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著名的采访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旬，我们带领在山区培训的部队又回到了靠近图尔基诺峰的帕尔马莫查地区。那一时期，大山里最勇敢的战士个个都是农民出身。

吉列尔莫·加西亚和西罗·弗里亚斯同农民巡逻队一起，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来回奔波，传递情报，侦察敌情，筹措给养。一句话，他们就是我们大部队的机动先头部队。我们又来到了因菲尔诺河地区，这里曾是我们的一个战场。前来欢迎我们的农民向我们描绘了那次战斗的惨痛详情，告诉我们究竟是谁把政府军引到了我们的营地，谁在那场战斗中被打死了。其实，这些善于侃大山的农民天南海北地把这一地区发生的一切都一一给我们娓娓道来。

那时候菲德尔还没有收音机，他向当地的一个农民借，那个农民一口答应了。这样，我们就能从一个放在战士的背包里的大收音机里直接听到来自哈瓦那的消息了。由于重新建立了所谓的民事担保制度，哈瓦那的新闻再次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清晰度。

吉列尔莫·加西亚巧妙地扮成巴蒂斯塔政府军里的一个下士班长，带领另外两个伪装成政府军士兵的同志前去捉拿曾把敌军引入我们驻军营地来的奸细。第二天，“奉上校的命令”，他们把这家伙抓回来了。这家伙一路上还稀里糊涂的，但当他看到这支衣衫褴褛的军队时，一下子恍然大悟，知道大事不好。他一股脑儿地向我们坦白了他和政府军的种种关系，坦白了他是怎样向那个“狗杂种卡西利亚斯”大献殷勤，表示非常愿意为政府军引路，把我们一网打尽，因为他暗中一直在监视我们。不过，敌人并没有听他那一套。几天以后，在一座小山包上，这个奸细被我们枪毙了，尸体就埋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一个山脊上。这时，我们接到塞莉娅的来信，说她要带领两个美国新闻记者，以探望三个小美国佬为幌子，前来采访菲德尔。同时还为我们送来从“七·二六运动”同情者那里筹集到的一笔款项。

于是，我们决定派拉洛·萨蒂尼亚斯带领这些美国人穿过埃斯特拉达帕尔马地区进入我们营地，因为他曾在那一地区经商，情况熟悉。当时我们正忙于和农民建立联系，这些农民可以当我们的联络员，帮助我们维护永久性军营，这些军营可充当不断扩大的这一地区的联络中心。我们确定了用作部队补给中心的房子，建立了仓库，日后一旦需要，便可从这里获得给养。这些地方还可以用作休息站点，那些沿着马埃斯特腊山山脊为我们传送消息的急速奔走的交通员可以在这里歇个脚。

这些交通员本事了不得，他们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完很长的距离。他们常对人说“半小时就走到了”或者“就在那边不远”，如果你真信了，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儿，就会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可是对农民来说，这种说法一点没错，尽管他们的时间和路程概念和城市居民很不相同。

拉洛·萨蒂尼亚斯接受命令出发三天以后，我们得到消息说，有六个人穿过圣多明各地区正向我们这边过来——两个妇女，两个美国佬记者，还有两个谁也不认识。可是，我们同时也接到一些完全不一致的消息，说什么乡村警卫队从告密者的口里也发现了他们的踪迹，还包围了他们住的房子。

在马埃斯特腊山区一有风吹草动，各种消息便不胫而走，但也常常越传越走样。卡米洛带着一个排出发了，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解救那两个美国记者和塞莉娅·桑切斯，因为我们知道塞莉娅和这几个美国人在一起。然而，他们都平安无事抵达了。由于告密者报信导致敌人频繁调动部队才使我们虚惊了一场，当时告密在落后无知的农民中是常有的事。

四月二十三日，文字记者鲍勃·泰伯和一名摄影记者来到了我们的营地，随同他们一起到达的还有塞莉娅·桑切斯和艾德·圣玛丽亚两位同志以及平原“七·二六运动”派来的两名同志：一个叫马科斯，也叫“尼加拉瓜”，即伊格莱西亚斯少校，他当时是圣地亚哥地区武装斗争的负责人，现在是拉斯维利亚斯省省长；另一个是马塞洛·费尔南德斯，他当时是运动的协调员，现在是国家银行行长。由于他会英语，采访中他还充当译员。(https://www.daowen.com)

那几天一切都按计划井井有条地进行，我们努力在这些美国记者面前展示自己的实力，竭力回避他们提出的令我们难堪的问题。虽然我们对这几个记者根本不了解，但还是让他们采访了三位美国青年。尽管这三个青年很难适应游击队的生活，和我们之间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面对记者的提问他们回答得很得体，展现了他们在我们这种原始生活中所培养出来的崭新的精神面貌。

