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房间
几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和林苹走在惠新东桥附近的街上，雾霾浓重到发黑，路旁的灯箱几乎看不清字迹，只是一团团模糊的红光。
林苹戴着一个N95口罩，她忽然放慢脚步，对光着鼻孔的我说：“你这样是政治不正确。不要表示你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够正常地呼吸。”
我一时失语。我的胸口正在发闷。
我和林苹认识多年了，只是中间很长一段没有来往。她说话厉害的风格没有改变。
相识是参加一次农家女组织的活动，活动的内容是一群人搭车到北郊某个地点，统一发个装了几本书的背包，再背上包走十公里到一所打工妹培训学校去，把书和背包一起捐献给学生。临时有事不去的朋友让我替代，又把林苹的电话给了我，为了方便记忆，我在通讯录上加了农家女三个字。
林苹是个瘦高的女生，戴着一副眼镜，态度看起来有些冷冷的。我和她打了个招呼，就各自跟着一大队人出发了。途中再见到她时，她和一个胖女生走在一块。我问林苹要不要帮忙背包，她没有表示。看她身边的胖女生，显然是走不动了，我就接过了胖女生的背包，三人一块走到了终点。
那天在学校的活动乏善可陈，两个当了理疗师的打工女孩出来感恩学校对她们的帮助，林苹作为联办单位负责人发了言，我知道了她是一个女权主义机构的头。但在我的手机通讯录上，她仍然叫农家女林苹，虽然她身上没有丝毫的农家女味道。
以后我们在那天没去的朋友饭局上见过两次，朋友说林苹是她见过最聪明的女子。她言辞锋利，思路不同一般的敏捷，话题大多关于女权，想要跟她一较高下的男士，往往会落得很狼狈。这时她的人散发出一种神采，镜片后面的眼睛微微发光，显出不露声色的愉快。
有一次她说，她做女权主义是因为它在各种理论中最聪明，可以拿来解释一切。
她对我的态度还算温和，当她觉得我的某句话或行为有问题时，会点到为止地说：“这不女权。”我私下里想，或许因为那天我没有刻意对她献殷勤，而是帮她身边的胖女孩背了包。
我和林苹的关系一直没有什么变化，直到几年前的一次，我坐卧铺从西安回北京。望见北京西站阑珊灯火的时候，忽然忍不住给两个女性发短信，问能不能见面。有一个人没回我，过了一会，林苹回消息问我：“见面干什么？”
我不知哪里来的胆子，直接回复说：“想做爱。”
火车缓缓进站的时候，她回消息说：“你过来吗？我在东五环。”
我说，还在车站，下了车就过来。
我背着旅行包，打了一辆出租，穿过大半个北京城，去她发给我的地址。有点紧张，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历。但是并没有另外一个人在这座过大的城市里等我。
她租居在一个老式小区里，没有电梯。我爬上四楼，楼道里灯光昏暗，我借着诺基亚手机的电筒功能看清了她说的门牌号，敲了门。她来开门了。
我们没有说话，我进了门，放下肩上的旅行袋。屋子开间很狭小，东西似乎很混乱，没有合适的地方，我把旅行袋放在沙发边的地上，靠着门角。
另外的印象是猫。在沙发上坐下时，一只猫从我头顶走开，手沾到了沙发布上的毛。猫似乎无处不在，有一股说不清的气味。林苹说，有五只。
“起初是捡了一只猫回来，后来像是别的猫知道了似的，我一出门就跟着我，前后就捡了五只回来。”
她说，猫对人很依赖，互相之间会争宠。她能体会到作为弱小动物，对人类的那种需要。我有些意外她对猫的感觉。眼下它们没有跳到沙发上来，不知在什么角落里游走。
我们在沙发上坐着，说完了猫的事，一时有些沉默。她抽一种很细的女士烟，指间极细的烟丝袅袅上升，一旁凳子上的纸杯里摁着几个烟蒂。电视上放着央视的《晚间新闻》，或许是觉得我会对她看央视感到奇怪，她说，由于不上班，她有很多的空闲时间，就看很多新闻，包括央视。
我注意到她没有戴眼镜。后来她关掉了电视，转脸来看着我，问：
“你觉得我去当小姐怎么样？”
我有点发愣，但还是按实际的想法回答：
“我觉得你去当小姐不合适。”
“为什么？”她似乎在等着我的回答，提出这个追问来。
“你不够性感。太瘦了。”
她沉默了，摁灭了手里的烟蒂。后来我知道，这是她在决定跟一个男性上床之前，问的一个标准问题，男人回答不合格就会被淘汰。
