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八小时劳动，和平的世界，业余时间与闲暇

往里看：烟囱在冒烟。

——布莱希特

通过经验，我已经相信《圣经》中格言的真理，并将其变成了我的指路明灯：首先去寻求粮食和衣物，那么上帝的国度就自然会属于你们了。

——黑格尔：《致克内贝尔少校》，1807年8月30日

甚至在北方地区，如果我们至少考虑最古老、最伟大民族的范例，那么似乎人们不应让自己由于贫困而退化为一种役兽，而是应当满足于自然可以给予他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或者永久移居国外。如果在任何一个地方，一个人生活的前提条件是，从一座教堂的晨钟响起，一直工作到另一座教堂的暮鼓敲起，那么对此只能归罪于错误的国家宪法和国家行政部门。随之而来的是，对自然所充分赐予一切人的东西，进行不成比例的分配，并制造自然不需要满足的虚构的需求。奇怪的念头只会流入珍贵的基督教北方的布道和教义问答中：即使在永恒的生活中，也没有任何休息，相反，更高对象上的能量应当继续被运用在更广阔的效应范围中。东方人的天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就像在那里显示的那样，一定比我们知道得更多的人，不会再次把祝福放在织布机上，而是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在一起。

——约翰·彼得·黑贝尔⁽¹⁾：《犹太人》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3卷。

饥饿的鞭子

让我们再次回到一个简单的地点。在我们脚下的地面，而这个地面大多是坚硬的。在迄今为止的社会生活中，人们一直过着一种痛苦的生活，这使人们最强烈地要求改变这种恶劣的状况，最热烈地渴望一种没有痛苦的生活。饥饿迫使我们开始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就像饥饿一样，以自己的方式使我们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企业家利欲熏心，一心热衷于追求利润，全然不知道这种工作不啻奴仆的工作。对此，艺术家和科学家都同样知之甚少，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因为这是强加于人的、为了陌生的目的而迫使人们接受的苦役。此外，只有无产者和职员才知道这种苦役的全部沉闷无聊。

工作比以前变得更加单调乏味，那时，至少一整块产品是用爱来制作的。一件产品给手工业者带来一种匠心创造的满足和熟练完成的乐趣。反之，由于分工，今日工人越来越看不到整体产品，只做某一零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与同一个螺丝的同一部分打交道，没有爱，只有满腔仇恨，只有通过一片荒凉景象，借助于千篇一律的操作，才能稍稍缓和内心深处的积怨。古往今来，摆脱强加于人的劳动的愿望一直存在，至少人们渴望减少花费在劳动上的时间。但是，对于经济上依附于他人的穷人而言，这种愿望从未成功或昙花一现、好景不长。

从资产阶级的要塞出发⁽²⁾

为了获得每一口食物，穷人总是要先拼命赚钱。主人是通过榨取仆人，即靠榨取其剩余劳动来过活的。工人创造远远超出自身需要的物品，但是，他们的创造在主人眼中一钱不值，可是，主人却恰恰通过他们所创造的物品为其闲暇提供资金支援。从一件犁铧、一片土耕地的所有权开始，这种剥削就将人们分为两类、两个阶级，而且这种划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和严酷。

如果说历史上幸福与进步往往是可疑的，那么榨取人们的行为就不是这样。总的说来，比起从前，如今这种榨取行为更加直率地、更加无耻地发生。古希腊的奴隶就比中世纪的农奴被照顾得好些，而中世纪的农奴又比现代的雇佣劳动者被照顾得好些。因为奴隶至少是其主人的家畜，所以他们被喂养，并且有其栖息的畜舍。反之，农奴不得不照顾自己，只要他有时间这么做，庄园主就给他留一碗汤喝。

1525年，德国农奴因争取一个基督徒的自由而被处以绞刑。神圣罗马帝国的诸侯动辄抓捕反抗压迫的农奴，挖掉他的眼睛，割掉他的舌头，使其跌跌撞撞，一路狂奔，直到惨死在阴沟里。即使是学徒期满的工匠的处境也接近中世纪末的农民，而且，在同等程度上，师傅从一个父权制的领班变成早期资本主义的剥削者。1500年左右，在但泽地区，举行罢工的满师学徒工被切掉了耳朵，在佛罗伦萨，他们被刽子手打上烙印，在城外处以鞭刑。只有在来自商人、诸侯首领等较高阶层的人之中，个性（Individualität）才开始抬头，而在最底层的人们之中，有益的情感联系开始占上风。征服者不会向尘世之人承认个性是幸福之最。下层人对个性的梦想将受到酷刑和死亡的惩罚。直到最后，才开始自由迁徙，人是自身劳动的自由的主人。

于是，工人与资本家缔结雇佣合同，成为一个权利平等的伙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³⁾恩格斯所描述的早期工业时代的祝福到来了。在奴隶、农奴以及渐渐出现工匠之后，无产者出现了。如果直到那时工人阶级的状况都很糟糕，那么现在这种状况就已经变成了地狱。1800年前后，无产阶级开始处于橹舰上做苦役的囚犯水平上。时常四岁的孩子也被迫上班，在黑暗的矿井或潮湿闷热、恶臭熏天的棉花工厂工作，通常开始工作的年龄是八岁或九岁。孩子的工作时间长达六小时到十小时，从十三岁到十八岁，工作时间增加到十二小时。为了资本家的利润，十八岁以上的男女从早晨5点到晚上8点，或者一直到深夜，站在机器前工作。妇女们一边操作机器，一边哺乳婴儿。她们甚至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无论如何，少得可怜的工资大都消失在房租上了。资本反对这个地狱的任何变化，它比从前任何一个封建主都更保守。利润依旧毫无情面。

由于铸铁厂无法使用任何儿童，所以它变得慈悲起来。于是，当人们想把九岁以下的孩子从纺织厂带出去时，虔诚的英国纺织工厂主就立刻表明，如不使用童工，棉纺厂将会灭亡，因为童工“容易在机器下面爬来爬去，一方面，可以做清洁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做连线工作”。对于常去做礼拜的教徒而言，许多童工在事故中死亡是无关紧要的。对于古典民主国家来说，这是无足轻重的，即在患肺结核病或坏血病的职工当中，只有一小部分活到四十岁，但没有一个活到五十岁。

斯威夫特⁽⁴⁾对英国了如指掌，一百年前，在还没有任何工业吞噬周围的一切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出了与众不同的尖刻建议。为了控制孩子的贫困，为了富人的丰盛餐桌，穷人可以在子宫中养肥胎儿，让他膘肥体壮。“然后，父母就为其辛劳获得奖赏，可爱的孩子就会受到照料。此外，还毫无异议地确定，对于富有的基督教家庭的筵席而言，没有比一个发育良好的、胖乎乎肉墩墩的六岁孩子更好的鱼肉了。”作为向议会提出的一份请愿书，这个建议特别程式化，并且用许多《圣经》中的引语加以装饰，可想而知，这是预言性的建议。工业甚至吞噬了六岁以下的孩子，而且绝不是营养好的孩子。

当然，这些孩子的父母仍然没有得到像样的供给。虽然斯威夫特还无法预见某些事情，例如，他们也分享了英国贸易的祝福。也就是说，工人不得不花费六小时自由时间，以便必须再次挣得支付给自己的那份工资。换言之，在这个资本主义初期阶段，他经常不是以现金形式，而是以产品形式得到他的工资。例如，他不是得到现金，而是得到自身工厂生产的诸如雨伞一类的产品，他首先不得不费力在市场上把它转变成货币。从工薪奴隶还捞到一个无薪推销员，这是多么崇高的形态？甚至工资也以所谓“实物工资制”服务于利润。

忘记这种空前的不幸的唯一手段是烧酒。偶尔也会爆发狂暴的绝望，工人奋起捣毁机器，焚烧工厂设施。对此，即使处以死刑，也几乎没有什么效果，从1811年起，对这类痉挛行为实施了死刑。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准确地描述了工人的这种悲惨境况本身，他的结论是：“上升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实现最大可能的幸福，相反，导致了最大可能的数目的最大可能的不幸。”一个恶魔般的世界出现了，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与童话中的“极乐世界格格不入的世界”（Anti-Schlaraffenland）。但是，资本家需要这个世界，以便准备他们自己的相对完美的极乐世界。或者，正如马克思总结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的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

不幸与大企业密不可分，贫民窟和饥饿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释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驱动本身已被绝对化。以前是一种鞭打，如今它却变成一种食人者，以前是满足封建消费需求的手段，现在却变成一种绝对无限的目的本身。如果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时期，这个最大可能的数目的最大可能的不幸部分地有了改变，那么这种情况也仅仅发生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中的暂时繁荣时期。日益深化的经济危机，特别是战争事务中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出现充分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冷酷之心并没有改变其冰冷的温度，客观上，它也不能改变。所以，通过战争，例如从前在不幸方面所延误的一切都再次得到补偿，而且更多是根据利润最大原则得到补偿。

即使在18世纪中叶，在工业革命前不久，每日工作十小时也被认为是正常的。反之，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后，工人阶级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步一步地通过战斗赢得胜利，一百年后，1847年这个古老的工作时间标准终于回归议事日程。当然，1847年的十小时工作制（工作日变得更加紧张繁忙）之所以被接受，并非出于人道主义（Humanität）的理由。相反，即使在表露出这种人道主义的时候，在一个充满感伤微光的富裕的圣经民族中，它也多半只是某种特殊利益的巧妙产品以及恰恰强加于工厂主阶级的一种观察而已。

事实证明，由于工厂工时的缩减，产品的质量不断下降，因此，与最近才开始过度开发的国家相比，英国的经济变得没有竞争力。此外，由于商船和军舰的缘故，水手素质也急剧恶化。甚至是长期支配英国船只的鞭子也无法治愈肺结核和坏血病。英国家庭杂志小说令人脸红地将贫民窟称为“罪恶与贫困的居住地”。但是，现在它们也面临利润挂帅的危险。因此，慈善事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毕竟它的基督教工业已被遗忘殆尽，利益恰恰使慈善事业在所难免。十小时工作制再次成为正常标准，当然，它也形成了迁就迎合的界限，而这种界限很容易受到影响，并且只是不情愿地承认罢了。特别是，作为一种颠覆性的制度，八小时工作制被视为站在人类文明之外；它是从懒惰和淫荡流出来的，它只能证明“人民群众当中自私的可怕的增长”。1887年，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工人暴动的结局是，四名工人被绞死，其罪名是宣布八小时工作制。美国公众把他们视为普通罪犯。

直到获得强大的力量，工人运动才终于给人类之爱注入了一种新的动力。对于资本家而言，这是比经济竞争力下降和士兵素质恶化更令人不快的事情。当时，德国被视为工人运动的中心，至少它的社会民主成功地唤起了这种印象，《反社会党人非常法》⁽⁵⁾没有任何用处。相反，现在上流阶层的人们推荐另一种补救方法，那就是按照古罗马的做法，给贱民抛掷“面包和马戏”⁽⁶⁾，这样，他们希望通过分期付款来防止革命行为。因此，在威廉二世统治下，社会福利立法广为流传，但最终在1918年受到扼制，并且在受到扼制之前，到处招摇撞骗，使人上当。相比之下，英国对其工党的立法要求无所畏惧，而美国则缓慢地追随其后。

八小时工作制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最低要求。对此没有什么可做的，只有眨巴着眼睛熟悉这一要求。但是，那时经济危机来了，并且带来了更多的资本主义的空闲时间，即失业。最后，不是从任何革命中，而是从危机的遗产中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重新揭示了十二小时工作制。所以，这就是怪圈，所以，这就是它势必最终陷入的怪圈：驱使千百万奴隶去生产战争武器，用大众坟墓代替休养复元；和平时期的长期失业，用饥荒代替工资。

借助于善行的各种缓和⁽⁷⁾

至少，穷人具有看起来肮脏的优点。他并不呈现一副漂亮的外貌，即使在他沉默的时候，看上去，他也似乎充满着责备的神色。穷人绝不是守财奴，但他善解人意、易于感动。主人为穷人做事，以缓解他所经历的痛苦。如上所述，尤其是，当感伤的感觉伴随并美化经济利益时，主人更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同样，统治阶级也凭借这种感觉，常常精确地描述贫穷的丑陋存在，他不时谴责他自身代理人的野蛮行为，即作为一种愚蠢透顶的行为。

这个聪明的人慈悲为怀，偶尔给穷人施与慈善的礼物。当然，这时他情不自禁地谈论诸如八小时制或两小时制一类的宽容看法，讨论作为一种美丽梦想的人人平等、万人幸福等理念。关于自由资产阶级深为感动地对待贫穷的故事，部分是为了讨论一些东西，部分是为了改革一些东西。后者借助于并不会损害基金的家庭救济手段，行善的礼物就是来自这一财富基金。至少在英国，大企业从来都不缺少心地善良的作家，他们以一种美学上的困惑眼光注视人间不幸。

高尔斯华绥⁽⁸⁾，他认为他自己是一艘资本主义的三桅战舰，因此他创作了被称作《彼岸》（Jenseits）的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作为“不亮的光”（lucus a non lucendo）的作品中，他几乎像恩格斯所描写的一样，描写了当下伦敦的部分景象，至少描写了恩格斯时代一直保持的部分伦敦景象：“通向城堡的路，蜿蜒曲折地经过狭窄的小胡同，那里，这个世界的所有不幸一览无遗。满面病容、憔悴不堪的男人，衣衫褴褛、精疲力竭的女人，街沟和门口伫立的幽灵似的小孩，通过他们白灰般面貌的每一个特征以及他们营养不良的身体的每一个动作，宣告了千年王国究竟有多么遥远，多么不切实际。在那里，贫穷的、肮脏的房屋一直处于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的状态中，那里，一切都像下水道一样丑陋不堪、无法直视，全然没有美的一丝痕迹。”但是，这种因失去美而若有所失的意识，恰恰导致小说女主人心头大为感动、唏嘘不已。顺便说一句，她也是一个女猎手，又是圣歌女神的朋友，她创建了一所幼儿园。这正是改良主义，或者由骑在无产阶级头上作威作福的骑手解放无产阶级。

