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姐和秀姐
“那天在街上遇到，他喊我袁姐，喊又喊不伸展，舌头一掠，脑壳那么歪到，‘袁姐呀’，我半天才认出来是他，哪像个人了，也没得哪个把他当人。”姐姐说。
我有些吃惊，多年前见到桂姐的女婿，眉清目秀低山人的样子，也没有他多喜欢喝酒的印象。姐姐说他现在的样子是酒精中毒，喝的时候每次都不省人事，不喝的时候也神志不清。喝了酒还老打人，两口子打架，一次把桂姐的手咬坏了，前不久一棒棒把桂姐手臂打断了。
桂姐家搬到了镇上住，童家沟里两间烂房子，姐姐去过一次。“老的给孙娃子买油的钱，他要打酒喝，孙娃子不干，两爷子打起来了。后来叫他吃饭他喝了酒在床上困，喊又不答应。”
六岁那年的九月，板栗裂口了。几个人爬上遮天的树，摇一摇满天毛苞雨，小不点在树下接，一下砸着头彻脑门酸痛，含着一包泪手还不停捡拾。桂姐溜刷，三两下上了树高高在上，底下我们巴巴仰望的时节，她早摘鼓了两荷包，才施恩摇下一阵雨。有桂姐在，秀姐的本事不弱于桂姐，但桂姐在时她不大显示，当时不觉起，回想起来，她总有点忧郁的样子。三舅娘说三岁看到老，同根不同命。
几个表姐里，我当时不大喜欢桂姐，因为她嘴巴长，搬是非。其实回想起来她多数是无心，就是看到听到了什么喜欢传一道。人材也比不上胖姐、细姐。由于年龄处在中间，桂姐经常是跟着胖姐、细姐在一处，但又明显比她们小。秀姐基本上归于我们小不点一伙。
一个薄阴天，三舅家火屋里，三舅用一个木头架子织草鞋，那时候家里都还有这种器物，几个表姐唱歌。墙壁湿润了，檩子也暗中散发经年的气息。桂姐唱了一段很长的，似乎是十杯酒一直正月唱到腊月头，又似乎是一种更婉转的调子，我家乡的调子，只能在这样的雨天，在妈妈和姐姐们偶尔的声音中，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想不到由大声大气的桂姐唱出来。
猪草叶面上溜滑，天地的雨布被猪草叶子分割，小的河流和水花，红花蓼的微红世界，在浑白水雾的底层，虫子们都消失不见，它们的生命安危如何？手上也流着水，衣服沁湿的感觉紧贴身体，传递最初生命的清冷。山里的人，身上也有山，青色的崖，每个人都是一株植物，负担自己的命运。桂姐家里的猪都黑瘦，也许因为喂在屋后檐下，受着窝别，她们家里的生产从来没看到过希望，石板屋顶下充满了争吵。童年她们家时常会有些新奇的东西，比如一个不大不小的收音机，许多红灯闪烁。大舅舅会唱很多花鼓词，舅舅和舅母一起参加基督教。
她们家是最早和煤矿工人交往的，也是最早出门做生意的，第一次出门桂姐的大哥被玩魔术的骗了三百块钱，而我还曾在安康汽车站候车室看见大舅舅独自坐在一大堆用于贩卖的扫把上。他曾经带回来远方的麦子。但桂姐家也是几个舅舅中最穷的。有一年大年三十，我坐在大舅家火屋里，大舅让秀姐把一副猪肝提下煤矿卖了，买两斤瓜子吃。秀姐说我懒去得。
桂姐在几个表姐中算是出嫁迟的，嫁妆准备费了力。只知道嫁到低山，大姑去看的家儿，后来知道并没在水田坝，是一条沟进去。桂姐回门我只有一个印象：一大桌人坐高板凳吃饭，桂姐的小孩子要拉屎撒尿了，就放在饭桌子底下屙了金黄的一堆，热气冒上来，桌子上面大家依旧吃饭。这个感觉多年来和对桂姐一家的印象融在一起。