我们仍旧那样坐着，能感到她肩膀的枯瘦，似乎失去水分。我忽然伸出手搂住她的肩膀，把她揽过来，说：“你想哭，就哭吧。”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她伏在我膝盖上，放声哭泣起来，瘦削的肩骨抽动。哭了很长时间，我找到沙发上的卷筒纸，撕下来一点点递给她。她慢慢地平静下来。我问她要不要喝水，她没喝。感觉她身体里的水分又少了一些。
她似乎为自己的哭泣感到不好意思，问我要不要先去洗澡。我去洗了澡，躺到卧室的床上。卧室比客厅要大一点儿，床上也有黏糊糊的猫毛。林苹说猫时常会到床上来睡。
虽然对环境有点不适应，她上床之后，我们仍旧像那一些一夜情的人一样做起爱来。意外的是，她并未要求戴安全套，我提出以后，她才在床头找了一个给我。她的身体很敏感，发出像柔弱的猫一样的叫声，似断未断。中间我有一次想到，那些猫在哪里，会不会在角落里看着我占去了它们平素的位置。
完事之后，我们都去洗了一下，一时睡不着，躺在床上聊天。房间里黑着，远近望见一些楼房的轮廓，剩着几星灯火，让我们微微看见彼此的轮廓。她又点了一支那种很细的烟。
林苹是内地省份的人，在省城上了大学，在那里看到了波伏娃《第二性》一类的书，觉得课堂上教的都毫无价值，但她不知怎么还是混到了大学毕业。以后到了北京来，就很少回去。父亲似乎比较疏离，或者是离异了，母亲以前还打电话，都是一些催婚之类的话题，这几年大约对她失望，也不大联系了。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她实在没法感到那个偏远的省份和那个家庭和她还有什么关联。(https://www.daowen.com)
和我一样，她有一段没有性生活了。“我有过的性伙伴并不多，一共十几个吧。”她回忆着说，大约带着解释了她为何没有要求戴套。里面各种人都有，也有投入过感情的，但无疾而终。让她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上过床或者爱过的什么人，倒是两个没有发生过关系的人。
其中一个是小男生，很爱她，很单纯，林苹很愿意接纳他。但是她还是觉得，有必要在最后的步骤前，向他提出那个标准的问题，“你觉得我去当小姐怎么样”。结果这个问题完全把那个男生吓坏了，他不知所措，像是不认识她了，讲了一堆“你不能有这种想法”之类的问题。她虽然觉得他的单纯也不算讨厌，但还是觉得他没有通过测试，终止了上床的步骤。
另一个是黑人。
那是一个留学生，两人在一个机构工作，那个留学生很喜欢她，她也觉得他不错，世界观不成问题，双方交流顺畅，人品也靠得住。但是当他提出来上床的要求，她却像当初那个小男生一样吃惊，无法说服自己答应他。他很失望，说原来你还是和别人一样，有歧视。
她也对自己失望，仅仅由于人种，不是其他原因，拒绝跟一个人发生性关系，“这不女权”。这种事不应该发生在自己身上，但她实在想象不出自己如何跟一个黑人上床。这件事困扰了她很久。
林苹说，单身生活对她其实不容易，因为就像波伏娃一样，需要大量的社交，而她又不擅长。尤其是她的起居时间，白天一般睡觉，到了下午四点才起来，晚上才是社交时间，这样跟人的重叠时间比较短。她不接受坐地铁，认为在地下穿行有违人的本性，但是公交在傍晚高峰期都很堵，北京又大，一趟车到地方往往已经很晚。这样的话，她只能通过看大量的新闻来打发时间。“对于一个非媒体行业的人来说，我接触的资讯可能有些太多了。”她说。
她要我聊聊自己的情感状况，我说到自己离了婚，单身在北京漂着，没有什么性生活。喜欢一个女孩，有过一些暧昧，但似乎没什么希望。前几天还送过她一束花，也没有回音。送花这个细节，看来引起了她的注意。
“你打算跟她结婚么？”
我说，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是会结的。
她忽然变得严肃起来，有点坐起来说：“我不了解你，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你这不是在欺负我么？”
我无言以对。
“我们的身体不会再有交集了。”她说。
我感到尴尬，我们还光着身子并排躺在床上，或许我该现在离开这里。我打算起床穿衣服，林苹说，你可以呆到早晨走。我们心照不宣地各自穿好内衣，躺到了黎明，再没有说话。经过了这番折腾，我们倒是都睡着了。
早上起床，我的衣服上沾了一层猫毛。我用手指从袖管上捻下最招摇的几根。林苹让我等等，她拿了一个类似刷墙的滚筒过来，在我身上前后刮拉了一通，我才知道这是除毛刷，滚筒上沾了一层猫毛。林苹说刷不太干净，但也只好这样了。