这就够了，一种制造叹息，事实上制造控告乃至控告素材的慈善事业的事情不胜枚举、毋庸赘述。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⁹⁾充满爱国精神，他以敏锐的、富于修辞色彩的笔调谈到了东印度公司的恐怖，谈到了诸如沃伦·黑斯廷斯⁽¹⁰⁾以及继任者等的残忍剥削者，谈到了印度人民大众的悲惨处境：“他们习惯于生活在暴君统治下，但他们从来都没有生活在如此恐怖的暴君统治下。他们发现，东印度公司的小手指比莫卧儿帝国皇帝的整个拳头施加更大的压力。英国政府与其说是来自人的暴君，不如说是来自邪恶的幽灵。但是，一个英国旅行者的轿子常常被带进被离弃的村庄和城镇，根据他的近距离的报告，这些村庄和城镇已经彻底荒芜，无人居住了。”

但是，推动这种真实的描写的理智总是像由肥皂组成的一把凿子一样锋利，并且它像一尊善行晚宴的守护神一样断然渗透到这个问题的底部。不过，这种理智发展出了令人敬畏的狡猾奸诈，居然提出通过输出烧酒来减轻殖民地奴隶的犯罪，借助于氯仿来缓和国内无产阶级的反抗。这就是所谓“千年王国”的深思熟虑的技术，而这种技术正是一个深为感动的资产阶级遗留给所有国家的社会民主。在伦敦的贫民窟中，高尔斯华绥完全有理由为失去千年王国而难过，但是，千年王国可望而不可即，显然没有走进他的视野。

豺狼发出祖母的声音，鳄鱼流下眼泪。盖世太保装模作样地实施冬季救助，华尔街假惺惺地为自由的民族而战斗。还有无数的小市民，他们从经验中并没有学到任何东西，他们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但他们始终相信，几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新老法西斯主义所制造的各种谎言、陈词滥调⁽¹¹⁾和歪曲真相。为了共同的目标，他们正沆瀣一气、臭味相投，增强其所谓的大西洋自由。这方面，自由主义已经陈腐不堪，现在完全变为极度反常和危险的毒药，所以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区别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区别错误地转变成了一种所谓的自由与所谓的强制之间的区别。看起来，这类事情得到了温和的亨利⁽¹²⁾社会民主联盟的支持，当涉及射杀那些认为“自由不是陈词滥调，革命不是蜗牛”的人们的时候，这个联盟的人们毫不含糊，绝不心慈手软。

所有这些旨在缓和不幸的资产阶级的举措都扼制不幸的意识，并且雪上加霜、火上浇油，导致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意识更加陷入自身的泥沼之中。在此，一种悠闲的内在生活（Innenleben）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像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儿女们那样，这种生活完全是非政治的生活。尤其在德国，这种生活如此长久地得到培养，并且已经突然地受到了练习。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先于工人拥有这种闲暇时光，而且教育习惯所能赋予的一丝微光本身也因此变成了增加他们自己的无知并支持普遍无知的一种基金。

那些受过普通教育的人们对高尔斯华绥或他的欧洲亲属可谓耳熟能详、了如指掌，但他们几乎没有听过恩格斯的名字，而在马克思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想到一句话：“政治歌曲是一首讨厌的歌曲”，或者“人不是天使”这类诗行。这类事情甚至都不属于瞬间的流星，更不用说人类的转折时期，在这历史性时刻，受过教育的人们就像傻瓜一样总是与我们在一起，津津乐道、夸夸其谈。所以，社会工作者和其他组织对沿门求乞都抱有一种善良的良心，他们自己开发，并为他们所开发。

直到把最大的缓解苦难的方法称作希特勒，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讲精神价值。这表明，一窝强盗不能改过自新，只能被彻底清除，彻底摧毁。再加上对基督教的抢劫以及谋杀的廉价的同情和博爱。只有行动才使感性书本中的虚伪成真，只有革命暴力才为受过教育的人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的友情腾出空间。

市民阶层的和平主义与和平⁽¹³⁾

即使是市民阶层所守护的最崇高的梦也要为他的半心半意付出高昂代价。这是关于永久和平的古老梦想，一个真正的慈母的乌托邦目标。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一直是最不合适的，而和平的生活借以繁荣起来的土壤是一个不变的血液领域。一个本身适合战斗，并且本质上对抗的社会无法奠定任何永久的和平。尽管人民大众普遍倾向和平，偶尔甚至上流阶层也支持和平，至少只要资产阶级能平稳地赚钱，情况就是如此。

但是，只有对于农民、工人和小市民而言，对和平的愿望，一个无条件的和平愿望才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非为了入选不可或缺的无名战士坟墓候选人。他们越是清楚地认识到为陌生人的利益而死亡的义务，他们就越是自然而然地渴望和平。这仅仅是借助于祖国的事业而采取的应急伪装而已，这意味着，在此涉及少数帝国主义的目标。于是，为闲暇时间而斗争就自动地与反对最危险的、最不人道的奴隶制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与反对有组织的谋杀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然而，执政的资产阶级在似乎与战争疏远时，却不定期地进入了战争时期。更确切地说，只是把战争单独应用于殖民地土地上，反对菲律宾人、印度山区部落、刚果黑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们。

反之，作为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凭借最强大的实力，利用坚韧的欺骗性谈判和条约工具，见风使舵、左右逢源，长期与大国寻求和解，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因此，这一点并不意外，英国这个妥协的家园显然是以一种市民精神打败了封建激情，或者将其从宪法中根除。因此，出现了可以称之为“股市和平主义”（Börsenpazifismus）的那种欺骗性、临时性变种：在欧洲的战争或与欧洲的战争似乎太过冒险，甚至在胜利的情况下，也充满了商业方面的重大损失，因此必须审时度势，谨慎冒险。因此，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学”（angelsächsiche Soziologie）远远超出维多利亚时代，几乎等同于战争与封建制度、战争与大地主、战争与武士。

斯宾塞⁽¹⁴⁾的社会学努力谋求自身所谓“进化论”（Entwicklungslehre）的全套知识技能，以便证明战争仅仅属于原始的、封建的社会形态。对于他来说，战争属于强制、监督和征服现象，令人惊讶的是，这些现象通常也不太可能是封建中央集权制社会的普遍现象。反之，在符合最特殊的利益的工业时期，彻底根除像某种陌生躯体一样过时的军国主义——因为战争不是市民阶层的“最后的手段”（ultima ratio），而是国王的最后的手段。因此，斯宾塞的社会学的得体态度是从借方和贷方出发，或者至少从贷方出发释放白鸽，让它在蓝天上自由翱翔。平静的竞争，就像他们常说的那样，把营业部门联合起来。因此，在此基础上，在英国和早期北美洲的指导下，市民阶层的和平主义开始传播开来。

斯宾塞的理论不乏善意，但不够准确，心急气短，呼吸不到位，并且由自身的误解组成。不仅如此，他的理论还被用作“我们时代的准和平”（quasi-peace in our time），为的是一味容忍和确实促进希特勒的政策。因为资本主义肯定不是由社会学家斯宾塞制作的那种柔弱的羔羊，当被破坏的竞争成为竞相角逐的目标时，风险也不会吓到企业家。在德国和日本，所谓的军国主义本身长期保存在前资本主义的过去封建社会中，但是，如果这两个国家未曾得到最新帝国主义的背后授权，那么很久以前，军国主义就沦落为过去时代的陈列品了。所以，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战争与和平就不再是势不两立。相反，它们两个都源于同样的事业，正是由此而来，现代战争本身来自资本主义的和平，而且具有骇人听闻的可怕特征。

营销领域的斗争，凭借一切可能的手段进行的竞争等都被写入资本，因此，资本绝不能维持任何永久的和平。所以，帝国主义必然会形成一个持续的战前时期的爆炸性氛围，以及宣战本身（最近它也可以空缺）变成纯粹的释放。只有一个多愁善感的，然后是一个轻浮的，再后是一个无耻的唯心主义才会在市民阶层的主人头上浇灌和平的植物。这里只是隐瞒了对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攻击准备。罗马人说道：“若欲太平，须备战争”（si vis bellum，para pacem）；法西斯主义则叫嚣：“如果你想要法西斯主义，那就谈论自由吧。”⁽¹⁵⁾事实上，在后期资本主义中，市民精神恰恰与大型轰炸机相一致，作为最后的资本主义阶段，只有帝国主义才把战争带入被称作总体的完美之境。

总体上，各种各样的华尔街战争不只是因为它们不再仅仅发生在军队之间，而是因为它们选择了具有特殊的英雄主义色彩的手段，将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当作一种牺牲品。在骑士的军队面前，所有被填满的教堂、妇女和儿童都没有发抖，但他们在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的狂怒面前，恰恰在这种狂怒面前，并没有发现任何恩宠。同样，在大资产阶级的怀抱中仍然存在和平主义，并且谴责侵略，即谴责只不过是由股票经纪人、伪君子和独裁者佛朗哥⁽¹⁶⁾的牧师在白宫、梵蒂冈所制造的侵略本身，但是，说穿了这不仅仅是调皮捣蛋的唯心主义，而是纯粹的欺骗。因此，在资本主义土地上，和平就像屠宰场里的羔羊一样繁荣昌盛、兴旺发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像一般的人类之爱一样，和平之梦也很少能被实现。

当然，如果战争的潜在受害者采取一种统一而强有力的行动，那么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即便如此，战争仍然是一种持续的威胁，充其量只是一种幸免于难、虎口余生的非战争（Nicht-Krieg）状态而已。对此，必须临事而惧、居安思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消除战争，才能消除每个资本主义和平协议中所包含的新的战争萌芽。和平不是政党的事情，在这个不断受到威胁的时代，和平是人类的卓越事业，但这是没有宁录⁽¹⁷⁾的一种人类的卓越事业。

从战争中，人们渴望闲暇时间，因而渴望和平主义的休闲时间，而这些渴望只有控制帝国主义的最大利润才会获得实现机会，这意味着最终废除其剥削。否则，就没有闲暇时间乃至和平主义的休闲时间，即使不可能进行侵略战争，也永远不会从一种求之不得的状态转变成一种正常的状态。这就是由此产生的结果：“让羊看园子。”⁽¹⁸⁾与此同时，羊自身不得不承认，虽然对它而言，和平并不是美丽的梦，但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梦。贝尔塔·冯·苏特纳⁽¹⁹⁾《放下武器》的大声呼喊荡气回肠、余音缭绕，一直萦绕在一种如此古老的，尤其经常被描画的渴望中。和平主义几乎拥有一种独立的乌托邦传统。

虽然这种乌托邦偶尔也被包含在社会乌托邦中，但绝不会与后者重合，两者不可逾越。因为和平的梦想特别见之于没有为最佳的社会状态留下详细草图的那些作家之中，例如，在古代的以色列先知的预言中，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中。和平之梦同样属于革命的天赋人权：例如，国际法创始人格劳秀斯就干脆把和平视为正常的事物状态。而且，在股市和平主义及其幻想出现之前，和平之梦就接近于新生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以及它与反诸侯、反主人战争和宗教战争长期保持同盟关系。资本主义命运的全部讽刺意味在于，阴差阳错，鬼使神差，正是法国大革命使其不得不为其防御而形成的国民军成了普遍兵役的起源。

在康德那里，出现了最富于说服力的“和平主义乌托邦”（pazifistische Utopie）。但是，事实上，这种乌托邦恰恰不是出现在与社会乌托邦的关联性上，而是来自绝对命令，其耀眼的光芒是从道德方面点燃的。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草案明确表明，在没有以绝对命令的方式，首先宣誓效忠道德的情况下，绝不允许政治采取任何步骤，即不得擅自主张，不得盲目行动。“政治说道：像蛇一样狡猾；伦理补充说道（作为限制性条件）：像鸽子一样诚实。”⁽²⁰⁾尽管两者的联合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根据康德的要求，关于这一点，没有争议是可能的。就像通过其主体的某种自愿的协议来实现的那样，一旦国家在所有伟大的民族中得以形成，伦理的政治、政治的伦理就会赢得永久的和平。从而，所产生的宪法乃是共和制的宪法，它本身“除了其起源的纯粹性，即源自正义概念的纯粹来源之外，还有所想望的结果中的前景，即永久和平”。⁽²¹⁾

但是，在康德那里，他现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共和国（Weltrepublik），尽管所有严谨的道德都历经捶打磨炼，但在现存的强盗国家当中，良知（bon sens）足以满足于一种代用品：地球上所有民族的国家联盟。“对于诸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言，由于无法律状态仅仅蕴含着战争，是不可能根据理性再有任何其他方式的，只有他们也恰好像个体的人那样放弃自己的野蛮的（无法律的）自由，使自己适应于公开的强制性的法律，并且这样形成一个（确实是不断增长着的）终将包括大地上所有民族在内的多民族的国家。可是，他们按照自己的国际权利观念却根本不愿意这样，……那么取代一个世界共和国这一积极观念的（如果还不是一切都丧失殆尽的话），就只能是以一种防止战争的、持久的并且不断扩大的联盟这项消极的代用品来抑制人类的害怕权利和敌对倾向的那种潮流了，尽管这样做不免有经常爆发战争的危险。”⁽²²⁾

