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徙深山

在阿莱格里亚-德皮奥遭遇敌人突袭后的第二天，我们一直在丛林中穿行，林子中一会儿是红土，一会儿又出现“犬齿”状的岩石。虽然我们躲开了四面八方敌人零星的枪声，却怎么也找不到一条像样的路。这时，一个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兵查奥指出，像我们这样走准保会落入敌人的埋伏圈。他建议我们先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等天黑了再继续走。

我们几乎没有一点儿水了，仅剩的一个炼乳罐头也出了麻烦。负责保管炼乳罐的贝尼特斯往口袋里装罐头时无意中把罐底朝上，使原先在罐头上打的几个便于吮吸的小洞的洞口朝下了，结果，当我们去分享自己那一份口粮——一小管含维生素的炼乳和一小口水——时，却失望地发现炼乳早已在贝尼特斯口袋里流得到处都是，连军服上都是黏糊糊的。

我们终于在一个山洞里安顿了下来，这个山洞的一边视野很开阔，但遗憾的是，另一边无法切断敌人的进攻。不过，这时候我们更担心的是被敌人发现，而不是自卫的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先在那儿待上一整天。我们五个人都明确发誓要血战到底。宣誓的人是：拉米罗·巴尔德斯、胡安·阿尔梅达、查奥、贝尼特斯以及本书的作者我。我们这五个人都经历过阿莱格里亚-德皮奥的失败，在随后的多次战斗中也都挺过来了。

夜幕降临后我们又开始行军。我利用自己了解的天文学知识，辨出了北斗星，两天来，我们就在北斗星的指引下向东朝着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方向跋涉。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发现给我们引路的那颗星并不是北斗星。我们纯粹是运气好，才使行军方向大致准确。天亮时，我们到了靠近海岸的悬崖边。

往下一看，脚下五十米左右就是大海，还有一池似乎是非常诱人的淡水。晚上，成群的螃蟹就在我们周围爬来爬去。我们饿极了，顺手抓了几只，弄死后，也无法生火，就把果冻似的蟹黄生吃了，吃完后一个个渴得嗓子直冒烟。

我们找了半天才发现一条还不错的小路，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下就可以走到淡水池边。但是，来回攀上爬下的，结果连我们也走迷糊了。先前在山上还能看到的淡水池再也不见踪影了，无奈只能将就尝一下“犬齿”岩石面上的小孔里集聚的雨水来减轻一下口渴感。我们用微型哮喘吸气泵把小孔里的雨水抽吸到嘴里，但每人只能吸到几滴。

大家情绪很低落，一直在山里盲目地转来转去。海面上不时地有飞机低空飞过。要步行越过海岸边的大礁石会耗尽体力，因此有人建议还是沿着悬崖走为好。但是，这也有个严重的问题：敌人会发现我们。所以我们干脆就在丛林中的荫凉处停下不走了，等太阳落山后再说。傍晚时，我们发现了一片小海滩，就在海滩边洗了个澡。

我以前不知是在一本小说还是科普杂志中看到一种制造优质饮用水的好办法，说是淡水加上三分之一的海水就行。我就用水壶里剩下的淡水作了试验，结果糟透了：调成了一份咸得要命的饮料，引来同志们一片责怪声。洗过了澡，劲头恢复了，我们又开始行军。那天夜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天空还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我和阿尔梅达走在行军队伍的前面。突然，我们发现，渔民在海边搭建的恶劣天气时避风躲雨的一间小棚屋里好像有人在睡觉。我们估计是政府军的士兵，但是，由于已经走得太近，再折回去也不行了，我们索性快步冲上前去。阿尔梅达刚要喝令他们投降，却惊喜地发现他们原来是“格拉玛号”上的远征军成员：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潘乔·冈萨雷斯和巴勃罗·乌尔塔多。我们立刻相互通报了各自了解的有关其他同志和这次战斗的零星的消息、情况和看法。卡米洛那几个人把他们在逃脱前从地里拔起的甘蔗给了我们，甘蔗的甜汁多少缓解了我们的食欲。他们则贪婪地嚼着我们的螃蟹。他们还找到了解渴的办法，用中空的小棍吮吸大岩石面上的小孔中存积的雨水。

