碍于情面,他虽然没有强制拆除少林寺,但剥夺了李世民赐给少林寺的4000亩良田。这就等于掐住了少林寺的经济命脉,断了和尚们的生活来源。可是,少林寺众志成城,依然坚守寺院。当时的情况跟今天的钉子户被断水断电、垃圾堵门差不多。还好,玄武门之变,李世民上台,少林寺这个钉子户守得云开见月明,不但4000亩良田又回来了,还被特许开杀戒、吃酒肉,又过上了滋润的好日子。
相对来说,中国的皇帝中,宋朝的皇帝算是比较厚道的,在处理拆迁和钉子户的问题上也比较人性化。比如,宋太宗,他觉得皇宫太小了,想扩建,可是左思右想,觉得拆迁劳民伤财,只好放弃这个打算。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又打起了扩建皇宫的小算盘,可是,钉子户们觉得住在皇帝隔壁风水好、治安好、市政配套好,就是不肯搬迁,给多少钱都不搬。政府官员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就是没用。要不说宋朝的皇帝厚道呢,换作别的皇帝,早就调来军警强拆了,否则皇帝的颜面、皇权的威严往哪儿搁啊?可是,宋仁宗没这么做,他让步了。北宋的皇帝就这么在逼仄的皇宫里继续憋屈着。

宋太宗。宋朝的皇帝比较厚道,在拆迁的问题上也很大度
到了宋神宗的时候,终于可以拆迁了。这次,宋神宗出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拆迁补偿法规。补偿的方式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分实物补偿和货币补偿两个部分。选择实物补偿的,在对现有房屋进行测量后,政府会在其他地方建造同等大小的房屋提供给拆迁户;选择货币补偿的,由政府对房屋进行估值,取房契上的原价和现价的中间价作为补偿标准。在这次拆迁中,100多户拆迁户获得了20600缗的补偿。
在宋代的法典《宋刑统》上,还规定了“在官侵夺私田”罪:官府搞征地或者拆迁,如果没有给予相应的补偿,侵夺一亩以内,受杖六十;超过一亩,受杖七十;三亩以上,杖一百;超过五亩,徒一年半。所以,法律是禁止强制拆迁、保护拆迁户的财产权益的。
在明代的时候,因为拆迁还险些激起民变,搞得政府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当时,明英宗亲征瓦剌,结果全军覆没于土木堡,明英宗还当了俘虏。瓦剌大军押着明英宗,直逼北京。为了御敌,政府想搞个坚壁清野,把城外的房屋全部拆除,夷为平地,老百姓尽数迁走,让远道而来的瓦剌大军得不到休息和补给。

《宋刑统》明令禁止强制拆迁
可是,老百姓不懂这些军国大事,也没有那么高的觉悟,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所以,大家集体抗拒拆迁。老百姓卷起铺盖卷,携家带口,涌入京城九门,准备搞街头抗议,向政府请愿。最后,政府为了避免激化矛盾,酿成民变,宣布停止拆毁民房。当然,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紧急拆迁,事起仓促,只能看作一个例外。
到了清朝,政府的拆迁政策成熟了很多,也展现了当权者处理民生问题的从容与自信。顺治时,为了避免满汉杂处,造成摩擦和矛盾,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满人和汉人的居住地分开,将汉人全部迁到北京的南城居住。为了圆满地完成这个拆迁任务,顺治颇花费了一番脑筋,在圣旨中把拆迁的细节问题都考虑到了。(https://www.daowen.com)
圣旨是这样说的:汉人原有的房屋可以拆掉,用所得的建筑材料另外盖房子,也可以将房屋卖掉,究竟怎么办,让房主自己决定;根据拆迁的房屋间数,每间房子给白银四两的拆迁补偿。为了避免官员克扣拆迁补偿款,圣旨规定:拆迁户必须亲自到官衙领取拆迁款,不能交给官员统一发放。拆迁款在拆迁之前就要发放到位,限时半年搬迁。
到了乾隆的时候,也遇到一个拆迁难题。不过,这次不是因为满汉分居的城市规划问题,而是拆除占用永定河河道的违章建筑。当时,有很多村民在永定河的故道上盖房子,存在很大的隐患。官员动员他们搬迁,没有任何效果。乾隆下旨,愿意搬迁的,根据核实的房价补偿;不愿意搬迁的,要签字画押,声明自己是自愿放弃搬迁,一切后果自负。这个办法已经很讲道理了。
结果,大多数占用河道的村民都搬走了,只有两个村子拒绝搬迁。没过两年,永定河泛滥,把这两个村子全淹了。按理说,既然当初是自愿放弃搬迁的,现在政府完全可以不管,任其流离失所、自生自灭。可是,皇恩浩荡,乾隆没这么做。他下旨,让地方官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拆迁补偿,让村民一定要迁出河道。而且,绝不搞强制拆迁,愿意什么时候搬就什么时候搬。