医院里，大家吃饭。里屋摆好了桌子，爸爸让桂姐单装一碗菜，在外间吃。“不得多心吧？”姨笑着问。桂姐说咋会多心，端着碗坐在碗柜前静静地吃。她看上去瘦了，柔弱的感觉和以前不一样，偶尔还低声咳嗽，小心地压抑着这种咳嗽。爸爸告诉我桂姐得了肺结核，没什么钱治，又累不得。
常常想见桂姐的家，拥挤的堂屋，堆了一些没脱籽的油菜秆，一无装饰的土墙上挂着大簸箕，黑暗潮湿的睡房，几乎看不出颜色的帐子，和幼年她家那顶可以用于捉迷藏的帐子相近。门前的高坎子，从门到坎子很逼窄，一包稀汤的猪圈，狭窄的猪。桂姐姐在这样的逼仄里，日子也一天天狭窄下去，瘦似乎是我表姐们出嫁后的必然，她们顺着一条狭长的小径走，在我的视野里慢慢变小和消失。有一年我在广佛街上被细姐震惊，十年间她面相所有的柔和都硬结成枯干的线条，除了一个“苦”没有其他形容。那天我还看到了死，和苦一样，它离贫穷很近。
但桂姐慢慢好起来。几年后的一个新年，火屋里赌钱，桂姐在一旁“抱膀子”。喊她上桌子，她说：“我又没得钱么，玩会儿着。”一边向火，一边舍不得地瞧这边的牌。到了十二点左右，她忍不住上场了。后来人家说，她输了，输的是人家给新娃子的五十块压岁钱，新娃子哭着要钱，桂姐打了新娃子两下。
我和姐姐去看桂姐的家。
桂姐刚刚从内蒙古回来。她跟着大哥哥去那边的铁矿找事做，听说那边天气太冷，下大雪，矿上情况也不行，没挣钱就回来了。
“新娃子不肯上学了，前一天和另一个同学跑下县城，要到一个餐馆去打工。”姐姐说。
桂姐姐的家位于童家沟口工商所的后面，我到沟口看过，找不到姐姐说的“山上的房子”。姐姐领我进沟，说恐怕桂姐下地点萝卜了。正说着，看见桂姐迎面走出来。
她背上挎个背篓，手上拿一把镰刀，个子还是很高，似乎比以前丰满一些，倒还保留着某种气度；眉眼神情有一种变化，相比于生结核病时，更趋于一种难以言传的沉静，这种沉静和前面说的那种气度又是相关的，使我感到，这当然就是那个爬树打猪草的桂姐，但又不完全是她了。一开口说话，更觉察她语速的细微轻慢。她不费力气地认出了我，她说，正是要下地栽萝卜秧；因为刚回来那天身体害了些病，没有下地，怕再等等萝卜秧就糟蹋了；她身后跟着一个小伙子，也同样挎着背篓拿着镰刀，低着头，姐姐介绍说，这就是桂姐的——，喊老表。他没有太抬起头，我和他看了一下，有个互相微笑的意思。我稍微心安，他看上去还不完全像传言的样子。
“走，到屋坐。”听完了姐姐的来意，桂姐转身。
“你们个人下地点萝卜，我只是引他看一下房子就行了。”姐姐说。
桂姐有点犹豫。跟在她身后的丈夫也沉默着，丈夫的身形比她小一号，因此看起来是在跟随她，听她拿主意，而她却处在一种凄婉的沉静里，似乎是对于那没有干完的农活的牵挂导致了凄婉的神气。这是一条窄窄长长的小路，一边是工商所插有玻璃片的红砖院墙，一边则是一米来高的坎下流淌的小溪，红砖墙和坎上都爬满了生动轻快不拘一格的植物。桂姐拿定了主意，车转身说回去，一会儿再点。她这次的语气是肯定的，我和姐姐也就顺从着，走在了前面，桂姐丈夫和她轻声说了一句，就自己先下地了。我们则顺着溪边一直往上走去。走了几步我就明白昨天我困惑的原因，我昨天注意的那家处于坡下的瓦屋和桂姐家一点关系也没有，昨天我来这里时，有两头小猪正从那家的猪圈里跑出来，钻进稻田。桂姐的家还在溪水分岔的山上。(https://www.daowen.com)
