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盼来了
武器盼来了
我们在皮诺德尔阿瓜的锯木厂附近把被捕的敌人下士班长骑的那匹高头大马宰杀了。在危岩峭壁的山区，这匹马实在也派不了什么用场，况且，我们的粮食也快吃完了。
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笑料。那个下士并不知道我们宰杀的就是他的那匹马，一边大口嚼着炖好的马肉，一边说他那匹马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催我们把马还给他的朋友，还把他朋友的地址给了我们。不管怎样，就凭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区平时那种低劣的伙食，不管是马肉还是其他什么肉，只要是鲜肉谁不想饱餐一顿？
那天，我们从收音机里获悉，“格拉玛号”上的同志被政府判了刑。另外，我们还听到，有一名法官对此项判决投了自己的反对票，他就是曼努埃尔·乌鲁蒂亚法官。他这一高尚的姿态后来为他赢得了共和国临时总统的职位。一个法官的投票至多也不过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姿态而已——从当时情况看显然就是这样——但是随之而来的后果严重得多，因为我们因此任命了一个坏总统，一个不能理解革命进程、不能理解与他的反动心态格格不入的一场革命的深刻含义的坏总统。他的个性以及他不愿阐明自己明确立场的做法引起了许多冲突。最后，在庆祝“七·二六运动”一周年的日子里，面对人民的一片唾弃声，他无奈辞去了总统的职务。
一天，圣地亚哥来了一位名叫安德烈斯的联络员，他带来了有关武器的确切消息：武器均安然无恙，几天内就会运到。交货地点定在巴布恩兄弟经营的滨海锯木厂地区。他们兄弟几人感到参加革命他们的生意就可以大赚一把，因此，就合伙搞起了运送武器的事。（随后事态的发展使他们一家发生了分化，他们的儿子中有三个在猪湾入侵中被抓获，沦为反革命分子，留下了极为不光彩的一页。）
在那段时间里，一大批人都拼命利用古巴革命来谋求一己之私利。他们帮起义军一点儿小忙，为的是日后能从新政府那里捞到好处，看到这种情况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巴布恩兄弟一直希望以后能放手对国家的森林进行肆意的商业采伐，并有权随意把农民逐出去，从而扩大自己庄园的规模。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们队伍中又来了一个名叫安德鲁·圣乔治(1)的匈牙利血统的美国记者，他和巴布恩兄弟是一路货色。
一开始，这个双面人只露出他的不错的一面——一副美国佬记者的面孔。但是，他同时还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因为我是队伍中唯一会说法语的人（当时没人会说英语），所以就派我去照应他。说实话，在我的眼里，一开始他并不像个危险分子，只是在第二次采访中才露出了本相，公开表明他是一名特工。当时我们正在皮诺德尔阿瓜周围一带向佩拉德罗河的源头进发。这一带地势崎岖不平，我们都背着沉重的背包。佩拉德罗河有一条支流叫印第安河，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两天，补充一下食品，搬运收到的武器。我们沿途经过几个村庄，建立了法外根据地，留下了一批革命同情者，今后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包括敌军的动向都由他们负责向我们报告。不过，我们总是露宿在树林里，只是偶尔在夜间如果不期路过一大片村舍，有些人才进屋睡一宿。大部分人总是睡在树林里以防不测。白天，在头顶上一片繁茂树冠的掩护下，人人都参与站岗放哨。
在那个季节里，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一种叫“马卡瓜”的马蝇。这么起名是因为它们在一种叫“马卡瓜”的树上产卵孵卵，随后一段时间里便在树林里大量繁殖。这种马蝇专门叮咬身体裸露部分，抓挠时，由于皮肤上有污垢，叮咬过的地方很容易感染，有时还会引起脓肿。我们腿上裸露的部分、手腕和脖子上都有被这种“飞蝇”叮咬过的痕迹。
五月十八日我们终于得到了有关武器运到的消息，还收到一份初步的武器清单。这一消息很快在营地传开了，战士们都兴奋不已，因为大家都想得到好一点的武器，暗暗希望这次能满足自己的愿望，要么是直接得到新武器，要么就是别人得到了新武器，把原有的武器传给自己。我们还听说，鲍勃·泰伯拍摄的马埃斯特腊山区游击斗争的影片在美国放映了，反响相当强烈。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都感到欢欣鼓舞，唯独安德鲁·圣乔治除外。他除了是一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外，还沾染了一种新闻记者的自负心理，所以感到这次被同行耍了，眼看到手的荣耀被别人夺走了。听到这一伤心的消息的第二天，他就坐快艇离开了巴布恩庄园，前往圣地亚哥了。
就在获知武器运达地点的同一天，我们还发现队伍里出现了一个逃兵，这样我们的处境就变得非常危险，因为营地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武器要来了。我们派出侦察员去寻找他。几天以后，侦察员回来说他已经乘船前往圣地亚哥了。我们推测他是向政府当局通风报信去了，不过，后来有消息说，他只是因为身体和精神都受不了这里的艰苦生活才开了小差。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必须提高警惕，防止意外。我们每天都在战士中进行教育，要大家有思想和精神的准备，要大家加强身体锻炼。但是，效果不是总能让人完全满意。经常有人为了芝麻绿豆大的一点理由就请求离队，如果遭到拒绝，就会发生像刚才讲的不辞而别的情况。临阵逃脱者一旦被抓住是要立即处决的，这点必须让大家记住。(https://www.daowen.com)