没过多久，我们队伍中来了一位最可亲、最招人喜爱的战士——小巴克（罗伯托·罗德里格斯）。那一天，他和另一个同志一起找到我们说，他是从卡马圭省的梅隆来的，苦苦找了我们一个多月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总要对新来的人进行一番盘问，那天自然也不例外。然后又对他进行了政治路线的入门教育，这项任务常常落在我的肩上。小巴克的脑瓜里没有一点政治观念，看上去就是个无忧无虑、活蹦乱跳的小伙子。他把我们这里的一切当成是一种好奇的冒险。他来的时候光着一双脚，塞莉娅把自己备用的一双墨西哥人穿的那种皮鞋借给了他。多亏他个子小，只有这双鞋合他脚。穿上新皮鞋，再戴上一顶大草帽，小巴克看上去就像一个墨西哥的牛仔娃，西班牙语叫“巴克罗”。“小巴克”的绰号从此就这么叫开了。

大家都知道，小巴克并没有看到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因为作为第八纵队“敢死队”的队长，他在攻下圣克拉拉的前一天牺牲了。在他和我们共同生活的一生中，我们都忘不了他那欢天喜地每时每刻都乐呵呵的形象，忘不了他面对危险所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浪漫精神。小巴克胡编乱造的能力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聊起天来没有一次他不添油加醋的，让你听得如坠五里雾中。但是，在他早期当部队的交通员和后来当战士和“敢死队”队长的日子里，小巴克向人们证明了，在他眼里，幻想和现实是没有什么严格界限的，敏捷的思维中想象出的行为他照样会在战场上践行。在我们可歌可泣的战争结束时，他的英勇绝伦的行为已经化为传奇故事，只是他没有能活着看到那一天。

小巴克加入我们部队后，我们每晚都有文化课。我记得一次文化课后，我去了解小巴克的身世，他便开始给我们讲开了。我们手里抓着铅笔，偷偷地算起了他的年龄。他妙趣横生天花乱坠地讲完故事后，我们就问他到底多大年龄。因为小巴克那时二十刚出头。但是把他做过的事干过的工作都算上，他好像出生前五年就开始参加工作了。

尼加拉瓜同志带来消息说，圣地亚哥还有很多武器——都是攻打总统府时的剩余武器。他说有十挺机枪，十一支约翰逊式自动步枪和六支短卡宾枪。虽然还有一些其他武器，但是当时已经计划要在米兰达糖厂地区开辟另一条战线。菲德尔反对这一意见，只同意给第二战线少量武器，下令所有能搞到的武器都必须调过来充实我们的力量。我们继续不停地行军，尽量远离在附近抢掠的令人头疼的乡村警卫队。不过，我们首先决定攀上图尔基诺峰。攀登这座最高的山峰对我们来说简直有一种近乎神秘的意义，好在我们离山峰已经不远了。

整个部队终于登上了图尔基诺峰，在山顶鲍勃·泰伯完成了对我们的采访。他正在摄制一部影片，后来当美国人不再把我们视作洪水猛兽时，这部影片在电视台放映了。（在此说明一下：我们队伍中的一个农民战士告诉我们，卡西利亚斯曾悬赏三百比索和一头怀仔的母牛收买他，让他谋杀菲德尔，可见弄错我们最高统帅身价的不仅是美国人而已。）

根据我们的一台海拔测高仪，图尔基诺山山峰海拔一千八百五十米。这只是我随手记下来的数据而已，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测试过这台仪器，但是，在海平面高度，这台仪器的性能还不错。现在，这个数据与官方提供的数据相差很大。

因为政府军一直在紧紧地追踪我们，我们就派吉列尔莫带领一队战士去阻击他们。我的哮喘病把我的体力也耗尽了，只能跟在大部队的后面走。我随身背的汤姆逊式冲锋枪也让其他同志替我背了。大约过了三天，我才把枪要回来自己扛。对我来说，这三天是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最痛苦的日子，因为我手里没有武器，而每天我们都可能与敌人遭遇。

一九五七年五月，美国新闻记者鲍勃·泰伯结束了采访，有两名加入我们部队的美国青年也随他离开了部队，他们都平安无恙地抵达了关塔那摩。我们继续沿着马埃斯特腊山脊和山坡缓慢地行军，在整个马埃斯特腊山区和老百姓建立联系，开辟新区域，传递革命的烈火，宣传马埃斯特腊山区我们这支大胡子兵的传奇故事。这种崭新的游击队精神不胫而走，广泛流传。农民来迎接我们时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了，我们对他们的戒心也少了。我们的实力比过去大大增强，在抵御巴蒂斯塔军队的突然袭击中我们取胜的把握更大了，我们与农民的关系也更密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