稍陡的坡路让穿高跟的姐姐吃了苦头，她说要不是到桂姐这儿，她根本不会走到这样的山路上来。桂姐说那是的。在幼年一起打猪草摘核桃的桂姐和姐姐之间，如今有了阶级的分界，在鞋跟的高低和住处的高低上，从相反的方向做了表明。爬到坡顶看到了桂姐家的房子，像姐姐说的，即使这两间房子本身，也一间高一间低，稍低的那间依靠着稍高的那间，高的那间则不为所动。墙上没有粉过石灰，显出一种黑黄的颜色，露着一些墙洞。门口的场院没有整理过，桂姐说没有空，有空了也没有钱。圈里的猪架子还可以，但是瘦，“老是长不好”。姐姐说是的：“上次我来看你们猪坯子就蛮大，怎么没多大变化样的。”桂姐说那条杀了，这是又逮的一条坯子。院子外边和通常的贫穷房屋那样，有一个葫芦架，垂着两个不显眼的葫芦，因为缺少粪肥的高地上葫芦只能是这个苍白的样子。一大丛荆棘盛开着寂寞的白色花朵，种在这里似乎是为了显示这半坡上的院坝也有个边界。一条狗在阳沟下站起来，叫了两声，被桂姐一叱，就呜咽地夹着尾巴跑向院子另一头了，不知为什么还在阳沟里差点跌了一跤，桂姐说这狗就喜欢这样，好像不知道要干什么。
坐下，桂姐说起新娃子的事，说她过两天要去找她回来。“她硬是不愿上学了哇。”姐姐说不管如何，要让她上满初中，没个初中毕业证，外面打工也不行，“你莫看那个毕业证，好多厂里干的是一样的工作，有高中毕业证的，工资要比初中毕业的高一倍。”桂姐说初中毕业证托人倒能办到，关键是没学到东西，办到又有啥用？
这当中她语气一直很平静。这种介于严肃、恬淡和凄婉之间的表情，是多年的生活在她那活泼外露的天性上强加的，使她有一种隐忍的气度，其实是为姐姐不及的。姐姐问这房子值多少钱，又谈到没搬下来时在小沟顶头上的老房子，据说是翻过一座山又在一道沟对面，藏在密林中，阶沿下就是大沟，“当初你是哪么看的家儿唦？要是我再怎么也不会挑中这种家儿。”桂姐说主要是大姑的意思，她那时是不愿意的，但是大姑“有个心慌病，一气到就要发作，只好顺她的意思”。姐姐说那是的，按大姑的眼光，只要有几间房子，几担苞谷，圈里再有两头猪，怕就是好家儿了。又说，农村里看那种有几个姐姐，只有一个独儿子的，一定不能要，一定是宠坏了的。
桂姐沉默一下说：只有那么个卵命。
屋子里由于缺少家具，没有装饰，墙上和地上到处搁着东西，自然显得散乱，但基本上是干净整齐的，状况比我想象的强，并且由于在坡上，地面是干燥的。从厨房、火屋到两间睡房，都要上几级坎子，桂姐说，这房子只说我们年轻人住，要是有老的，还不能住。姐姐笑说锻炼身体嘛。桂姐也微笑。火上坐着一个猪食桶，这种立柱型的不锈钢猪食桶是这几年农村普及的一个新事物，就像割猪草机、小钢磨那样。桂姐看这个猪食桶，说，火占到的，也没给你们泡水呐。我们忙说，用不着泡水，喝过的。火边有一只极小的猫，不停地叫，因为细声细气而很悲哀。姐姐说，哪来这么极小的猫。“新娃子么，我说等老猫娃子再喂几天，她非要逮来，才十几天，逮来以后叫了几天了，担心活得下去不。”桂姐用豆奶粉灌这只小猫，她说以前就这样喂活过一只小猫。小猫又哀叫了几声，出我意料地起身离开炉边，站到了门槛上向外张望，一边仍然哀叫着。那只狗为了回应小猫的哀叫，往回试探地走了一两步，它的一条腿总像有点瘸，它的四条腿实际上是好的，但在它的身上藏着一只被人打瘸了腿吓坏了的狗的灵魂，它不知道怎样使用四只健康的腿走路，就像某些总是佝着腰的高个子农民，在他们高个子的外表下藏着一个矮个子的卑微的心灵，高个子成了他们的负担。