毕竟，这种悲观主义与那些和平主义者的天真轻信有所不同，在所谓美国的“世界共和国”中，他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军备工业的突飞猛进，而是和平的不断推进。鉴于康德的和平之梦，他的悲观主义当然不仅仅是源于对回避法律的国家的真实评估，而是同样也源于摩西的十诫（Dekalog）和先知的预言。十诫和先知的话都不抱一丝幻想，共同指向变成一只狼的人。试想，带着尖锐诫命的十诫：“不可杀人”。⁽²³⁾先知以赛亚则借助于极其遥远的承诺：“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²⁴⁾这是弥赛亚式的预言，但它并没有委托或混淆骁勇善战的亚述王，当然也没有把和平王国交给今天的巴力祭司，或者与其混为一谈。然而，这类发言只会遭遇狼的“防御共同体”，即遭遇和平主义的欺骗，同样的老套骗术，亦即虚伪地将侵略的受害者变成侵略者，并且制造原子弹来拯救人类文明。

总之，古老的和平之梦是以更具说服力的东西为前提的，它比任何其他社会乌托邦要素都更具明确的支持和修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只要人们首先朝普鲁士大地主望去，就已经变得很清楚的是，和平主义并非存在于以任何代价结束现有的战争，而是存在于从根本上防止未来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它只是把侵略者从柏林转移到了华盛顿，在这次大战中，显而易见的是，不管军国主义多么受到普鲁士或日本的大地主的野蛮行径的支持，它也不是来自封建的野蛮行径，而是来自最现代的财产关系，而且，从长远来看，如果不永久地消除垄断利益，那么就不可能彻底地预防未来的战争。

当可耕地属于一切人时，刀剑肯定会变成犁头。不是一小时之前，也不是一小时之后。资本主义的和平是一种悖论，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传播恐惧，它要求各国为和平事业尽可能承担义务，做出最大的努力。反之，社会主义与和平是循环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和平是一种同义反复。

技术的成熟，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十月革命

在中间阶层的那些人们当中，多少犹豫不决地说出这样的话：“事情可以管理得更好。”在能够独立的错觉下，小商人毕竟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这种错觉。虽然前者和后者都不存在，但是，自由竞争的幸运仍然没有停止在此所意味的东西。那个拥有自己的小生意的人，大量的毫无意义的中间人，那些不得不勤奋工作的员工，虽然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但他们全都仍然相信部分地变成水汪汪的、部分地变成血淋淋的事业：私人经济（private Wirtsschaft）。当然，在他们的地位不稳定的情况下，他们更加顽固地相信这一点，至少他们的内心还是私人的，于是，他们吃力地把这些“残余物”（Rest）拖到身边。因此，这些残余物不仅对自身成为一个障碍，也对另一个逾期的、不再是私人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意识成为障碍。

然而，现在即使是巴比特⁽²⁵⁾，他也开始感受到一些新的东西，因为他很钦佩那些看起来像白天一样明亮的技术企业，而不是他所看不透的、不着边际的经济传动装置。他注视集体的，即由工人群众驱动的工厂，在那里，除了公司之外，没有任何私人因素介入其中。他呆呆地凝视毫不费力地作业的机器，它一个劲地在货物之上吐出新的货物。生产越是易如反掌，销售越是停滞不前。货物一旦变成商品，就忙煞销售人员。他注意到，如果机器不是如此粗野地运用在利润经济本身中，就可以极大地节省或省出人的劳动。他发现，某个工厂，特别是化学工厂或那种食品工厂看上去像星期日一样空无一人、一片荒凉，因为在那里机器正以惊人的能力，自动地、默默地完成所有的工作。

在普通小市民这样一个理解迟钝的阶层中，技术都可以做一种奇特的、有时是令人陌生的宣传。任凭机器具有多么大的艺术性，它在这个社会的存在方式都是扭曲的，因为它是作为另一种社会的产物存在于这个私有经济社会里，这个社会无法容纳机器的生产能力。甚至技术人员也都早已意识到而且正在感觉机器的这一特别的角色，他们当然无可奈何。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所谓的“技术官僚”（Technokrat）的出现，尽管昙花一现，好景不长，但这种现象出现在生产过剩的国度中，着实令人惊愕不已。美国的工程师霍华德·斯科特⁽²⁶⁾发展了源自技术职业兴趣的一种最广泛的业余时间计划，不过，应该说，这一计划源自对现存生产能力的一种片面见解。根据斯科特的观点，机器的工作效果甚至已经如此显著，足以实施两小时工作制。

因此，两小时工作制不是听取无产阶级的要求（他们的要求很少走得这么远），而是听取机器的要求。“技术专家论”⁽²⁷⁾无处不在，即便在超出这个话题的地方——半瓶醋的社交空谈——也随处可见。不过，这些不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乌托邦主义者确实表达了每一个实践家每天都遇到的问题。当发明家、卫生学家，特别是现代建筑家在突破传统居住空间，思索集体定居点时，他们所遇见的问题是什么？这不是别的，正是在今天的现实中，由于借助于过分陈旧的经济形态，技术的可能性人为地被窒息了。社会权力关系只是为了战争目的，即为了生产杀伤武器而释放技术。但是，单是这种暴力武器的生产就已经表明，如果转变这种杀伤技术的用途，它就可以生产出无限丰富多样的生活资料。

也许，有可能生产迄今闻所未闻的产品，特别是在有机化学中，技术已经准备就绪，这种技术不再仅仅加工原材料，而是综合地塑造这种原材料本身。在染料等行业中，用苯胺⁽²⁸⁾代替植物颜料，从而开始大规模地生产苯胺。人工硝石、人工油、人工橡胶等广泛应用于生活资料生产。塑料不得不代替汽车上的钢铁、皮革，甚至机器本身等。例如，人工肥料、人工太阳照射等正在紧锣密鼓地研究之中。或者，可以刺激土壤生长出成千倍的水果，一种无法无天的傲慢与“反对收获与果实女神得墨忒耳的运动”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一个谷物种植地的综合边界概念在手的平面上无拘无束、自由生长。

概言之，技术本身已经准备就绪，几乎已经能够使我们独立于原材料的缓慢而区域性的有限工作，甚至独立于广泛而费力的运输领域。⁽²⁹⁾尽管资产阶级所遗留下来的技术的人为因素和抽象性日益加剧，但不可否认，既定自然的一种新的超自然化（Übernaturierung）将如期而至。但是，对于合成化学的所有红色黎明而言，这仍然是社会学上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在资本主义占有体系和分配体系中，这种轻松自如的全能生产是绝对不可能的生产。无论如何，它都会把生产过剩引入到一个既没有现存的垄断资本主义也没有它的国家资本主义⁽³⁰⁾形式的水平，在中央集权的剥削下，只有机器人才能与之相匹敌。

这种事情同时也是最后一个标志，即技术上的成熟本身还根本不意味着任何社会主义因素。因此，这种成熟已经远远超过了自身的母亲，即私人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显而易见，与长期以来的集体化的生产方式相比，无论在纯粹技术方面，还是在生产资料方面，私人剥削形式都被证明是陈旧过时的。但是，单是生产资料并不能使人幸福，无产阶级必须首先拥有这个手段，必须取得这些手段。

如果没有社会化，最发达的生产资料恰恰带来一场又一场危机，或者它们武装帝国主义战争，或者它们促进总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奴役。在现存社会中，进步（Fortschritt）这一范畴已经完全压缩为技术，作为统一的，因而实际地发生的东西，进步从来都不是直线发生的。毋宁说，进步被假定为以某种飞跃的、改变方向的方式运行。这种跳跃仅仅是由越来越发达的生产资料所暗示的，那就是给生产和工作带来革命性改变的机器。无产阶级得出了集体主义的结论，与此相反，资产阶级除了恐怖主义和战争之外，还培养了潜在的计划：垄断的国家资本主义（monopolistischen Staatskapitalismus）。

这不是第一次，虚假的敌人试图通过不断增长的敌人来治愈自己。⁽³¹⁾但是，即使“从纯粹的人的角度”上看，这在许多方面也已经是大不相同的：例如，一座矿山是从下被国有化，还是从上被国有化。无论何处，一种“统制经济”（dirigierte Wirtschaft）都变得不可避免，但是，这里的差异是最大的：垄断资本家或生产者是否会成为组织化的主体。在第一种情况下，出现国家资本主义或仅仅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功能；在第二种情况下，实现社会主义或将这种私有财产转移给真正的，即进行生产的集体。两种结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它们都出现在自由竞争的、自由市场机制的废墟上。但是，尽管这两种结构有其形式上的相似性，但显示出巨大的差异，即社会民主党所极力掩盖的差异：社会主义前提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它的缺席恰恰使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可能。

国家资本主义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获得其形式，其中，从工场手工业时期以来，工厂生产首次由上方加以监管并控制。它通过不断增长的垄断资本的国有化，通过将迄今属于主体的公司归属于国家来获得它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相当正式的、完全的执行委员会而已。在此，国家资本主义将充分的、事实上尖锐的剥削与迄今私人经济的深刻变化紧密结合起来，这一切都带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假象。这种假象甚至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把从上统制的资本主义经济冒充社会主义经济。在各种各样的法西斯主义的政变中，它都是这样做的，在改良主义层面上，它这样做，时常也不乏善意，但总是错漏百出、不着边际。

因此，在“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一陈旧的、短视的错觉中，伯恩斯坦主义⁽³²⁾在1914年、1933年已经两次遭到了可怕的驳斥。在一个繁荣和费力地维持的和平时期，资本主义（在其内部，它与繁荣以及和平持续相反）在此表现为自由主义，然而，它却展示其怪诞不经的法西斯主义面貌。但是，在垄断制度的统制利润经济中，国家的集约化总是内在的。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与所有流行观点相反，这个集约化并不是因为这个经济受到社会主义统制，而是因为它触及国家资本主义，或者以假定的捷径为目标，从工具性角度利用它，并将其并入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一点具有下述侦探性乌托邦的重要性，那就是，如果时空被允许的话，那么在敞开的视域上，描画国家资本主义力所胜任的变化。

在这方面，一切都一仍其旧，停留在要点中，停留在剥削中，资本主义内在的危机只是被包裹在火棉中。第一个变化将涉及市场，这将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开放的市场。人不再是面对面物物交换的代理人，但整个国家排他性地包含下达指令的那些人们和被统治的那些人们。迄今自由市场多少控制价格形成和商品质量，但现在国家取而代之，代行其职能、职权和职责。在自由市场连同其竞争结束后，第二个变化将涉及生产本身。尽管群众的生活水平必定较低，但呈现出充分就业的前景。

由于调整消费生产，由于被调整的利润经济，所以出现了相对经济安全的前景。然而，这种安全是由贫穷的工人和员工们购买的，他们不是变成共有的同志，而是完全沦为奴隶。即使是剩余的资本家也被限制在自身的自由中，然而，“共同利益先于自身利益”，这只能意味着垄断者限制自由贸易的私人贪欲，以便使他们自身的共同利益本身受到更可怕的保护。一个资本主义集体的形成是由许多因素组成的，其中，除了工业领域和分配领域中的最大的强盗之外，还有高度发达的市民官僚和军队官僚。一个庞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复合体，其中心将是美国，在这个硕大无朋的复合体中，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都将成为以前从未见过的如此大规模的以及如此彻底地合理化的战略的一个控制对象。

这是一座总体监狱，里面生活着营养不良的、毕生被保险的机器人，因此，那个总是虚伪地被描绘成备受社会主义威胁的自由贸易的资本的前景正是它自身，它的威胁恰恰来自垄断资本主义体制。这方面，再加上一个具有尖刻意味的东西，那就是试图引进与法西斯主义相称的经济体制以及相应于这个经济体制的法西斯主义。从美国来看，即使“资本主义”一词仍然是一个荣誉称号，国家也不属于自由的商标。因此，除了其他方面，这些都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视域，归根结底是同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它习惯于把社会主义称作“苏联模式”，因为社会主义对帝国主义的谋杀意图存有戒心。

所以，自由竞争时代的自由主义者把“第三条道路”浪漫化了，这将使他们摆脱不太喜爱的法西斯主义的选择与真正讨厌的社会主义选择。在他们看来，这种选择在“极权主义政权”之间是一个平等的选择。鉴于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连形式上都不正确，更不用说这个专政的自由目标以及唯一的、真正的总体目标了。因此，两个“统制经济”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存在卑鄙的行为或者把它混为一谈的巨大的愚蠢。它标志着社会内容的最大的对比：一方面，社会主义彻底废除剥削；另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整体地夯实剥削。而且，作为一种可能性，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事实上，只要人们容忍并支持它，它就是一种已经开始的现实。

看起来，低水平的工资似乎与国家资本主义密不可分，而从长远来看，这种持久的丧失能力将是难以承受的。即使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进入万劫不复的土地，法西斯主义也会根据它所属的法律，必定继续挑起边界事端，制造流血事件。然而，从各方面来看，国家资本主义的恶性趋势将有助于法西斯主义，并且使之变得几乎具体化，即在自由竞争消失的真空中，它对资本主义的集体趋势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是通常如此空洞的法西斯主义所长期寻求的现实的要素。后者利用时代错误以及被诱惑的群众抗议活动中阴郁的愤怒，但是，在最新的领导层中，这一点最为显著。

在此，这不仅仅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幽灵，也是一种真实趋势的现实猿（reale Affe），即朝向生产力的社会化。法西斯主义使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一个可怕的替代品。不仅如此，这也恰恰加入了秩序假象（Blendwerk Ordnung）的最核心的威胁，事实上，资本主义的集体用社会主义打扮自身，并且可以再次打扮自身——国家资本主义隐藏在国家社会主义的面具下。尤其是，法西斯主义擅长伪造安全环境，事实上，所谓“从已经成为恐怖的生存斗争中解放出来”的论调，就属于这类赤裸裸的安全伪造。