我背起依旧倚在门边的旅行包，和林苹像朋友那样告别，她在我身后关上了门。
往后我还约过她吃饭，她的条件是要带一个朋友一起，并且告诫“我和你的身体不会再有交集了”。三人吃饭的时候，她常穿一件带缠枝花卉的深绿缎子上衣，裁剪很合身，我渐渐感到，和她的微博名字是“苹儿”的谐音一样，她似乎是在装束中有意流露出一种女人味儿，和在观念中的女权不同，却又维持着和男人的距离。
这样见过几次，渐渐地联系也就淡了。直到几年前那次，我因为做一个女权方面的报道，再次联系她，她很爽快地答应了采访。我们在一个餐馆里见了面，简短晚饭过后是采访，她说，我记，一共三个小时，天气有些热，仿皮的座位变得黏黏的。
她神情很愉快，不过看去依旧老了一点，另外一点是，她少了一颗牙齿，说是蛀牙，她没有去补，由于是门牙，很显眼。她的语速还像过去一样利落，眼睛露出微微的神采。
她从东五环搬到了惠新东桥，住在自己买的小房子里，小房子是什么时候买的不清楚。和以往的态度不同，这次采访之后，她主动发信息给我，邀请我去她家里玩。
到那里之后，有几个她机构的小伙伴，一起吃家庭小火锅。这处房子也是一室一厅，但比以前的租屋大一些，也稍稍整洁，地上还有一个打扫卫生的谷歌小机器人。猫还在，但只有两只了，其他的送了人。书架上有些各式各样的书，除了女权，还有文学书，文学书大都陈旧了。林苹说，这是因为她大学上的中文系。
火锅配菜准备得很丰富，我看来是主要的客人。小伙伴们说，这是头一回，她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在林苹家吃火锅的待遇。
话题或许是从反恐开始，聊到了维吾尔人，林苹回忆她去广州出差，和两个维吾尔男性的交往。都是单身的男子，在内地班大学毕业，不想回新疆，但在外面找不到很好的工作，也没有女人。有个人领林苹去看他的住处，就是一只旅行袋，其他杂物都是一小坨地堆在地上，随时可以拎起来走。常常找不到人说话，下了班在住处只能看电视。
另有一个人，很绅士，在参加会议期间显得很照顾人，譬如主动帮她拎东西，乘电梯时为她护住电梯门。为了向他表明女同胞不是天然要接受这种保护，在电梯到达一楼，他又让她先出梯的时候，她忽然用力在他背上拍了一下，说：“哥们儿，你先走！”她的这一下显然让他呆住了，林苹向我们描述这一幕时哈哈大笑起来，从沸腾的小火锅里夹起一束金针菇。不过等一下她又说：“也许我不该这样做，毕竟他很和善，对我有好感。”
我下楼的时候，她说想出门逛逛，戴上口罩跟我走到了大街上。路上她问了我现在的状况，我告诉她仍旧单身。又问她想过没有，一直这样下去，年纪老了怎么办，有没有缴养老社保之类。
她戴着口罩，仍旧看得出微笑起来说：“我不缴。我不为自己的老年投资。”
过后林苹偶尔会发信息联系我，语气似乎和从前有些变化。有天我正在一个雾霾天傍晚出门散步，尝试第一次戴上买来的口罩，她发来一条明白的信息说：“我现在面临和你当初同样的问题：没有性。”
她说到很长时间没有和男性的约会。我不知怎么回答她，只能敷衍地回她，以后请你吃饭。
她沉默了一会，发来一条有感叹意味的信息说：“我们在性方面的需求总是时机不匹配。”
我们又恢复了鲜少联系的状态。雾霾天越来越多起来，当时一起吃火锅的两个小伙伴，在南方参与一个反性骚扰活动时出了事，林苹的处境也变得不安起来，似乎只是早晚的事。我开始注意她的微博和朋友圈，中间有一段没有更新，不禁替她担心。后来她的微博恢复了更新，已经在美国了。
我发了个问候给她，她没有回我。我们没有再说话，但也没有彼此拉黑，能看到她在美国生活的状态，仍然是做女权方面的机构。有一段时间，她在微博上直播自己和男性约会的经历，似乎这是小伙伴们鼓动她发起的一个公开行动展示。这些约会很少成功，总是世界观不合，或者一方没有感觉。
最近一次约会，是跟一位在1917年流亡美国的俄罗斯人的后裔，这人离异后独自料理一家披萨小店，吃住都在店里。林苹和他在披萨店的楼上见面，外面下着雨，房间里只有一张看不出颜色的旧沙发，却似乎四处堆满了东西，散发出一种隐约的腐烂气味。林萍感到，不分昼夜做披萨的活侵蚀了这个人的生活，他的人生内里已经坍塌。她回想起了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我也曾经住在一个充满腐烂之物的房子里，因为我连把垃圾丢出去的精力都没有。”
我希望日记延续下去，但并没有等到这个俄罗斯男人的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