这些屋子里的器具和屋本身很相配，似乎无法从这里被拿走。没有大件的塑料壳的电器，以及其他光洁陌生的东西，屋内的光线，抚平了那些大大小小器物的轮廓。窗台上并排有几个瓷缸子，但它们没有那种新产品的光辉，两个热水瓶也非常平静。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时常感到一种担心，那些过度贫穷，难以为继的征象也许会暴露出来。还好我并没有发现真正的这样的征象，它们维持在一种相当低的清贫的水准上，但还没有令人绝望，也许只有那只堵严了火炉并使得不能烧水的猪食桶带有这种气氛。到现在为止，它还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桂姐的丈夫回来了，也许他已经点好了萝卜，他在桂姐旁边安静地坐下了。我在想这个年轻人和街上那个人称的酒鬼以及那些故事之间的联系。桂姐刚才说，他曾经在家里拿苞谷烤酒，自己喝，苞谷没了，就偷钱喝，想喝的时候没有，就会口吐白沫，像吸毒的人一样。喝醉了呼呼睡大觉，饭都喊不起来吃，不给他买酒喝就要打人。现在他垂着头坐着，似乎心知人们洞悉他的秘密而不出声，说不清什么时候，他身上会发生令人震惊的突变。也许，他在压抑着，却也默默准备着这种变化，这是他反抗世界的唯一方式。
我们和桂姐一同起身，她依旧挎着背篓，和我们一起出沟，这样看来他并没有栽好全部萝卜秧。她在沟口和我们分别了，向着公路外边的坡下走去，他依旧跟在她身后。
一个多周之后，我在姐姐家的院子里见到了桂姐。她是来问姐姐借新娃子的路费的，新娃子要出门到江苏打工。比起上次，她神态略为生动了，可也因此有些模糊，失去了一些气度。也许正是由于来借钱的原因。
前两天她到县上找到了新娃子。新娃子在一家餐馆端盘子、洗碗、扫地，十元钱一天。“她们干了一个周，一分钱都没拿到哟，白干了。”原来，新娃子和伙伴同老板讲好，干满一个月算钱。“我跟他说，娃子是学生，要上学，怎么干得满一个月，他说确实是这样讲好的。”
老板还说，新娃子打碎一个盘子，扣二十元，她的伙伴有一天十二点才起床，叫不应，扣二十元，“几下扣到没有了，我也懒得去计较了”。我说老板是个人渣，他那样做是违法的，上劳动局一定可以告倒。桂姐微笑说，谁会为那么几十块钱去告。我问有多少钱。“一天十块钱。”我说这个老板确实缺德，又问了在江苏那边，新娃子也会在餐馆里干，“一月工资开始六百，后来八百元。她也只干得了这个，斯文得吓人，大太阳，叫她下地打一背篓猪草，她都要蔫半天。人家有的工厂里要一天到黑的。”新娃子今年快满十六了，个子快赶上桂姐，坐在教室里，比别人高出一截，“个人不好意思，老师也老是作践她，她硬是不想读了呢。”
秀姐前不久从新疆回来了一次，这是她远嫁之后十几年头一次回门。