看起来，通过保障作业、保障就业，通过补贴休闲等，在自由和自由时间的道路上失去的东西似乎都能得到如数补偿、全额赔偿。如果美国的普通公民，尤其是，以前历经各种风险的人，比起对自身赚钱或盈利更感兴趣的话，那就是人寿保险，即在发生意外事件时，用少部分的钱换得庞大的赔偿金。即使是前资本主义的先驱者也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安全措施来换取消失了的飞黄腾达、一夜暴富，而法西斯主义似乎至少对于所有地区的市侩之流做出了这样的保证，仿佛法西斯主义就是未来的国家。

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在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本身中，国家资本主义的现存可能性被刻画得少之又少。一个更加严重的缺陷是，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巨大对立这一点也没有得到任何足够的分析。由于第一个缺陷，完全出乎意料地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由于第二个缺陷，社会民主党对其无所事事以及所谓辩证的乐观态度感到心安理得、处之泰然，正是社会民主党带给大康采恩一种乐观态度，使其回光返照。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似乎一旦进一步被合成，它就自愿地变成社会主义。实际上，1914年开始的普鲁士经济生活的军事化，即所谓的1914年的理念在这里显现为社会主义理念。由于第二个缺陷，导致人们不能令人满意地区分国家资本主义与临时国家社会主义（vorläufigem-Staatssozialismus），无论如何，这使得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资产阶级特别容易漠视它们自身所属的国家资本主义特性，其结果，往往以诸如“统制经济”等为由，把国家资本主义推在苏联身上。

如果人们不是有意或者无意地抹杀资本主义与中间阶段，即“国家社会主义”（Staatssozialimus）之间的区别，使其模糊不清、一头雾水，那么这种邪恶的欺骗甚至也找不到它的形式主义扭曲的一种借口。事实上，这种非区分（Nicht-Unterscheidung），即把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由来已久，以至于这种做法甚至可以援引中央集权的社会乌托邦主义者片面的秩序热情，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事实上，同样援引这种片面的秩序热情。还记得，在圣西门那里，就已经平行地进展着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路线。他认为，工业履行一种“行政能力”（capacité administrative），在此，所谓行政能力是社会主义未来国家的萌芽。

在圣西门主义者路易·勃朗那里，垄断资本与政府的社会主义甚至完全融为一体、浑然天成。勃朗规划一种具有国家信誉的国家工厂，以便各司其职、各尽所能。老的乌托邦主义者还没有像区分重刑监狱与革命一样区分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不过，情有可原，他们还无法全然看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尽管像贝拉米一样的后来的乌托邦小说家，试图从社会主义视角理解组织化的市民社会，但是，作为业余爱好者，他能作出外行的自由判断。但是，1939年H.D.迪金森（H.D.Dickinson）等人在美国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学》（Economics of Socialism）一书，其中，作者反复深入细致地思考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形式。在此，国家资本主义绝不是抽象的乌托邦，而是相当强烈的垄断政治趋势。尽管如此，在作者的笔下，仿佛社会主义完全符合无政府主义者所描绘的凶恶面貌，仿佛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原则上中央集权的体制，此外，没有什么新东西。仿佛社会主义压根就不是苏联，而是一个尚未出现的国家。

这方面，毋庸赘述：从社会主义的科学形态上，我们可以辨认出区别于其他科学形态的最鲜明的标志。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为，所以，它从根本上摧毁资本家阶级。社会主义指向无阶级社会，所以，它倡导有组织的自由。苏联仍处在建设过程中，因此，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困难的国家，它也是一个没有资本经济的国家。所以，在这个地方，为废除生产资料的一切私有制起见，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几乎可以说是倡导一种国家社会主义。从长远看，任何地方都不是真正的、正规的国家资本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它一出现时就已经注定是暂时的，然后就走向灭亡。因为在行动中，工作目标是国家的消亡。1917年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这一目标，实施了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死后的时期，确保了最强大的国家力量和军事力量。尽管如此，在这种暴力方式中，暴力的终结不可避免地是内在的。尽管如此，这种暴力内部不可避免地隐含其结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曾经如此热衷于阴谋，如此深刻地揭露自己，不过，在其中隐藏和起作用的始终是资本主义暴力机器而已。

从一开始，资本主义阶层中的工人只有挨饿的自由，如果他不顺应利润的专制，他就既不会获得罢工的权利，也不会获得八小时工作的权利。如果他不是通过组织而是从所谓的自由女神像中，血腥地夺取同样的权利，国家资本主义将再次从他那里夺走那些权利。相反，一个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度则利用其全部巨大的力量来实现这一目的，并且必须准确无误地使用它，以便一劳永逸地终结控制人们的权力。唯其如此，才会出现不是自由主义借以诱惑和欺骗的贸易自由，而是会出现免于生计的自由。所以，我们不是不再需要因其腐败的阶级内容而变得完全不公正的所谓法治国家，而是根本不再需要任何国家。

在后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法西斯体制下，仍然可能的秩序仅仅由秩序的暴行组成。由于总体化的自我异化，在有迹可循的地方，充其量，自由仅仅还作为一种被压制的东西存在。事实再次表明，在善行和和平主义方面，更加尖锐、更加可怕的反常是，在晚期资产阶级中，和平成为战争、秩序和野蛮。他们津津乐道的闲暇已经沦为阉割行为和荒凉冷落。因此，在其国家资本主义的可能性方面，尽管法西斯主义的根本行为和国家行为受到了限制，但仍未穷途末路、山穷水尽。对于斯大林格勒⁽³³⁾的法西斯来说，苏联是十分棘手的同时代的人。一个吸引人的苏联的成熟到处都将终结这个国家资本主义。

业余时间的错觉：企业的锻炼⁽³⁴⁾

一到晚上，被压迫者终于放松下来，可以说自由了。他被允许复原，而且他被允许这么做，因为即使是一个工人也会疲惫不堪。经过一天的负重和辛劳之后，他把自己当作一架机器喂饱和注油。下班后的时间和星期日意味着劳动力的回复。

在营利社会（Erwerbsgesellschaft）中，人永远都不是一个目的，而总是一个手段。不管下班后的时间做什么，不管是私人的习惯还是按照古老的习俗，都只是修饰了资产阶级的目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当然，更加多样化、更加个性化的是梦想，而这种梦想现在安家落户在被压迫者下班后的时间中。他们希望在那里实现梦想，就像在至少出现一所空房间的地方实现梦想一样。尽情呼吸新鲜空气，对酒当歌，一扫心中阴霾，打扑克消磨时间，而且，这种愿望不仅仅是屈服于偶然事件，而是为了能够玩弄它，甚至是为此从别人那里赢得一些东西。

这时，出现双重效果，工作日、营业日被放弃，同时它的形式以一种“轻松的”方式延伸。整体上，社交性（Geselligkeit）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并且在每种情况下都有重大意义。即使在失落的、被压迫者中，这种关系也很盛行，尽管在形式方面，特别是在内容方面，他们对区别下班后的时间与工作时间抱有或可以抱有特别的兴趣。但是，这种事情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简单，甚至在存在对比意志的地方也是如此。作为某一社会的游戏形式，甚至社交性在逃避这种社会的时候也证实它。那些失落的人不是为现存社会境况而是对自己所处的特殊位置感到悲哀，这种情况越严重，社交性就越有可能让他们苟且下去。

事实上，正如我们所见：于是，在为生活及其被认可的形式而进行的资本主义斗争中，快乐充当尚未取得的东西的一种替代品。对他而言，在纸牌游戏以及扑克脸⁽³⁵⁾中的获胜冲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在体育运动中，这一切连同其直路和弯路一起都转移到显得充满竞争的自由的进取心中。在同样的程度上，这种竞争在经济上是不可能的，体育中的竞赛在引诱人们。它不仅吸引了训练爱好者，而且更多地通过分享比赛双方的同感，在职业比赛中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周日观众。

的确，即使是希腊的摔跤比赛和中世纪的骑士比武也显示出某种“竞争”：但比赛还不是很活跃。这一竞赛反映出，在当时的上层阶层中并没有经济上的斗争，其参与者更像一个“品格高尚的”人，亚里士多德称他“除了工作和荣誉，生活犹豫不决、无所事事”。这时的情绪是对嘉奖的渴望，而不是对摩擦的渴望，这时厄洛斯的目标，以失败者为“第二赢家”，而不是从证券交易所破产的竞争对手。如果略加修正（Mutatis mutandis），这种竞争在后资本主义也是可能的，今天苏联已经使用它了。然而，在体育运动中，资本主义员工所获得的快乐必然会显示出竞争的所有特征，换句话说，以游戏形式代替了社会上消失了的自由竞争。资本并不承认这种竞争，这种漫无边际的竞争（让有才的人自由发展，每个人的背包里都有元帅权杖）⁽³⁶⁾在经济上是过时的。特别是，在“无限可能的国度”（Land der unbegrenzten Möglichkeit）⁽³⁷⁾上，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最强大的诱人魅力。

因此，只要资本与自由竞争的假象仍然一道起作用，资本就促进体育运动。在业余时间，体育运动恰恰调动这种假象。好像以这种方式，至少这个身体就被赋予了权利；好像以这种方式，至少在这个领域里人仍然是有价值的东西；甚至出现仿佛被称作奥运会的一派希腊的热情洋溢的景象，一个不是奴隶的而是自由民的节日。而且，被促进的体育社交性并不局限在下班后的伪造的自由中。在资本主义方面，它也具有其他功劳。即使在资本不再能够为其员工提供自由竞争的地方，甚至在被担保的新农奴制状态下，体育运动对于错觉也是有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体育运动不是为了个人主义者的利益而是为了集体的利益，然而，应当注意这一点：所谓为了集体的利益就是为公司服务，而且，最终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服务。

在体操领域里，这正是前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业余时间塑造”的意义所在。长期以来，大企业一直利用自身员工对体育的爱好来形成其特别忠实的“追随者”。现在，在业余时间里，体育爱好者不再回到个人竞争的假象上，恰恰相反，追随者必须把资本主义企业的色彩引导到胜利本身中。这样，运动员变成了“工业继电器”。这里也只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才能产生一种集体竞争的真正精神：即因为企业自身已经成为集体财产。最终，法西斯主义国家甚至还附加了“回归大自然”（die Rückkehr zur Natur）的口号。现在它被称作“军事体育”。

这意味着渴望新鲜空气的晚上散步归于终结，意味着旨在移动麻痹四肢的艺术归于终结。但是，事实上，这一结局的最初原因已经在于，资产阶级一直把业余时间仅仅视为被隐藏的服务以及允许这样利用它。通过喜悦的力量，合乎逻辑的结论仅仅意味着，用狡猾的下班后来修复劳动力的破旧商品。其中，一切神奇的事情都发生了，借助于此，在快乐的、充实的业余时间中，商品并没有发生任何有害的想法。借助于此，把员工对可能性的忧郁的期待引导到无害的方向，而且，当员工衡量自身的微不足道的位置时，使他低声下气、卑躬屈节。因此，业余时间最终在这里造成大多数员工的愚蠢蒙昧，无论是利用资本主义导线方面的虚假的“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放任主义”（Laissez aller），还是利用法西斯主义施加的形式，利用芬芳的花环来屠杀牛，结局都一样。

应该注意的是，为了业余时间也可以寻求一种形式，这一点并非可悲和可憎，但是，这样的内容恰恰来自愚弄人民的敌人。从而，在资本主义工作日及其利害关系方面，星期日甚至与自然的接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所以，即使在复元期间，劳动力商品也不会摆脱其商品性质。在机器和晚饭桌上、在体育馆和自然的假日医院里，资本的长臂紧紧地拥抱男人、操纵男人。然而，从长远来看，反叛欲望，渴望某种不同的东西，绝不会在下班后销声匿迹。因为人类并不是一件商品。正如施莱格尔⁽³⁸⁾所言，这方面，人类的懒惰，这个唯一剩下的、来自天堂的碎片也不是真的一个后退的先知。但是，首先不是他们的懒惰而是他们的热情，毫无例外地寻求一种没有义务和强制的生活状态，在此，甚至作为义务指针，时钟也活在当下。

剩下的古老的业余时间形式，腐败的但没有丧失希望的业余活动：木马，民众节日，圆形剧场⁽³⁹⁾

尽管如此，游戏中仍然有不能或不能全部卖掉的人的部分。“我喜欢我自己”（I enjoy myself），至少“无所事事”（Nichtstun）很好地表现在英语中。

“甜蜜的懒惰”（Dolce far niente）——一个存在，而不仅仅是一个字眼，它已经赋予没有工作的生活本身一种内在的魅力。假定我们对此也拥有外部的手段，或者甚至也没有这种手段，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怎样才能创造尽可能多的假期。进一步假定，如果我们没有什么比一系列美丽的日子更容易承受，那么我们就不会由于快乐而被宠坏。因为繁重的工作使我们筋疲力尽，不能行动，而且，我们之所以拥有时间和范例，既不是因为恩典，也不是因为幸福的平安。“你就像一朵鲜花”——当然，在一个阶级社会中，即使在有闲阶级中，这句话也都没有说服力，因为正是在这种社会中，除了赤裸裸的肉食类食物外，眼前很少呈现鲜花。

但是，显而易见，即使在资本主义所破坏的假期中，也还有一半的庇护点。这里，仍然活跃着不可完全出售的部分，或者不完全适合再生产业务的人的拼凑物。在这种拼凑物中，还保存着更加充实的闲暇时光的痕迹，这是从旧时代，从前资本主义时代幸存下来的残留物。值得关注的是，事实上，在变化了的情况下，这种残留物可以改变自身的功能。由于它的前资本主义特征，这些东西也很少被并入资本主义中，尽管不言而喻的是，这些东西是可使用的、可伪造的。在此所指的是，下班后的各种娱乐活动，例如，私人摇动木马、民众节日（大部分都分布在从前的教会节日中）等，然后是，正在成为共同活动的整体文化复合体：为了一切人的圆形露天剧场。