那天晚上，武器运到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世上最振奋人心的场面了。在一个个战士贪婪的眼神的注视下，这些具有杀伤力的武器揭开了面纱：三挺带有三角支架的重机枪，三挺麦德森式机枪，九支M-1卡宾枪，十挺约翰逊式机枪和总共六千发子弹。尽管每支卡宾枪只配有四十五发子弹，但毕竟是极受推崇的武器，所以要根据战士在战斗中的立功情况以及他们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资历分配。有一支卡宾枪授予现在已晋升为少校的拉米罗·巴尔德斯，两支分发给卡米洛率领的前卫队。还有四支则准备用于掩护带有三角支架的重机枪。一挺机枪分给了豪尔赫·索图斯上尉率领的一个排，另一挺分给阿尔梅达率领的一个排，第三挺归总参谋部，由我负责使用。三挺重机枪是这样分配的：一挺由劳尔负责，一挺归吉列尔莫·加西亚负责，第三挺归克雷森西奥·佩雷斯。就这样，我成了一名全职战士了，因为，在此以前我一直是一名随军医生，只是偶然参加一两场战斗而已。现在，我跨入了革命战争的一个崭新阶段。
我永远也忘不了颁发给我机枪的那一时刻。那支枪又破又旧，可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宝贝了。上面还指派了四名游击队员帮助我使用这件武器，这四人后来却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其中的普波·贝亚顿和马诺洛·贝亚顿兄弟杀害了克里斯蒂诺·纳兰霍少校后，持武器逃往奥连特山中，被一位农民抓获，最后被革命政府处决。另一个是十五岁的小伙子，差不多总是背着那挺机枪的全副沉重装备，他就是霍埃尔·伊格莱西亚斯，现在任起义青年联合会的主席和起义军的少校。第四个现在是起义军部队的中尉，名叫奥尼亚特，但是当时我们都亲切地叫他的绰号“坎廷弗拉斯”。
武器的到达并不意味在部队内部进行的加强政治教育、增强战斗力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就可以结束了。几天以后，五月二十三日菲德尔下达了新的解散命令，其中有一个班几乎连锅端地被解散。就这样，我们的兵员缩减到一百二十七人，绝大多数人都有了武器，其中有八十人还拥有了精良的武器。
连同班长全部被解散的那个班，只留下一个叫小克鲁西（何塞·德拉克鲁斯）的战士，后来他成了大家最喜爱的战士。小克鲁西天生就是个诗人，长期以来他和城市诗人卡利斯托·莫拉莱斯一直和韵对诗。莫拉莱斯是“格拉玛号”上的老兵，自封为“平原上的夜莺”，对此，小克鲁西在他的民谣中给予克制的回应，故作奚落地称卡利斯托为“你这只大山里的老秃鹫”。
我们这位了不起的诗人同志把古巴革命的全部历史，从离开“格拉玛号”的那一刻算起，都用他的民谣表现出来了。只要停下休息，他就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编起了民谣。由于马埃斯特腊山区纸张匮乏，他编的民谣全都记在他心里。所以，在皮诺德尔阿瓜战斗中，敌人的一颗子弹夺走了他的生命，也夺走了他心中全部的民谣，结果，没有一首歌谣流传下来。
在锯木厂地区，我们得到了菲德尔和劳尔少年时代的老朋友恩里克·洛佩斯极其宝贵的支持。当时他在巴布恩兄弟的庄园工作，充当我们在供应补给方面的联络员。有了他我们在整个地区活动都不会有什么危险。这一地区许多公路上跑的都是政府军的卡车，我们曾多次准备打埋伏，袭击敌人车队，截获车辆，但是，都没有成功。也许正是这些失败为我们即将发动的军事行动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这场军事行动的胜利对我们心理上的震撼比战争史上任何一次战役都要大得多。我指的就是乌韦罗之战。
五月二十五日，我们得到消息说，一支由卡利斯托·桑切斯率领的远征军乘“科林西亚号”已在马亚里登陆了。几天以后，我们就听到了这支远征军的灾难性的结局：卡洛斯·普里奥·索卡拉斯自己都没来参战，就把他手下的人送上了不归路。听说他们登陆了，我们感到必须刻不容缓地转移敌军视线，牵制敌人，才能保证他们安全抵达目的地，重新组织队伍，投入战斗。我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其他组织的大力支持，尽管我们连该组织的组织成分和他们的真正目标都一无所知。
那时，我们开展了一场非常有意思的讨论，这场讨论主要是由菲德尔和我引发的。我主张，我们不应该错过拦截攻打敌军巡逻车的机会，特别应该埋伏在他们毫无提防的公路两边，伏击敌人军车。但是，菲德尔心中已经制订好了攻打乌韦罗的计划，他认为，攻占敌军的乌韦罗营地，意义要重大得多，会给我们带来更加令人瞩目的胜利。如果攻打成功，将会引发巨大的心理震撼，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这和在公路上截获一辆敌军巡逻车完全不是一码事。即便截获了一辆军车，政府也可以报道为一场伤亡有限的公路交通事故。虽然这样的报道可能会引起人们怀疑，但是，人民依然蒙在鼓里，对我们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抵抗政府军的活生生的现实还是一无所知。这倒不是说截获敌军巡逻车的意见被全盘否定了，一旦条件成熟，完全也可以这么干。但是，不应该成为我们军事行动的重点。
当时的讨论并没有让我心服口服，今天，几年过去了，我必须承认，菲德尔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便是我们伏击了敌军的一辆巡逻车，但毕竟是一场孤立的战斗，影响远不能与乌韦罗一战相比。那时候，大家渴望战斗不免情绪急躁，因此容易采取极端的立场，看不到更长远的目标。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开始为乌韦罗战役作最后的准备了。
(1) Andrew St. George，自由新闻记者。古巴革命胜利后经常报道反卡斯特罗的古巴海外流亡分子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