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帕托霍同志

几天以前，一份电报给我们带来了危地马拉爱国志士惨遭杀害的消息，遇难者中就有胡利奥·罗伯托·卡塞雷斯·巴列。

在革命这一充满艰辛的职业中，在震撼整个南美洲大陆的阶级战争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也是无法预料的。但是，一个有着患难之交的同志和朋友、一个曾经和我共同憧憬过美好岁月的同志被敌人无情杀害，作为他的朋友，我听到这一消息内心总感到十分痛苦。胡利奥·罗伯托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朋友。他身材矮小，又很瘦弱，因此我们都叫他“帕托霍”，危地马拉俚语中这是“小个子”或“小家伙”的意思。

帕托霍在墨西哥目睹了我们革命的诞生，并自愿参加我们的活动。不过，菲德尔不再想让更多的外国人加入到他们国家的解放斗争中去，我是有幸早帕托霍一步参加了古巴革命。

古巴革命胜利后不几天，帕托霍就变卖了他为数不多的家产，只拎了一个小手提箱便来到了古巴。他在政府机关的各个部门供过职，曾是国家土地改革研究所工业化司的第一任人事处处长。但是他从没有满足于自己的工作。帕托霍另有所求，他在谋求解放他自己的国家。正如古巴革命使我们所有这些人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样，古巴革命也使帕托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离开危地马拉时对失败还不能充分理解的迷茫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成了一名高度自觉的革命者。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逃离危地马拉时乘坐的火车上，那是一九五四年哈科沃·阿本斯政府被推翻后的两个月。我们正在去塔帕丘拉的路上，从那里可以抵达墨西哥城。帕托霍比我小几岁，但是我们立刻建立起了终身的友谊。我们一起从恰帕斯来到了墨西哥城，一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囊中羞涩，屡遭挫折，不得不在一个即使不是敌视、也是冷漠的环境中挣钱谋生。帕托霍一文不名，我也只剩几个比索。于是我买了架照相机，我们就在城市的公园里给过往的游人拍照，一起干起了这种非法的工作。我们的合伙人是个墨西哥人，他有一个小暗室，可供我们冲洗胶卷。我们在城里四处奔波，给顾客发送我们拍摄的蹩脚的照片，就这样我们渐渐熟悉了整个墨西哥城。我们要磨碎嘴皮和各种各样的顾客打交道，竭力让他们相信我们照片里拍的小孩确实非常可爱，掏一比索买这样一张摄影杰作实在是很划算的事。就这样我们才得以勉强糊口，混了好几个月。革命生活中出现的意外情况渐渐地把我们分开了。我已经说了，菲德尔不想把他带到古巴，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身上有什么毛病，而是不想把我们的军队变成不同国籍的杂牌军。

帕托霍当过记者，在墨西哥大学学过物理，辍学一段时间后又复学，学业上并没有很大成就。为了挣钱糊口他奔波各地，从事过各种工作，从来不开口求人。我至今仍然不知道这个敏感而严肃的年轻人是否过于羞怯，或者自尊心太强而无法正视自己的弱点，不愿意为个人的困难去求朋友帮忙。帕托霍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他悟性很强，文雅而有涵养，也很敏感。他一步步成熟起来，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他随时准备将自己最大的情感奉献给他的人民。帕托霍是危地马拉劳动党党员，在党内生活中他严格要求自己，渐渐成长为一个优秀的革命干部。这时，他早期过于敏感的性格如脱胎换骨般消失殆尽。革命净化了人的心灵，优化了人的品质。就像经验丰富的农民弥补了作物的缺陷，强化了它的优点一样。

帕托霍来到古巴后，我们总是住在同一间房间里，这对两个老朋友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不过，在他这一段新生活中，我们无法保持早期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了。有时只有看到他一丝不苟地在学习他们国家一种当地的印第安语时，我才能琢磨出他心里在盘算什么。一天，他告诉我他要走了。他说，他为国尽责的时候到了。

帕托霍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他仅仅感到这是义不容辞，他要回国拿起枪杆，投入战斗，想方设法像我们一样进行游击战。就在那段时间里我们进行了一次难得的长谈。我没有谈别的，只是向他提出了游击运动特别应该注意的三点建议：不停地转移运动，始终小心谨慎，永远高度警惕。转移运动——绝不要固定在一处不动，绝不要在同一地点连宿两个晚上，要不断地到处转移；小心谨慎——一开始什么都要提防，即使是自己的影子、友善的农民、报信者、向导以及联络人也要提防，在拥有自己的解放区前什么都不要相信；高度警惕——永远要有警卫站岗值勤，凡事都要侦察调查，在安全的地方建立营地，最重要的是，绝不要在同一个屋里睡觉，绝不要在可能被敌人包围的屋里睡觉。这是我们游击经验之大成。除了和他热烈地握手致敬外，这是我唯一能奉献给朋友的东西。我能劝他不这么干吗？我有什么权力劝他不这么干？我们从事的事业一度也被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现在帕托霍不是亲眼看到它成功了吗？

帕托霍走了，过了一段时间后就传来他牺牲的噩耗。一开始我们真希望是名字搞混了，是误传。但是，不幸的是，他的尸体已由他母亲确认了，毫无疑问他死了。遇难的不仅是帕托霍一个人，还有一批和他一起战斗的同志，他们都和帕托霍一样无私无畏、聪颖智慧，但是我们不认识他们。

我们再次面临失败的苦涩，那个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为什么他不从别人的经验里吸取教训呢？为什么那些游击队员不能更细心地品味我们简单的忠告呢？现在急需调查一下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调查帕托霍的死因。我们仍然无法确切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的是，他们没有选择好游击斗争的区域，他们在体力上准备不足，他们不够小心谨慎，当然，他们也缺乏警惕性。镇压者的军队袭击了他们，打死了一些人，击溃了其他人，然后又掉头追捕他们，几乎把他们杀绝了。他们有些人当了俘虏，有些人像帕托霍一样在战斗中阵亡。游击队被击溃后，多半是会遭到当局追捕的，就像我们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遭袭击后的遭遇一样。

为了争取自由，年轻人的鲜血又一次滋润了这块南美洲大地。又一场战斗失败了，在磨砺砍刀时，我们必须起身为在战场上倒下的同志致敬默哀。我们心爱的战士倒下了，换来了宝贵的经验和悲惨的教训，我们一定不能重犯他们的错误，要用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为每一个死者报仇，争取最后的解放。

帕托霍离开古巴时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话，他没有什么衣物或个人财产要担忧的。然而，我和帕托霍在墨西哥的共同的老朋友给我捎来了帕托霍没有带走的写在笔记本里的一些诗篇。这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后诗文，也是对革命、对祖国、对一位女性的恋歌。这最后几行是帕托霍向他在古巴认识并爱上的一位女性倾诉的，也是他最后的嘱咐：

收下吧，它只是我的一颗心

用你的双手

把它捧紧

当黎明来临

松开你的双手

让温暖的太阳把它苏醒……

帕托霍的心留在了我们中间，留在了他最心爱的人的手中，留在了全体人民充满爱心的手中，等待着新的一天到来，在温暖的阳光下苏醒。这新的一天的曙光一定会照耀危地马拉，照耀整个南美洲大陆。今天，在工业部里还有不少帕托霍的朋友，为了纪念他，部里一所规模不大的统计学校就用“胡利奥·罗伯托·卡塞雷斯·巴列”命名。今后，当危地马拉获得自由后，这一深受大家热爱的名字一定会用来命名学校、工厂、医院，命名任何为创建新社会人民将战斗和工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