因此，无论何处，人的一部分仍然没有完全出售和享受，所以他不会被完全背叛。摇动木马带来了最安静的闲暇乐趣，骑在摇动木马上，有一种相当寂寞但总是轻快地驰骋万里的感觉。喜欢在业余时间自己动手制作物件者、把光秃秃的空地变成美丽的小花园的小园丁，以及其他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游戏，凡此种种都表现出他们对所错过的职业的业余爱好，或者表现出对在严肃的生活中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的业余爱好。乍一看，这样的事情往往只会让人营养不良、发育不全，但从长远的角度上看，用它可以开启没有强制的工作，借助于一种愉悦和爱的活动来表明私人外表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从事几乎是偶然的职业的地方，在由最少的人完成工作的地方，例如，就像在美国一样的国度，大部分人都有骑摇动木马一类的业余爱好。然而，某一天，当业余爱好成为恰当的职业本身时，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为过去的记忆。到那时，从业余爱好中，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实现从私人角度所梦想的像闲暇一样的工作。但是，当最私人的乐趣空间变成最公共的乐趣空间，并且抛掉不属于业余爱好的整个活动时，就从古代出现了最不费力的业余爱好：喧闹的民间传说中的民众节日。

民众节日不仅或多或少在乡村地区繁荣昌盛，而且在传统习俗被继续保存的城市，例如，在与世隔绝的偏远地区，或国外移入定居的移民区中也茁壮成长。于是，街头游行、狂欢节和教会节日就不是用以填补星期日和节假日的空白时间，而是把它们真的变成这样一个盛大的节日时间。在这样的节日里，植根于罗马异教徒的国家比北方国家更加丰富多彩，天主教传统比充满工作热情的新教传统更加才华横溢。美国纽约有300万意大利人，通过他们，甚至在同一个地方，也充分展示了生活的快乐与死亡的快乐之间的差异。生活的快乐是利用众多教会节日机会，从巴勒莫或罗马，从巴里或那不勒斯移居到美国；死亡的快乐是美国佬世界的乐趣，从自动点唱机到鸡尾酒会，一应俱全、应有尽有。

由于古代基础以及天主教传统，在一般的资本主义机械反应中，意大利、法国、奥地利、巴伐利亚以及莱茵兰地区仍然保留了民众节日的飞地，即生活感觉的间隔还不是金钱，欢乐自在也不是被粉饰的坟墓。公共节日也许只能在俄罗斯得以完全生存下来，所以，苏联不仅能够接受它，而且首先让民众生活和他们的快乐到达并返回新社会中的家乡。然而，即使在法国，资产阶级的机制也已经畸形走样，这在传统的文化习俗与天真的“快乐的巴黎人”（Gaîté Parisienne）⁽⁴⁰⁾之间引起了一种严酷而强烈的对比。

小资产阶级的家庭星期日几乎从未超过“摆满家具沙发的绝望”。并且，甚至在虔诚的伊壁鸠鲁的国度上，也公开表露出了这种绝望，不是吗？对于甚至是巴黎也深受熏陶的文化类型，让-里夏尔·布洛克⁽⁴¹⁾这样写道：“每逢假日，只要有人穿过花园公园，在我们城市的林荫道上散步，他就遇见数以万计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悲惨实例。在尘土飞扬、令人厌烦的马路上，只见若干空闲无事的、郁郁不乐的、虚伪的孩子们在漫无目的地纷乱奔跑。”修拉的散步画《大碗岛的星期日下午》⁽⁴²⁾就属于这幅景象，而且，如果比较这些不可救药的散步者群体，人们就会发现，实际上在法国与上帝同在是索然无味、极其绝望的乐趣变化。但是，在这个对比中，荷兰人的古老露天集市图片却多么有滋有味，同样，附属于所有教会节日和狂欢节的愿望梦想多么绚丽多彩？其中，星期日下午不是自杀的绝佳时间，毕竟工作日的苦难之后，可以为集体的生活享受腾出空间。

过去的工作日比今天的工作日更加艰巨而又辛苦，但是，一种不受压迫的快乐能力赢得了节日形式，而这种形式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经受住考验并得到充实。歌德在《1814—1815年莱茵河、美因河和内卡河之旅》中，描写了宾根⁽⁴³⁾举行的圣罗奇节，这是灿烂的健康和深深的满足，是在最忠实的镜子中见到的美妙的喜悦。这里的民众节日确实放飞喜庆的愿望梦想，尽管有最辉煌的外表和最美丽的先显图像，但他们缺乏表演的元素，因而也缺乏令人伤感的忧郁元素，这一点恰恰刻画出有闲阶级节日乌托邦的基本特征。这意味着民众节日与剥夺相对照，但我们君主的节日却无聊乏味。而且，后者不能与松弛舒缓作斗争，但是，再次需要集中精力付出努力。因此，海涅将当权者的节日悖谬地描写成“一个闲适的勇敢的战友”（tapferen Waffenbruder eines dolce far niente）。

与此相反，民众节日并没有表现出人为的行为，即使在意大利，通常在特别的情况下，他们也改变了支配性的巴洛克式庆典形式。虽然这里显然缺乏田园诗般的要素以及所提出的阿卡狄亚的要素，取而代之的是，天真和古代的要素，也添加了狄俄尼索斯的最后游行队伍。狄俄尼索斯是一个释放的神，所以现在他的民众节日已经证明适合于重新运行，但绝不适合于教士阶层矫揉造作的节日气氛。这个假日世界庆祝的是快乐，事实上，这种快乐只有在以后才有真正的机会，即预料到人民的解放。

因此，从围绕椴树的舞蹈就很容易过渡到围绕法国大革命自由树的舞蹈⁽⁴⁴⁾，所以贝多芬《费德里奥》的最后段落“神圣的日子，神圣的时刻”就具有巨大的潜力。这并非无关紧要，所有民族的农神节⁽⁴⁵⁾都是建立在对黄金时代的美好记忆之上的，因此也就有了早期共产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众节日重新转变成真正的“下班后”的自由日子，因此，在它的程序的新颖性方面恢复了十分古老的趋势：在圣罗奇日、圣施洗约翰日的狂欢节的土地上，人们清楚地回忆起一个彻底透明的时机，一个没有痛苦的自由的时机。

这不就是攻占巴士底狱后在自家的古老土地上举行的暴风雨的节日吗？因此，这不就是十月革命的节日和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政治春节吗？在这里，随着游行的遗迹、列队行进以及确实改变了功能的教会旗帜，这个节日确实旧貌换新颜，焕发了新的活力。所以，在民众节日中，工作后的一些希望已成为基本的生活现实，并且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更重要的是，除了他们记忆中“所观察到的”传统欢乐以及尚未观察到的希望之外，庆典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以及日常实践中的广泛应用。

看上去，那种过分有教养的更大的喜悦似乎并不那么引人入胜。而且，为了一切人的文化表现，那里的人们可以随意进餐或提供膳食。试想，资产阶级世界在星期日或假日所提供的所谓的“文化享受”（Kulturgenuß）。这种享受想要超出单纯的体育比赛和电影范围。所以，它的范围从音乐会、戏剧表演到读书会等，这时，主办方给观众提供一杯没有酒精的淡啤酒。当然，来自旧时代的星期日生活和形式也出现在文化星期日中。但是，无与伦比的是，在幸存的民众节日的情况下，由于来自上面的命令，由于兴趣焦点的转移，这些节日往往被挫败落空。如果体育活动仍然装出一副自由竞争和业余时间的样子，如果受资本主义的规定的整个时间都安排得如此紧凑，以至于即使在它的恢复期间，劳动力商品也没有意识到自身，那么这种努力自然会以资产阶级的方式，特别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方式在发生的文化遗产的管理中继续存在下去。

尽管这方面毫无疑问，这里也存在借以充实这些自由时间方式的一种持续的资本主义此在。这种传统的元素远比体育运动坚实得多，在那里，希腊的民主的快乐可以被重新定向到非常不同的强健方向，最终是十分愚笨的方向。尽管贝多芬向廉价的消费文化屈尊，但是他绝不会让自己遭受嘲笑。“普罗米修斯的火焰”与资产阶级虔诚的思维方式的“牛奶”仍然存在，即使在实施“社会民主的民众教育”中，这两者也是互不相容的。⁽⁴⁶⁾

在那些古老的地方，人们并没有文化上的享受，但参与了这项工作，他们被这个主题本身所深深激发，甚至被革命化并且彻底地被吸收了。这个体验场所被称为圆形剧场，中世纪的神秘舞台。但是，今日高等假期活动的形式却恰恰显示出这种性格，或者更确切地说，甚至在“公众教育晚会”（Volksbildungsabend）一词中也有“非性格”（Nicht-Charakter）。这是清仓出售，这是渣滓和大宗商品，这是一种绝望的努力，即把莫扎特变成一条硬棒糖，把歌德变成市侩小人，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变成自由信仰教义的星期日布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值得了解的信息都服务于一个所谓的普通大众，他们来自所有领域，既没有问题也没有中心，充其量借助于所谓优秀的思想品质来制造无聊至极的效应。

这种文化传播类似于小型疗养地的一次散步音乐会，也酷似大市侩新闻界的一道星期日配菜。这个“教育庸俗主义”（Bildungsphilisterium）的发起人是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⁴⁷⁾，从那时起，成千上万和他一类的愉快的人们就已经在星期日文化中心工作了。由于这种庸俗主义的表演，富于原创性的原始的、庄严的太阳也就没落了，或者至少被遮蔽了。即使在与通俗作品和廉价畅销货相连的那些表演中，也不调用大众力量和被呼唤的古老的大众想象，以及长期活跃在舞蹈、童话和民众想象中的苦思冥想。就像数十万高中教师的合唱一样，当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说出如下这番话的时候，恰恰表明了资产阶级社会教育公园日益现实化的危险：“除了我们职业上的理由之外，我们力求对所有更高的人类兴趣尽可能保持开放态度……我们通过历史研究，帮助我们了解这些事情，而这些历史研究通过一系列富于吸引力的、通俗的历史作品，使非学者出身的人们更容易理解文化公园上演的作品内容。另外，我们寻求对自然的了解，因为，对此也不缺乏一般的可理解的辅助手段。最后，我们发现，在伟大作家的作品中，在我们伟大音乐家的作品表演中，到处都洋溢着心灵和灵魂的刺激，想象力和幽默感等。事实上，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期待的了。”

人们认为，19世纪的豪华时代是一个紫色时代（Purpurzeit），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凭借不可否认的分支，这个时代成为“词语矛盾”（contradictio in adjecto）的小市民的共产主义，从而教育庸俗主义虽然大势已去，但并未停止流通。其背景仍然是上个世纪的博物馆世界，即把艺术视为错觉，把错觉视为理想。而且，归根结底，这仍然是相同的背景，即处于其充分阐明的发展中的历史主义⁽⁴⁸⁾背景，作为纯粹的模仿者，历史主义者完全无视独创性思维，仅仅致力于沉思的意识空间。准确地说，历史主义遵循寄生文化享受的原则或死亡教育的可服务性原则。历史主义反复把历史视为过去，把文化视为填满夜晚的某种东西。历史主义优雅地提供资本感兴趣的东西和渴望的东西，以及以“文化教育”方式广泛传播的东西。它给小资产阶级的大众供应其训练有素的休闲时间，但这种时间已不再是令人震惊的阿波罗，而是麻痹瘫痪的缪斯。

历史主义认为，它有一个黑格尔作为先驱，但是黑格尔恰恰“从门槛上”（a limine）反对这个异化的博物馆，以及那些被异化的向导：“活生生的精神……为了显现自己，要求通过某种相关的精神来出生。它掠过从对任何意见知识的兴趣出发，将历史事件当作陌生现象的历史态度，并且掠过没有揭示其内在自我的历史态度。这可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即精神必须服务于扩大剩余的木乃伊的收集和一般的偶然事件。”⁽⁴⁹⁾因此，19世纪拙劣的模仿者把历史变成了一个仓库和一个博物馆，一个供所有人品味的过去的素材，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旨在扼杀未来的清规戒律。

除了这些可怕的复制品之外，这个时代的无主体的勤奋也产生了不朽的历史学术作品，这样，历史主义者小规模地、忠实地收集了历史素材，但是，可疑的是，历史主义者几乎不能再像19世纪的历史主义所构筑的那样大规模地完成历史素材的收集。但是，这种做法不是产生了活生生的遗产，而是产生了知识的沉寂和沉思，使得现有的生产力陷于麻痹瘫痪甚至极其危险的境地。历史主义在各个领域都是没有收获的人的智慧。真正有经验的历史，即在形成历史本身的过程中所体验的东西，并没有为自己的地下灵堂（Erbbegräbnis）或为沉思冥想的星期日房间提供任何遗产。相反，用路德维希·博恩⁽⁵⁰⁾的精彩隐喻来说：“历史好比一个楼梯比房间多的房子。历史不是一座带有编号的废墟场而是一个没有完成的郊区。历史不是从过去变成一座坟墓，即完结的过去，相反，它只能从一个共同的未来迎面而来。”(https://www.daowen.com)

因此，事实上，过去中的未来的范例才是唯一的、使我们高兴的、鼓舞人心的、富于启迪的东西。当然，就像这样，唯有像这样，但绝对像这样，西方的文化意识才能超越腐败，可以而且必定将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唯其如此，西方的文化意识才能没有谎言，没有错觉，才能巍然屹立于其他星星之下。当然，这样一种社会本身超越各种强制的、异化的劳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星期日与假日不再是分开单独的。但是，正如这样一种社会把业余爱好作为一种职业和民众节日一样，它也将其共同体作为最好的显现，所以它也将能够在与思想的一种幸福婚姻中，体验到它的节日的工作日。所以，不会出现无阶级的教育市侩；所以，正确的教育不是仍然位于追随者中，而是仍然位于前线（Front）上。