“回来的时候玩牌子，一家给了一百块钱。走的时候，听说没得路费了，打电话叫老的寄钱来。我依旧这一百块钱，又没得加利的，打发娃子了。”三舅娘说。
秀姐这次回来，给大舅和大舅娘缝了衣服，又给了几百块现钱。“来去三个人的车费就花了几千块。”
秀姐的人黑瘦黑瘦的，秀姐说，在那边跟在这边一样要受苦做活路(1)。早些年听说给兵团种棉花、土豆，现在就是指靠几十亩果树还好，都在出果子了。那边的活路比我们这边的大，天气也恶，当时过去的时候，人家说吃不完穿不完，第二年还要把老的接去享福，结果天下乌鸦一般黑。
我看见过一张秀姐一家三口的照片，站在一片戈壁滩开出来的农场地埂上，秀姐看去瘦了，她那出嫁前近于滚圆的脸庞和胳膊，不露声色地削了一圈，隐约可见直率的轮廓，显出那边风刀的力量。时令是冬天，三人五颜六色的衣裳御寒效果似乎不会太佳，靠得很紧，为了抵挡瞬间可以摧垮羊群的风。秀姐的丈夫和小孩看上去都比她小，似乎她是姐姐。丈夫在外貌上，是和桂姐的丈夫相似的清秀小男生，姊妹俩的取向是一样的。
我的记忆是，当时家里已经在给秀姐找婆家，却由于打不起嫁妆，男方不愿办婚事。秀姐在家里耽搁了半年。这时正好高平到坎底下高家玩，两个人不知怎么好上了，秀姐和屋里大吵一架，和高平去了新疆。事情非常突然，前后似乎不到半个月。
秀姐没出嫁的那几年里，院子里的表姐们陆续离开，最后三年里只剩下了秀姐，连年纪比我小三岁的兰娃子也开始订婆家了。大舅舅家里秀姐当家，燕娃子没娶媳妇，又是一身懒骨头，大舅娘有心慌病，做不得家务，地里家里都是她。秀姐已经二十七岁了，这在家乡对于姑娘来说是一个难以忍受的年龄，几乎就要被人称作老姑娘了。俗话说熟透了的李子甜得发苦，秀姐那几年也确实像一颗红得发黑的李子那样熟透了。她的皮肤本来有点黑，头发更是浓密油黑得吓人，辫子卷起来像棒槌；她的大腿和小腿滚圆滚圆，可以说像两根石磙子，穿着那几年流行的健美裤和弹力裤，紧绷结实得有点惊心，她的脸庞、黑眼睛和眉毛都越来越浑圆，就像一轮满月到了十五那样圆满到了极致，但并没有一丝多余的臃肿的感觉。青春的激情和烦恼年复一年蕴积，只能在劳动中稍微解脱和锤炼，使得这段时间的秀姐呈现出一种罕见的不可能持久的美，而这却是以极度的苦恼为代价的。人家说，那几年大舅家刚分家，燕娃子还没成人，老的老了，留着秀姐，是指望她带几年燕娃子，撑持地里的活路。对这个性质有所认识的秀姐越来越沉默，劳动之余，织毛衣做针线这些小事情难以使她真正打发精力，她似乎一心一意要尽可能久地藏起那个童年的自我，只是为了制造一个沉默的假象，甚至在家人终于开始为她说亲时也无动于衷，这个假象终于在高平的事情上被痛痛快快地撕破。秀姐等的也许就是这一天呢，她几乎什么也没带就离开了家乡，跟着一个还不是非常熟的小伙子去了遥远的地方，成为筲箕凹有姑娘以来嫁得最远的姑娘。小时候，秀姐只比我大几个月，基本上算是个毛丫头，那几年的沉默，则完全改变了她在我心中的印象。
三舅娘的说法是，当时她为秀姐介绍了一个湖北的小伙子，秀姐自己还去看了趟家儿，“她还在人家屋里歇了一夜”，后来不知怎么没看上，倒想着新疆有多好。不知道她哪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