顺治皇帝。清朝的皇帝在拆迁的问题上考虑得更加成熟和周到
前面我们说的都是古代拆迁史上阳光的一面、人性化的一面,但有阳光就有阴影,黑暗的一面也不能回避。在古代,达官显贵为了营造豪宅,侵占民居,强制拆迁,搞得老百姓流离失所、露宿街头的问题就很突出。在宋代就有很典型的例子,宋代的皇帝厚道,可是丞相不厚道。
北宋的权相蔡京在京城的东面和西面分别搞了一个东园和一个西园,霸占和拆毁了大量民宅。其中,西园占地两坊,拆掉民房几百间。一次,蔡京得意扬扬地问别人:“我这东园和西园的景致怎么样?”对方答道:“东园嘉木繁荫,望之如云;西园人民起离,泪下如雨。可谓东园如云,西园如雨也。”
南宋的权相秦桧,他的老婆认了一个叫王继先的人做干弟弟。王继先倚仗秦桧的权势,在京城建造府邸,强拆民房几百间,还占了街道、河道。府邸建得气势恢宏、穷奢极丽,被人们称为“快乐仙宫”。

像蔡京这样的权臣在古代霸占土地、强拆民居是突出的问题
占地建房的权贵自然不止他们两个。在宋真宗的时候,达官显贵们纷纷扩建房屋,搞得街道狭窄,通行不便。于是,皇帝派一个叫谢德权的官员负责清理这些违建。但是,这些违建的主人个个手眼通天,搞得皇帝准备收回成命。可是这个谢德权是个犟脾气,他找到皇上,说拆除违建的障碍就是那些权贵,这些权贵违建的目的就是把房子租出去,收取高额的租金。您要是放弃清理违建的计划,我就是豁出这条命也要抗旨。要不怎么说宋朝的皇帝厚道呢,见谢德权这么坚决,也就依了他,让他继续干城管的活儿,拆除违建去了。
著名的包青天也清理过违建。当时很多富豪高官偏爱水景房,就占用河道建房,推开窗户,就可以看见河面和两岸的美景。可是,这样的房子建多了,河道就窄了,隐患很大。所以,铁面包公执法如山,把权贵们的这些违建都给拆了。其实,这些权贵才是真正的钉子户,也是强拆民房的罪魁祸首。
延伸阅读
本着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原则,对于高官巨贾拆民房、建豪宅的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不乏心胸豁达、通情达理之辈,在古代的拆迁史上留下了一段段佳话。
明代的大学士、吏部尚书严讷准备建新房,可是,规划好的院子有一边是一处老百姓的祖宅,房主是做豆腐的,就是不肯卖掉祖宅。严讷的家人向他告状:“这个卖豆腐的也太不识抬举了,收拾他。”严讷付之一笑,胸有成竹地说:“你们先盖着,我自有分寸。”
大学士的新房开工建设了。盖房子要给工人管饭,严讷就让家人到豆腐店里买豆腐。这样一来,豆腐店的销售量激增,老板忙得不亦乐乎,利润翻番,顿时眉开眼笑。由于生产规模扩大,祖宅根本装不下了。老板就主动找到严讷,提出把祖宅转让给他。严讷自然笑纳,为豆腐店老板另买了一处大房子,彼此实现了双赢。

徐家公馆
还有民国时候的一位大军阀徐源泉,可谓是有权有势,家财万贯。当年,徐源泉在老家盖了一座徐家公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座典雅气派的建筑。不过,徐家公馆有一个显著的瑕疵,那就是房子的一个角上被切掉了不到一平方米的面积,整个房子就不协调了。原来,当初盖这座公馆的时候,这巴掌大的一角属于旁边的邻居,而对方就是不肯出让。
徐源泉看在乡里乡亲的面子上,表现得很大度,没有倚仗权势逼迫邻里,而是改变了设计。公馆虽然美中不足,可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军阀身上的人性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