即使是对最不体面的生计的忧虑被消除了，对此在的忧虑也依然如故、并无起色。这种需求依旧充分而强烈，作为单一的、未完成的、持续的日子，这种需求不断催逼无数情报信息，敦促五千年人类文明史。但是，经济上社会越是趋于一致，从这个来源中产生的对立也就越微小。更确切地说，于是出现了存在的真正的不确定性，因为为了阐明文化的真相，那些富于尊严的人们，实际上拥有其“战役计划”（Feldzugsplan），并且渴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拥有这种计划。

历史通常是圆形的，但从未被关闭，从来都不是完成的产品的总和。伟大的教育作品产生于市民阶层意识形态，正是这些作品的持续剩余超越了沉没的意识形态，继续对我们的艺术教养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于是，艺术作品，空中响彻的音乐艺术等就不再显现为一种逃避，或甚至显现为对某种恶劣的现存的东西的一种感兴趣的神化。这种艺术不再显现为某种光辉游戏中匆忙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而是作为“权利的先显图像”（der Vor-Schein des Rechten）继续发挥效应，并且仅仅借助于这种图像持续发挥效应。这是每件艺术作品成熟后的伟大效应，市民阶层的文化之树本身早已凋零消失，但是从这棵树上，我们仍然能够采摘时代的果实。王国已经没落了，但是，一部好的诗篇依然存在，并且说出前方有什么东西在等待。

这种先显图像不太适合可堆放的货物。因此，当出现不真实的其他反思时，即仅仅是被剥夺的阶级意识形态的反思时，这种图像将会更加全力以赴地运作。就这个先显图像而言，就像喜悦和下班后的一种真正的教义一样，正如上面所述，在乌托邦功能与意识形态相遇的问题以及自身先显图像的意义上，笔者强调说：“因此，它永远只是塑造梦想的力量，朝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它是一种文化的创造，或者是一个超越它的乌托邦的功能。文化创造的东西发挥作用。这一功能首次在意识形态中提出，没有了陈词滥调和虚伪，没有了财产、幻觉和迷信，它就形成了文化遗产的基础。”而且：“通过洞察我们的同一化（Identischwerden）这一日益适当的趋势，通过对此做出的承诺，文化的寄生享受必将到达终点。战略上，伟大的文化作品是开放的……从哲学的乌托邦概念出发，伟大的文化作品并不是更高类型的意识形态笑话，而是尝试性的道路和已知的希望的内容。”⁽⁵¹⁾

如果还有一部分人的内容没有或没有完全卖掉，那就是，尚未使自己成为自由的同一个东西。因此，它在闲暇（Muße）中，尤其寻求其赦免。因此，文化不是在下班后的休息（Feierabends）的幻想中，而是在属于其工作的闲暇中形成真正的自由时间的实体。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受到威胁，更富于希望，没有什么比这个人的领域，仍然微不足道的人的领域需要更多的培养了。

业余时间的周围环境：乌托邦的别墅与田园要素⁽⁵²⁾

海因里希：人们忘了。

保罗：但是有些东西不见了。

雅各布，海因里希，乔：精彩的是晚上的方法，绝妙的是男人之间的讨论。

保罗：但是有些东西不见了。

雅各布，海因里希，乔：美好的是平静与宁静，而愉快的是和谐。

保罗：但是有些东西不见了。

雅各布，海因里希，乔：奇妙的是简单的生活，无与伦比的是大自然的壮丽。

保罗：但是有些东西不见了。

——布莱希特：《马哈哥尼城的兴衰》

人们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人们想望如何度过他们的业余时间。但是，问题除了取决于“如何”度过业余时间之外，还取决于“在哪里”度过业余时间，即更美好的“自由空间”（Freiraum）。在节日情况下，在晚会上，通常的环境也都发生了改变和装饰。特别是，一个较长的闲暇时期需要一个决定性的空间变化，即所谓的“帐篷的拆除”。

字面上，所谓假期（Ferien）必定意味着远离业务，意味着空气、路径和各种事物本身的变化。而且，围绕这个业余时间的空间，亦即没有工作的空间是人们所渴望并视为简单而自在的生活的保护空间：于是，尽管业余时间的空间荒无人烟、人迹罕至，但对人类并不持一种敌对态度，简而言之，这个时间乌托邦化为自然的田园景色。

这一点尤其适合于被称作下班之后晚上生活的那些晚上时光，因此，作为完成了的休假，下班之后，人们纷纷寻找景色宜人的别墅（Buen Retiro）。并且，围绕它周围的、自我满足的自然本身显得充满了阿卡狄亚的内容，而这种内容自动显现，没有商业，甚至也没有乐趣。无需强调，在这种简单而同时地实现的意义上，自然（Natur）是一个社会乌托邦概念。自然之所以属于社会，正是因为它与后者及其人为性乃至空洞性形成鲜明对比。

在古代渴望自由空间的人们那里，作为这种社会乌托邦概念，自然是变化不定的。例如，在第欧根尼那里，自然扮演一种与古代城邦国家相对立的角色；在卢梭那里，自然扮演反对封建主义堡垒的角色；在罗斯金那里，自然扮演反对“机器资本主义”（Maschinenkapitalismus）的角色。恰恰根据每个社会及其文明性质，自然不断变化其内容，例如，《鲁滨孙漂流记》式的船只遭难故事就生动地描写了脱离了社会及其文明的纯粹自然景象。然而，必须强调的一点是，与经常令人尴尬的自由空间之梦的阐述相区别，重要的是，简单了解所有自由时间之梦（Freizeit-Träume）的特有的无可非议性：在阿卡狄亚的对比愿望中，有一个共同的事实性，而这种特性几乎拥有和它们所追求的自然一样长久的气息。

尽管单纯的社会乌托邦要素、社会安全以及田园图像中的对照要素等占有巨大优势，但是，门前的风景，这个客观的要素却不断地为这样的画面展现自己。阿卡狄亚向来在树下，位于泉水之旁，还有其他天堂元素，但不是在发出微光的城市里。在与大自然的一切和谐一致中，这个古老的自由空间的乌托邦的痕迹仍然闪闪发光，而这种和谐一致正是城市居民从中所期待和接受的东西。就像在浪漫的斯拉夫国度上的民众节日一样，也许，在德国大自然的喜悦最为活泼地得到了发展和保护。但是，人们在他们的空间之梦中，“下班后”到处都要求成为伟大的“潘神”⁽⁵³⁾的一部分，而他理所当然、义不容辞，为人提供了一所闲暇休闲的大厅。

“在隐蔽的地方生活吧”，这一建议可疑地诱使人们远离尘嚣、与世隔绝，同时，毫无疑虑地提请人们过一种安静独处的生活。它首先指的是为定居者提供孤独的乡间空间，然后也提供乡村休憩。就像人们下班后渴望度过一个安静甜蜜之夜一样，弗洛伊德⁽⁵⁴⁾的睡眠理论对于这种特殊的安静愿望作出了一定贡献。根据这一理论，对睡眠的愿望是旨在避开外部世界乃至“里比多的对象占领”（die Objektbesetzung der Libido），一旦入睡，睡眠者的里比多对象占领就开始减弱，里比多与自我兴趣就以充分的自恋方式再次统一起来。这就产生了最强烈的恢复可能性，也就是，心理上回归到子宫（Mutterleib），回归到无对象的孤立状态。

事实上，由此出发，这一理论揭示了一个逃离喧闹城市的人在自然界可以找到的特有的安全感。他不受现存的对象的干扰，因此，在这个特定的保护空间所产生的宁静中，产生了一种闲暇的母性空间（Mutterraum）。同样，夜间写作和乡下写作也具有这种隐居的特性本身：死一般的寂静与漆黑一团的黑夜，两个严肃而郑重的姐妹。⁽⁵⁵⁾或者说，由于“自我陶醉”（Narzißmus）甚至穿上自然对象本身的外衣，所以它们不仅不打扰人，而且看起来，就像自我的一部分一样。于是，在完全融合的外表中，自我与非我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完全消失了。

于是，这个客体就不再是要被工作克服的东西，尤其在资本主义企业组织条件下，以及与其素材的关系上情况更是如此。然后，在自然的表面上，甚至还有一种暗示，那就是，拜伦⁽⁵⁶⁾如此表达的前逻辑的、快乐的万物有灵论：我不是我自己生活，而是成为/围绕在我周围的，朝向我的事物的一部分，对于我来说/崇山峻岭是我的一种感受。（I live not in myself，but I become/Portion of that around me; and to me/High mountains are a feeling.）因此，自然的假日感觉不一定是孤独的灵魂及其母亲的子宫，尽管自恋也许建立在唯我论基础上。事实上，与其“独自面对自己”（Das Mit-sich-selbst-Alleinsein），不如“在自然中享受独处”（Ohne-sich-Alleinsein in der Natur）可以有完全的对象占领，只是没有人如此疏远自己罢了。

于是，超出工作的自由空间本身就成为超越艰辛劳苦的一种空间。在其安宁中，自由空间尤其添加无机性，并将有关素材添加到美丽的蓝色中。正是在这种宁静的非异化的情感中，在充分吸收的大自然风景中，自由空间也赋予自然以它的特殊的避难特征，即和平特征。自然的和平特征最初只是作为一种社会范畴重新加入抗议“人为性”（Künstlichkeit）的斗争中，而自然爱好者相信自然留下了这种特性。常常以自我欺骗的方式，统治阶级把大自然的享受完全当作睡眠来管理。不仅如此，还往往以失败主义方式，统治阶级将人类层面上的喧哗骚动宣布为不可救药的荒凉凋敝，而伟大的潘神则被视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唯一途径。

但是，作为对正确的东西的一种真正的呼唤，作为对没有健康的一切痛苦的矫正，大自然的宁静常常到达现场，但对于一切人为的东西而言，其中并没有任何祝福安慰。这样，达到极致的闲暇犹如天赐之物，其中不许掺杂任何无关紧要的事。众缪斯也许居住在这个高度上，她们同大自然在一起：在希腊神话中，帕纳塞斯山⁽⁵⁷⁾和赫利孔山⁽⁵⁸⁾的潺潺水声，不仅具有神话意义，而且也是众缪斯的自然基础。而且，这是属于奥林匹斯山的大自然的宁静，即使人们不再持有任何万物有灵论的信仰，他们也仍然把这一点强调为巨大的、高尚的、崇高本身的基础。

新柏拉图主义者扬布利可⁽⁵⁹⁾注意到，通过诸神的沉默，我们可以认识他们，并且通过人类所说的言语，我们可以认识人类。因此，我们离开天堂的光线越来越远，噪声（徒劳的不安定）就变得越来越大。这是一种自然的体验，而这种体验仿佛一直保存着天真的活力，甚至超越了神话：恰恰与高度相比，这是离群索居的孤独的高度。在那里，从审美角度观察阿尔卑斯山以来，人们就注意到得天独厚的自然之美：高耸入云的大山巍峨挺拔、终年白雪皑皑，仿佛摆脱了太阳和寂静的束缚围绕。尤其是，向上看，星星就在那里，在一个已经变得看不见的地球之上，事实上，它沦为一个单一的低地。在此，崇高和沉默本身是与一个如此被加冕的自然的和平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月亮下的一切都将死灭”（Omnia sub luna caduca）：在这种联系中，这意味着，尽管有一种无法再体验的星座崇拜，但是，月亮上空的浩瀚深度就像全面超越了一切人间的苦难一样，令人感到完全无所适从的“缺失状态”（Situtionslosigkeit）。“浩瀚无际的天空啊，你在无耻卑鄙的地球上方漫不经心地伸展开来！”托尔斯泰小说的主人公安德烈·鲍尔康斯基⁽⁶⁰⁾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所看到和经历的事情，集中体现了数百万军人的象征性经验。在他们那里，下班后的时间已成为“节日”。即使是后来，从城市一眼望去，也只剩下被虚空遮蔽的寂寞苍穹。

最终，布满星星的天空赋予自然中的母性情感以一种男性成分，它把崇高的成分（Komponente der Erhabenheit）给予了那种和平的特征，正是凭借这种和平的特征，“自然的惊愕”（Naturbetroffenheit）得以实现大规模的交流。布满星星的天空的经验甚至给人更多的田园要素：它表明，自然中的恶魔要素只是表面上与田园要素相异，或者只是与从田园生活角度所选择的显现形式格格不入，试想，正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包含着惊心动魄、心惊肉跳的雷雨风暴。这种针对文明的狭隘性和抽象性的特大警告也可能属于一种深不可测的高处的深渊，而不只是属于自然中的黑暗。总的来说，自然的崇高感（Natur-Erhabene）赋予这些尚未封闭或尚未合并的元素一种意义重大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并不是仅仅存在于人的情感中的一种联系，而是存在于山脉、海洋或天空对象中的那种特殊的令人惊愕不已的一种联系。

就整体而言，田园要素超越了它的逃避性的个人主义，它的对照性的意识形态，它的充满渴望的乌托邦。换言之，田园要素与客观素材密切联系，但事实上，这种客观素材只在乡村中才出现，而从来都没有在城市中出现过。当然，这种联系仍然不同于有效的描画，即使是仅仅在彩色的反射中，它也在自身中运转，即使是仍然密集地装备着神话的地方，它也是一个客观潜在的自由空间，实际上是存在于自然本身中的一个自由空间。也正是犹太-基督教的希望，这个伟大的潘神的死亡无法放弃也不希望完全放弃田园要素。复活节庆祝活动全都举行在春天，圣诞节庆祝活动举行在太阳冉冉升起的冬天早晨，如果这种活动不再是它的核心内容，那肯定是它的开场歌舞伴奏。

