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行军
连续行军
一九五七年五月的前半个月我们一直连续不断地向着目的地方向行军。月初我们来到了紧靠图尔基诺山峰的一个小山脊上。我们一路走过好几个地区，这些地区后来都成了我们赢得革命胜利的主要战区。我们经过了圣安娜和翁布里托地区，后来，在贝尔德峰我们找到了埃斯库德罗的家。接着又继续往前走，抵达巴罗山后又向东推进，寻找那批据说从圣地亚哥运来、藏在紧靠奥罗-德吉萨的布罗山一带的武器。我们就这样不停地走了两个星期。一天夜里我外出有点事，结果几条小路把我搞迷糊了，我在山里迷失了两天，最后在翁布里托才重新找到队伍。直到那时我才明白，幸亏我们每个人的背包里都带着个人生存的一切必需品：盐和油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罐头食品和炼乳，以及睡眠、生火和烧饭所需的各种用品。此外还有一个罗盘，这是我须臾不能离开的东西。
发现自己迷路了，第二天早上我就取出罗盘，用它引路，就这样又走了一天半才发现自己越走越不对劲儿。我到一个农民家问路，他们给我指点了起义军营地的方向。后来我才知道，在崎岖险峻的地区罗盘只能指出大致的方向，绝对给不出明确的路线，必须要有向导带路才行，不然就必须自己熟悉地形。后来我们在这一地区作战时才开始体会这一点。
当我重新回到队伍时，大家对我的热情欢迎让我非常感动。我到达时部队刚开完一场人民公审大会，三名奸细受到公审和判决，其中纳波莱斯被判处死刑。卡米洛是那场公审大会的主席。
那段时间里我仍然尽我一名军医的职责，每到一个小村庄我都建立就诊区。给农民看病是很枯燥乏味的事，因为药品少，无法给他们开药，而且马埃斯特腊山区大家得的差不多都是同一种病：妇女普遍未老先衰，牙齿脱落；孩子患腹胀、寄生虫病、佝偻病、综合维生素缺乏症——这些都是马埃斯特腊山区贫穷落后的标志。即使今天，情况还是这样，只是程度轻多了。马埃斯特腊山区那些母亲的孩子们现在都进入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学校城去学习了，他们都在健康地成长，和学校城创建初期那些营养不良的孩子完全不一样了。
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妇女几乎是带着虔诚的态度来寻找她们的病因的。我记得在给当地的妇女看病时总有一个女孩在边上观望。她在那间诊室小屋里全神贯注地看了我先前的几次诊断后，见她母亲也来了，便毫无顾忌地说：“妈妈，这个医生对每个病人都说一样的话。”
她的话一点没错，我的医学知识非常有限，派不上多大用场。再说，他们的临床症状都是一样的，他们每个人不知不觉地都会给你道出同样令人心碎的经历。一个拖着好几个孩子的年轻母亲，从河里提几桶水回家就感到疲惫不堪。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吃不饱，活又重。一个医生诊断出这样奇怪的疲惫症后你说该怎么办？既然这位妇女一辈子都提着同样的水桶来往于同样的地点，怎么偏偏现在就感到精疲力尽了？她当然自己会感到理解不了。生活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老百姓像山花野草一样自生自灭，没人照料，没人关心，干活也没有什么酬劳，很快就把自己累倒拖垮。我们开始深切地感到必须彻底改变这些老百姓的生活。土地改革的想法在我头脑里渐渐清晰成形了。与人民大众情感交融不再是个纯理论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了。
游击队组织和农民渐渐融成一个整体，不过谁也说不出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这种情况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也说不出什么时候理论演变成了现实，我们成了农民大众中的一分子。我只知道，对我来说，无数次给马埃斯特腊山区的农民看病使我那种自发的、多少带有诗情画意般的决心转变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更加深沉平静的力量。马埃斯特腊山区这些受苦受难的忠心耿耿的百姓从来也不曾觉察到在锤炼革命思想的过程中他们还有一份功劳呢！
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吉列尔莫·加西亚得以晋升上尉军衔，负责管理参加部队的全体农民。也许吉列尔莫·加西亚同志自己也记不得那个日子了，在我的日记里，那天是一九五七年五月六日。(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天，艾德·圣玛丽亚带着菲德尔关于与外界建立必要联系的明确指示离开了这里。但是，一天以后我们听到消息说“尼加拉瓜”，即伊格莱西亚斯少校被捕了，他是负责给我们运送武器的。我们顿时感到惊慌失措，不知道现在该如何搞到这批武器了。不过，我们还是决定继续朝原定方向行军。
我们到了皮诺德尔阿瓜附近的一个小峡谷，峡谷里有一个废弃了的锯木厂，就挨在马埃斯特腊山边，还有两间无人居住的小茅屋。我们的一个侦察员在公路附近抓住了政府军的一个下士班长。这个人自从三十年代独裁者马查多(1)时期以来就罪行累累，所以，部队有人建议要处死他，但被菲德尔拒绝了。我们就把他交给还没有分到武器的新兵看管，并警告他，要想逃跑，就别想要命。
我们大多数人则继续向前走，去查看一下武器是否已经送到约定的地点。如果到了，就转运过来。这次是长途行军，不过却是轻装前进，因为我们装得满满的背包都留在了关押俘虏的营地。不料却枉此一行：武器没有送到。我们很自然地认为这和“尼加拉瓜”的被捕有关，于是在商店里买了些食品后便往回返，带回营地的虽不是枪支，却是颇受大家欢迎的东西。
我们是沿着马埃斯特腊山脊从原路返回的，一路小心地穿过荒芜的开阔地带，速度慢，步履疲顿。突然，前面传来几声枪响。我们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因为我们中有一个同志为了尽快返回营地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他就是随圣地亚哥增援部队一起来的吉列尔莫·多明格斯中尉。为了准备应付一切可能的意外，我们派了几名侦察员出去侦察。过了好久，侦察员回来了，一起来的还有菲亚略同志，他是克雷森西奥手下的一名新兵，他加入游击队时我们正好不在。菲亚略是从我们营地来的，他说在路上见到一具尸体，此前他们曾和敌人的警卫队发生过交火，敌人向皮诺德尔阿瓜方向退去，因为离皮诺德尔阿瓜不远处还驻扎着一支人数较多的敌军。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走，发现了那具尸体，我认出是谁了。
原来就是吉列尔莫·多明格斯。他上身裸露，左肘部位有个枪眼，胸部心脏上方被刺刀刺伤，头部被子弹打得粉碎，显然是用自己的霰弹枪打的，这从我们这位不幸的同志豁裂的肌肉里还残留着的霰弹碎粒就可以看出。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就能再现当时的情况：敌人的警卫队可能正在搜寻那个被我们抓获的下士班长，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了走在我们前面的多明格斯的动静。多明格斯前天刚走过这条路，肯定是他过于自信，觉得不会有什么意外，结果就被敌人抓获了。但是，克雷森西奥的队伍这时正从对面前来接应我们，他们向敌人开了火。警卫队一看背后受袭，便仓惶撤退，临跑前杀害了我们的多明格斯同志。
皮诺德尔阿瓜是马埃斯特腊山中的一个锯木厂的厂址。敌人警卫队走的是一条原先用来运送木料的岔路，沿这条岔路走一百米才能走上我们那条小路，我们的多明格斯同志没有采取最基本的警戒措施，结果不幸撞上了敌人的警卫队。他的悲惨命运也是我们将来应吸取的一个教训。
(1) Gerardo Machado y Morales（1871—1939），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三年任古巴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