《圣经》中，来自第二以赛亚的不断增长的世界仇恨并没有妨碍这一进程，不过，这是一种“世界仇恨”（Welthaß），它从政治变革的意愿一直延伸到激进的自然变革。因为在这里，尽管能生的自然只不过是一种被封锁的硬皮，尽管这里天地占领了一片并不适合它们的地方，但是这里只是一片新天新地，尽管在新天空中不再有月亮和阳光，天国的耶路撒冷不再是世外桃源，甚至不再是极乐世界，而是一个永恒的城市：即使在这个与异教思想无关的以及被选择的田园要素中，自然也依然存在，在基督教神话的意义上，充满了各种象征意义，充满了作为高山、活水、生命之树以及宝石一类的暗码，这些意义和暗码恰恰被运送到末世论的城市中。

现在，一个不同的世界站立在现存的世界所占据的地方，而且对于这个新的世界场所而言，纯净的水、高山和水晶之光是高度透明的。巴洛克时期，人们不断歌唱自然中现存的快乐这一纯粹基督教的田园要素。就像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歌唱的那样：“如此盛开吧，冻结的基督徒，迎风亭立在五月的门口。/你将会永远死亡，如果你现在不在这里绽放。”⁽⁶¹⁾正如伯麦所说：“天上的力量总是在图像、植物、颜色中工作，以揭示神圣的上帝，这样，可以在所有的事物中认出他。”⁽⁶²⁾因此，即使是基督徒所意欲的自然的爆炸也不得不将像五月、图像、植物、颜色一类的范畴统统转变成安息日，因此，它不仅是诸如纯粹内在性一类的一种外在性，同样是诸如纯粹外在性一类的一种内在性。

比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变得越来越不透明的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它可以证明不可抹掉的田园要素中的闲暇时间和自由空间。事实上，如果想要在描述性中而不是在彩色思考中遇见田园要素，那么在其途程上，这个试验最终仍有一个特别的困难。也就是说，我们时代对自然抱有双重意识：一方面是机械意识；另一方面是质的美学意识。这正是二元论的困难所在，它揭示了两种自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现代的、纯粹计算的，因而完全没有质的内容的物理学中的自然；另一方面是，作为一种纯粹质的自然的、风景体验中的自然。可以说，就像在城市物理学中一样，图像、植物、颜色，特别是美、崇高、静谧、和平等要素也是非现实的，因为它们具有山水画的特征，而且也具有古老的质的自然哲学特征，蕴含着一种与闲暇自然有关的内容。

在反映阿卡狄亚的历史中，在这两个位置之间，仅仅出现过一次一座桥梁，我们可以说，这座桥梁出现在“机械的观点”（mechanischen Gesichtspunkt）与“质的前景观点”（qualitativen Aussichtspunkt）之间。这发生在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的论文中，那里，自然可以在伽利略的意义上加以理解，但也可以在沙夫茨伯里的意义上加以庆祝。沙夫茨伯里把自然说成是“自身中的平静工作，根据固有法则的此在、内在的必然、与自身在一起的永恒的同一性”等。这里出现一个奇迹，那就是甚至像牛顿的自然与歌德的自然之间的对立似乎也归于和解，但是，当然，这个等式并不是把自然界的机械计算与质的自然感觉结合起来，相反，两者都是在某种“合法性”（Gesetzmäßigkeit）的基础上发生的。

但是，这种合法性只是形成了一座明显的桥梁，事实上，它本身就具有一种双重的、相互分裂的意义。在物理学计算中，合法性仅仅是在因果关系链条上进行的外部必然性。在席勒的自然图像中，这是一种图像的、内在的必然性，它是在天真的有机体中，在实体性的鉴定中进行的必然性。因此在机械自然与风景自然之间当然没有任何综合。较之基督徒所否定的森林、山脉、海洋和发光的星星等，一个没有质的自然显得更加不可思议、格格不入。席勒对机械自然与质的自然之间的非综合恰恰造成了这样一种困难，可以说，使得人们尤其难以辨认资产阶级的土地上仍未处理的田园视野的真理。

这种田园视野的真理不是涉及隶属于数学自然科学的自然领域，而是涉及另一个自然领域，但它牵涉到前资本主义的某一领域，以及尚未到来的后资本主义方式的某个领域。就像民众节日一样，美好的田园的视野，壮美的森林、山岳、海洋的视野等都活生生地保持着一种伟大的、美妙的非机械反应要素，有朝一日，这种要素能够而且将会进入具体的闲暇中。然而，尽情观看这些风景的人是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前资本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他仍然带有古代的、浪漫主义视野特色。其中有一个被淹没的客观性的咒语，就像一种未被补偿的、即将到来的惊愕和遇见一样，即在一种“田园真理”（Wahrheit des Pastorale）层面上，闲暇必须恰好证明自身，并且能够证明自身。

但是，即使在自然体验的问题上，也只有一种不再抽象的经济体制才会导致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异，其中，其他后果还包括消除城市物理学与风景物理学之间的二元论。田园本身是一种没有剥削而被珍爱的自然的全部遗产，这里，在这古代的、浪漫的外壳中，眺望一种乌托邦式的宁静土地，即一片没有奥斯特利茨战役的土地。这是一片宁静的土地，当然，有些东西尚付阙如，因为人类还没有休息，而自然的人化主要还在于单纯的田园要素中。只有在各个领域里的积极的闲暇，才能使我们更加接近一种接受性的自然，而不只是描述商业视点下的（sub specie）自然。作为其具体的环境（家乡），人的自由与自然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

作为必不可少的，但只有一半被探索的目标的闲暇⁽⁶³⁾

有一条经济的路径，主人和仆人必须走开。在同样的成就中，社会秩序废除主人和奴仆，同时废除更多的不合理现象。以前的经济矛盾归于消失，剩下的社会不一致不再产生外部的、污秽的不幸。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异归于消失，但最重要的是，尽可能地消除工作与闲暇之间的差异。无论如何，这些差异只是通过资本主义才获得了这种严酷的现实。前资本主义生产知道在手工制造的作品中更多地分享工作，而且工作能够轻松愉快，很少无聊乏味。

社会主义使人摆脱了为他人的利益而卖苦力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远离劳动异化。但是，只有一个无阶级社会才包含了被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工作基础，从而使劳动完全脱离异化，而闲暇时光完全摆脱了修拉的画作《大碗岛》意义上的魔鬼的祝福。无阶级社会消除了人从劳动的外化，在这种外化状态中，工人感到自己被剥夺、被疏远，遂变成了一种物化的商品，因而在其工作中，很不愉快。无阶级社会借助于同样的“外化与回归”（Rück-Entäußerung），将使闲暇时光摆脱无生气的空虚寂寥，事实上，迄今为止，所谓闲暇完全符合于（而不是形成对照）劳动的无聊乏味。

尤其是，无阶级社会将消除被意识形态类型所滋养的虚假类型的闲暇，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属于错觉，而且以陈词滥调和全面欺诈而告终。这种意识形态只是随着主人与奴仆的显现而开始出现的，它仅仅植根于分工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并且作为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分离现象，这种意识形态将随同阶级社会的消亡而消失。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那样，意识形态的起源恰恰解释了它的没有复活的终结：“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⁶⁴⁾

通过这些句子，马克思明确地阐明了阶级划分源于何种根源，阶级社会受到何种意识形态的支持。当然，现在这个主题变得至关重要：“理论、神学、哲学、道德”，因而意识形态也可以“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因此，意识形态所留下的东西不仅仅是错觉，而且是纯粹的谎言。后者是虚假的，特别是，作为被利用的现存的实践的错误意识，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最后所陈述的理论与现存的关系的矛盾。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矛盾的表现，现存的社会关系已经进入现存的生产力中，尤其是，反之亦然。因此，在那样的情况下，这种意识形态的场所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不是作为一种掩盖性的、辩护性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对比性的意识形态。它恰恰在阶级社会之间的转折中，尤其是在消灭整个阶级社会时表现出来。

作为一种对比性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其战斗意向及其大部分内容方面，仅仅与社会基础相关联，即与产生它的社会基础形成对比。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反映和证明这个基础，相反地，它给意识带来了新社会尚未充分发展的、尚未取得政治突破的要素，而这些要素是在旧社会的子宫中业已发育成熟的。在过去，意识形态实施了这些要素，由于当时仍未被认出的历史的动力，所以它具有各种各样的错觉，但它从未具有任何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意图。相反，这种意识形态是在一种完全诚实的、革命的、进步使命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即使是它的错觉也具有英雄的、乌托邦的特征。

这方面，意识形态的生产性作用在于，通过理论的力量来激活仍未恰当地脱离旧社会坚冰的新社会的现存基础。否则，这个基础的出现将更加困难，更加杂乱无章。因此，这种意识形态与以前的“现存条件存在结构性矛盾”，作为某种预先推定的人性，它与目标火炬以及它的矛盾的目标图像一道存活下来。因此，一旦减去错觉，减去资产阶级在其中所美化的一切错觉领域，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就在进步意识的空间中继续工作。因此，特别是，一旦减去其神话成分，德国农民战争的意识形态就具有一种目标火炬本身，而这把永不过时的火炬不仅侵入革命的良知中，而且更好地侵入这种良知的想象力中。

而且，如果去享受闲暇，那么，这种业余时间就表明这样的特性：不容易满足的意识形态不仅是闲暇这一可能的鱼塘的梭子鱼，而且它也阻止了后者成为鱼塘。换句话说，快乐是安逸之床，而不是探险和人生的充实。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未来的无阶级社会的矛盾已不再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正如它们不会作为非对抗性矛盾熄灭一样，意识形态的功能也不会关注通常在所难免的闲暇之内的不协调情况，并为其解决方案制定预先推定的预防措施。即使这些不协调最终变成纯粹人性的东西，成为合乎人类尊严的东西，也会遭遇唯一真正的生存忧虑。那么，就不再需要激活新的基础了，这个任务通过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得到解决。但是，更重要的是，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的作用是激活日益丰富和深刻的人际关系的形态。

因为闲暇中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团结一致的事业，所以，事实上这只是美好生活的开始而已。因此，错觉的意识形态完全消失了，但是不管怎样，这都不是政治意识的社会道德塑造。在其所有主要特征中，即使在艺术领域以及与自然关系不大的更遥远的上层建筑中，这种意识形态也要成为一种伦理学。因此，对闲暇本身的新需要产生一种新的上层建筑，远远超出了新的“非经济计划”（Plan-Nichtwirtschaft）。它产生一种更为本质的人际澄明的意识形态，而这正是纯粹化的闲暇服务，以促进其人性内容。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不和谐的现象，并且被认为是远远超出了社会范围的。例如，在社会内部，即使是经济基础及其变革也不形成一种直接关系，或者，也不形成任何上层建筑。正如在语言、逻辑、一般的辩证法，以及——因为在这里外面的世界明显独立于人类——在减去哲学理论的自然科学中。当然，在身体的有机性方面，人类具有特别强有力的要素，借助于这些要素，自然独立于人而存在，但是，人并非独立于自然而存在。这些要素中，最强大的要素见之于死亡，同样，死亡也构成了矛盾的独特领域，甚至是一个特别苛刻的领域，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矛盾领域。事实上，死亡无异于说明了一个双重矛盾，而这种矛盾表现在社会压力以及对它的反应中的那种强度和质量中，但是，完全不是以如此被塑造的形式发生。在此，这个矛盾意味着某种否定：其中，一方面，作为主体中提出抗议的东西，否定与主体相对立；另一方面，在对立的客观性上，否定则是某种阻碍的，甚至毁灭的东西。

事实上，这两者在死亡中都是最残酷的，因为从正常的生活、工作和光的意志来看，它们都是一种不和谐的自然现象。不仅如此，即使不那么激烈，双重矛盾也绝不仅仅作用于死亡中。因为总体上社会的不可穷尽的冲突也都围绕并聚集在宇宙中人的位置。也就是说，宇宙（在空间大小以及既定时间中，不断重复其生成和消亡）与无数人的生命目标并不持续一致。尤其是，宇宙与人的一系列目标内容，以及激进地、总体地追求的“人的国度”（regnum hominis）并不一致。但是，这样的特征差异绝对不属于任何上层建筑，因为它们并不是从社会角度所生产的差异。那么，人们的意识因而也不属于某种意识形态吗？毫无疑问，这些差异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差异，不属于人类的客观自然部分。然而，事实上，在人们的意识中，这些差异已经产生了令他们震惊的关于意识形态形成的非常特殊的结构。

这种结构不会对社会矛盾做出反应，可以说，也不会对人类对自然的整合与驯化关系做出反应。但是，这种结构恰恰对自然的否定侧面，或者甚至对与人互不相称的方面做出反应，换言之，对其从生物以及文化角度所形成的事情，确实从文化角度特别敏锐的目标关切做出反应。无论如何，与自然科学中的哲学理论保持一致，关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各种哲学探究都属于意识形态。但是，除此之外，这些绝非源于人际条件的矛盾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想或愿望思想形态都为其涣然冰释、迎刃而解，进而重新形成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即社会上只是部分地被规定的（如在神话中）某种意识形态。

尽管存在着明显的交错纠缠，但这种不同的品质却仍然有效，在人对人以及对自然的关系上，它绝不允许自然关系的孤立化。然而，自然不仅独立于人而存在，而且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远不如必然朝着所述方向发展的那种社会的新陈代谢。尽管存在一种与社会的澄明的意识形态（Erhellungs-Ideologie）的一个重要统一，即预先推定（Antizipation）。所以，这两种意识形态都涉及半个乌托邦，一方面是作为符合生产力需要的新社会的预先推定的表述，另一方面是作为激进的全人类的一系列目标的考虑，还有它们在传导宇宙中的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把这种无用的、无政府状态的以及太多的智力创作的文学要素带入一个框架中，并带入完全缓解的境界中。换言之，通过一种历史的、目的论的背景，赋予人类创造的一切东西一种河流、大河、方向、拯救价值和一种形而上学的场所，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场所，文明和文化的伟大战役计划的场所。”⁽⁶⁵⁾

在此所意欲的东西，从而可被称作“意识形态一般”的东西，现在根据其最后的内容立即重新导向闲暇，而这些内容却不断地分布在它里面。一方面，在一个充满如此之多的死亡和如此浩瀚无际的不一致的世界上，人感受到压倒一切的甚至可能令人痛苦的惊愕的刺激，在同一个世界的现存过程特征中，人意识到认知领域强有力的希望的动力；另一方面，人作为一种向日性质料并为其所包围的质料，既惊讶又充满希望。人们越是不受生计所迫，可以无后顾之忧，最终，从工作中获得的自由已成为这样一种秩序井然的闲暇方式，人们就越是纯粹地、精确地占据和证实美妙的闲暇时光。

尽管文化生产在各个领域都有其重要的意义，但到目前为止，它只是零星地解决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轮廓问题。但是，一旦美丽而伟大的作品不仅再次发现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且，一旦以社会术语最终统一生命的基础，这个问题及其内容就会旋即成为系统性的东西。作为欺骗和偏离的意识形态的作用，连同与之相对应的业余时间的平庸的享受——的确，文化仅仅是美丽的错觉——就了结了。一旦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和所有政府消失，由教师组成的政府和指导机构就会找到足够的自由和闲暇，以便让人们渴望自由的全部内容。对于这个极度赤裸裸的闲暇问题，对于最终清晰地显现的像本质一类的问题以及它的日益具体化的内容，将获得一种圆满的人性的解答。

就像进入“乌托邦的地域”（terra utopica）一样，对正确方向的选择导致进入闲暇的“未被认识的地域”（terra incognita）。但是，这种选择同样成为一个惊人的选择，也就是说，一种尚未偿付的思考：人类想要的是什么，以及世界作为答案与此有什么样的关系？为此，在迄今为止的前历史期满后，开始通行积极的闲暇兴趣及其作为人性化的历史本身的初始的主要历史。真正的闲暇仅仅靠随时期待的内容或自由的内容过活，而在一个同样未被异化的世界里，这些内容正是现在所期待的、随时清楚地回忆起的美好时间。只有在这样一个没有异化的世界里，才会到来自由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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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彼得·黑贝尔（Johann Peter Hebel，1760—1826），德国作家，起初，黑贝尔致力于诗歌创作，后来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散文作品。他的散文富于幽默、短小精悍，家喻户晓、名声远扬。代表作有《莱茵家庭之友的小宝盒》（Schatzkästlein: Auswahl aus den Erzählungen des Rheinländischen Hausfreundes）、《阿勒曼尼诗稿》（Allemannische Gedichte）等。——译者

(2)　在本节中，布洛赫批判性地考察了17世纪以来欧洲工人生活状况及其运动。——译者

(3)　典出《圣经·旧约·申命记》，第19章，第21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译者

(4)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英国讽刺作家、政论家，以著名的《格列佛游记》和《一只澡盆的故事》等作品闻名于世。——译者

(5)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Sozialistengesetz），德意志帝国奥托·冯·俾斯麦政府实施的旨在镇压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法律，又称《反社会民主党活动法》，全名为《反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普遍危害活动法》。1878年10月19日由德意志帝国议会（der Reichstag）通过，21日生效，有效期最初是三年，后四次延长，1890年9月30日最后期满失效。——译者

(6)　“面包和马戏”（panem et circenses），古罗马时期，主人役使贱民时，扔给他们面包，有时也让他们观赏马戏。——译者

(7)　在本节中，布洛赫批判性地探讨了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慈悲宽容、恻隐之心和乐善好施等情怀。——译者

(8)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小说代表作有《苹果树》（1916）、《彼岸》（1917）、《福尔赛世家》三部曲［《有产业的人》（1906）、《进退两难》（1920）、《出租》（To Let，1921）］等；剧本代表作有《银匣》（1906）、《斗争》（1909）等。——译者

(9)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辉格党政治家、历史学家。他的《英国史》5卷（1849—1861），着重记述了自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至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17年间的历史。他认为，所谓“光荣革命”是最成功的妥协，是一次幸福革命，而且是最后一次革命。——译者

(10)　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1732—1818），英国殖民官员，首任驻印度孟加拉总督，继而任印度总督。任职期间，黑斯廷斯巩固了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但与同僚特别是与菲利浦·佛朗西斯纷争颇多。晚年，他脱离政界赋闲乡间。——译者

(11)　“酒客布兰德（Brander）背后，一个小市民的陈词滥调”，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2092行。——译者

(12)　亨利·迈耶斯·海因德曼（Henry Mayers Hyndman，1842—1921），英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社会党的右翼领袖之一。1911年将社会民主联盟改组为英国社会党，1916年被开除出党，继而与他的追随者组成国家社会党，敌视十月革命。主要著作有《大家的英国》《革命的演变》《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等。——译者

(13)　在本节中，布洛赫揭示了资本主义与战争的内在联系：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爱好和平，充满爱国心，但实质上不可避免地指向战争和侵略。——译者

(14)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在他的众多作品当中，最有名的当推《综合哲学》（The Synthetic Philosophy，189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社会静力学》中，比较分析了尚武型社会与工业型社会：前者的主要原则是实施严密的管制，把全社会变成一个军事组织；与此相对照，后者的主要原则是社会过程的自我管理、各自为政，取代中央控制。——译者

(15)　此处是英文：“if you want fascism，speak about freedom.”——译者

(16)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西班牙独裁者，长枪党首领。1936年发动西班牙内战，1939年夺取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取缔其他一切政党，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译者

(17)　宁录（Nimrod），英勇的猎手。参见《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0章，第8—10节。——译者

(18)　语出德国谚语：“让羊看园子”（den Bock zum Gärtner macht），其意思类似于“让猫看海鲜店”，意指用人不当，反而遭殃。——译者

(19)　贝尔塔·冯·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1843—1914），奥地利小说家、激进的和平主义者，1891年创立了奥地利和平主义组织，190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她的和平主义思想受到H.T.巴克尔、H.斯宾塞、C.R.达尔文等人作品的影响，她的反战小说《放下武器》（Die Waffen nieder，1889）引起巨大轰动，后来成为奥地利和平运动的象征。——译者

(20)　康德：《著作集》（Werke VI），哈滕施泰因，第6卷，第437页。

(21)　同上书，第417页。

(22)　康德：《著作集》（Werke VI），哈滕施泰因，第6卷，第423页以下。

(23)　参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3节。——译者

(24)　参见《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2章，第4节。——译者

(25)　巴比特（Babbitt），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长篇小说《巴比特》（1922）中的一个典型商人形象。后来“巴比特”这个名字泛指迂腐的资产阶级市侩。——译者

(26)　霍华德·斯科特（Howard Scot，1890—1970），美国工程师和技术民主运动的创始人，他组建了技术联盟和技术股份公司。——译者

(27)　技术专家论（Technokratie），一种主张工业资源、财政机构和社会体制均应根据技术师和工程师的发现进行控制、改革或重新组织的学说。——译者

(28)　苯胺（Anilin），又称“阿尼林油”。主要用于制造染料、药物、树脂，还可以用作橡胶硫化促进剂等。苯胺本身也可作为黑色染料使用，其衍生物甲基橙可作为酸碱滴定用的指示剂。——译者

(29)　参见A.洛：《世界经济趋势》（The Trend in World Economics），载于《美国经济与社会学杂志》，1944年。

(30)　国家资本主义（Staatskapitalismus），指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其实质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变相的私人资本主义。据考证，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一文中率先使用“国家资本主义”一词。——译者

(31)　这是布洛赫的隐喻：国家历来欺上瞒下、搜刮民脂民膏，但在某种体制和组织下，国家也施以小恩小惠，笼络民心。——译者

(32)　所谓“伯恩斯坦主义”指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所奉行的一系列修正主义路线、方针和政策。——译者

(33)　此处指斯大林格勒会战（Schlacht von Stalingrad），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对争夺苏联南部城市斯大林格勒（今伏尔加格勒）而进行的会战，时间自1942年7月17日至1943年2月2日为止。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也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译者

(34)　在本节中，布洛赫深入分析了不同社会体制下，劳动、体育以及业余时间之间的相互关系。——译者

(35)　扑克脸（Pokermiene），在纸牌类游戏中，拿到牌的人不动声色、面无表情，以致对手无法猜出他手中的牌。——译者

(36)　这里布洛赫用了一句德语短语：freie Bahn dem Tüchtigen，Marschallstab in jedem Tornister。意思是，能者有机会飞黄腾达。——译者

(37)　此处指美国。——译者

(38)　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德国作家、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德国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创始人。著有小说《路清德》（Lucinde，1799），剧本《阿尔拉柯斯》（Alarcos，1802）等。——译者

(39)　在本节中，布洛赫叙述了市民社会中带给人们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的三种娱乐形式：木马、民众节日和圆形剧场。——译者

(40)　“快乐的巴黎人”，出自由莱奥尼德·马辛（Léonide Massine）编导的芭蕾舞剧《快乐的巴黎人》，由雅克·奥芬巴赫谱曲，1938年4月5日首演于蒙特卡洛剧院。——译者

(41)　让-里夏尔·布洛克（Jean-Richard Bloch，1884—1947），法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他的《文化的诞生》（Naissance dune culture，1936）试图把民主主义传统与无产阶级文化结合起来；短篇集《莱维》（Lévy，1912）着力刻画了犹太人的心理，其效应堪比德国犹太作家利翁·福伊希特万格（Lion Feuchtwanger，1884—1958）的《犹太人苏斯》（Jew Suess，1925）。——译者

(42)　参见本书第40章中“停留在星期日的画家，修拉、塞尚、高更；乔托的传奇国度”一节。

(43)　宾根（Bingen），德国莱茵河畔一座小镇。——译者

(44)　据传，适逢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杜宾根大学神学系的学生黑格尔、荷尔德林、谢林三人一起种植了自由之树，并围绕它翩翩起舞。——译者

(45)　农神节（Saturnalien），古罗马的一个大型的祭祀活动，是为了祭祀萨图尔努斯（Saturnus），时间在12月中旬，相当于中国的庙会。——译者

(46)　此处，“普罗米修斯的火焰”象征反对现存体制的抵抗，“牛奶”比喻维护现存体制的饮料，“社会民主的民众教育”则指德国社会民主党旨在以社会民主方式启蒙人民的行动的纲领。——译者

(47)　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 1874），德国历史学家、新教神学家。他因发表《信仰的基督与历史的耶稣》（Der Christus des Glaubens und der Jesus der Geschichte，1865）一书而被剥夺大学教授职位。后来，施特劳斯基于“历史耶稣”，试图用“科学唯物论”这一达尔文主义的人格化形态来取代基督教。——译者

(48)　历史主义（Historismus），近代西方史学中，从历史的联系和发展中考察对象的原则和方法。历史主义强调“历史世界”与“自然世界”的不同，着重事件描述和直观思维。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有G.B.维科、伏尔泰、黑格尔等，“近代史学之父”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被视为第一个历史主义者。——译者

(49)　黑格尔：《著作集》（Werke I），第1卷，第168页。

(50)　卡尔·路德维希·博恩（Carl Ludwig Börne，1786— 1837），德国记者，文学和戏剧评论家。——译者

(51)　参见本书第15章中“乌托邦的功能与意识形态的相遇”一节。

(52)　在本节中，布洛赫指出，迄今哲学家们都从二元论视角割断自然，导致自然概念的残缺不全。因此，他试图把田园要素引入自然概念，使其成为“自由空间”的替代方案。——译者

(53)　潘神（Pan），又称作“牧神”“田野之神”等。在希腊神话中，潘神专门照顾牧人、猎人以及农人和住在乡野的人。——译者

(5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他提出的“潜意识”“自我”“本我”“超我”“俄狄浦斯情结”“里比多”“心理防卫机制”等一系列精神分析概念对精神病理学理论以及临床心理学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著有《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图腾与禁忌》等。——译者

(55)　实际上，布洛赫本人习惯于夜间写作，据说他的18卷著作全都是在夜间完成的。——译者

(56)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英国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洛德游记》《唐璜》等。拜伦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积极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并成为领导人之一。——译者

(57)　帕纳塞斯山（Parnasses），希腊山名，古时作为太阳神和文艺女神们的灵地。——译者

(58)　赫利孔山（Helikon），位于希腊中部的一座山脉，位于科帕伊斯湖和科林斯湾之间。相传为文艺女神们居住的地方。——译者

(59)　扬布利可（Iamblichus,约250—330），有时被称为卡尔基斯的扬布利可（Iamblichos von Chalkis），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重要人物，该学派叙利亚分支的创始人。在新柏拉图主义者中，他是第一个用巫术和魔法来取代普罗提诺的纯精神和灵智的神秘主义。他认为，在普罗提诺学说中“善”的同义语“太一”之外，还有一个超出人类认识范围的、无法形容的“一”。——译者

(60)　安德烈·鲍尔康斯基（Andrej Bolkonskij），列夫·托尔斯泰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中的主人公。鲍尔康斯基忠于职守、英勇善战，他只注重军人的名誉和男人的勇气，但是，当他在战场上受伤，仰望浩瀚天际时，他突然意识到，地上的名誉欲望多么微不足道、徒劳无益。——译者

(61)　西里西亚的安杰勒斯：《天使漫游者》（Cherubinischer Wandersmann Ⅲ，Sinnreim），韵文90。

(62)　雅各布·伯麦：《神智学信函》（Theosophical Missives I），第5节。

(63)　在本节中，布洛赫把“闲暇”（Muße）凸显为美好生活的最重要部分。应当超越迄今作为意识形态而作用的“休假”维度，使闲暇成为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乃至全部。因为真正的闲暇是通过愉快的工作而形成的，反之，真正的工作是通过愉快的闲暇而形成的。——译者

(64)　K.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Deutsche Ideologie），狄茨出版社，1953年，第28页。

(65)　E.布洛赫：《乌托邦的精神》（Geist der Utopie），1918年，第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