我们一起继续艰难地往前走——现在一共八个人，“格拉玛号”上现在还活着的战士就这么几个了——也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活着。按理说，应该还有和我们类似情况的其他人活着，但是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们，只知道沿着我们右边的大海继续往前走就是向东方前进，也就是向马埃斯特腊山区前进，到了那里我们就能保存实力。但我们免不了总是在想，如果是在大海和沿海的悬崖峭壁之间与政府军突然遭遇，我们就哪儿也跑不了了。我不记得我们沿着海岸走了一天还是两天了，只知道我们当时用来充饥的是沿海边长的一些带刺的小果子——每人能分到一两个暂时缓解一下饥饿感。口渴让我们嗓子冒烟，因为我们必须严格地分配最后所剩的一点儿水。

黎明时分，总算到了海边，大家也累得快趴下了，便停下来打了个盹，等着天再亮些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我们面前的悬崖峭壁看来实在是太陡了。

天刚有些亮，我们便四处去查看情况。一间用棕榈木盖的大宅子兀立在我们眼前，看来房子主人是个相当富裕的农民。我立刻就本能地感到，既然房子的主人很可能会对我们有敌意，我们就不能接近这类房子。再说了，没准儿政府军还占着这间房子呢。贝尼特斯不同意我的看法，最后我们还是来到了房子跟前。

贝尼特斯翻过带刺铁丝网围栏时，我守在外面，当时还有一个人和我们在一起，不过现在记不清是谁了。突然，在朦胧的晨曦中我看到一个清晰的身着军服的士兵身影，手里握着M-1步枪。我想，这下可糟了，大难临头了！尤其是贝尼特斯更是在劫难逃了，他离那个士兵太近，我没法再提醒他。贝尼特斯几乎快走到那个士兵的身边了，才猛然转身跑了回来，老老实实地说，他往回跑是因为看到了“一个身背霰弹枪的人”。还说，那时候再向那个士兵打听情况就太不明智了。

贝尼特斯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像是死里逃生一样。但是，我们的冒险旅程并没有到此结束。对这一地区进行一番谨慎侦察以后，我们意识到必须攀上悬崖，因为这里的悬崖并不十分陡峭。其实我们已经快到奥霍-德布埃伊（“公牛眼”）地区了。所以这么起名是因为有一条小河从上往下正好穿过悬崖流入大海。

不料还没等我们攀上悬崖天就放亮了，我们只能先找个山洞隐蔽起来，从洞口望去，静悄悄的地平线一览无遗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接着我们又看见一批士兵从一艘海军小艇上登陆上岸，我们数了一下，大约三十人。随后另一批士兵上了船，好像是在换岗。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劳伦特手下的士兵，这个海军中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刚刚杀害了我们的一批同志，正忙着士兵的换防呢。(https://www.daowen.com)

现在，这些“身背霰弹枪的士兵”果真在贝尼特斯眼前出现了，这一残酷的现实着实让他吃惊不小。我们的处境很不妙。幸好敌人没有发现我们，否则我们也极难逃生，只有血战到底了。

一天过去了，谁也没喝一口水。饮用水都是严格定量分配的，我们用双筒望远镜的目镜作量具，每人分到的饮水量绝对相等。

到了夜里，行军又开始了，我们尽量让自己远离这一地区，因为这里有我们最痛苦不堪的战争经历；尽量让自己摆脱饥渴感和败阵而逃的感觉，因为我们已经明显感觉到无法避免的危险马上就要来临，大家就像耗子被逼到墙角一样，走投无路。

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一段时间后，我们发现了那条流入大海的河流，也可能是那条河的一条支流吧。我们一下子全都扑倒在河边，像一头头渴极了的牛，咕嘟咕嘟地狂饮不止，直到原先的空腹胀得不能再喝为止。把水壶都灌满了水后我们又继续行军。黎明时分，我们爬上了一座绿树葱茏的小山头。为了便于躲藏、便于更有效地防御，我们一伙人都分散开来。一整天我们都密切注视着低空飞行的小飞机，飞机上的扩音器叽里呱啦不停地叫唤，我们谁也听不懂，只有阿尔梅达、贝尼特斯和攻打过蒙卡达兵营的老兵听出来了，他们是向我们喊话叫我们投降呢！我们还不时地听到树林里传出的不知道是什么人的叫喊声。

那天夜里，我们七拐八拐地来到了一间住宅附近，里面不时地飘出乐队的阵阵演奏声。大家又一次产生了意见分歧。我、拉米罗和阿尔梅达坚决认为必须绝对避免在舞会或者任何这样欢庆的场合露面，因为只要我们稍有不慎，这些农民就会把我们的行踪泄露出去。贝尼特斯和卡米洛则认为，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进去，这样我们可以搞点吃的。最后决定让我和拉米罗进屋去探听消息，搞些食品。我们刚到宅前，音乐戛然而止，我们清晰地听到一个人在说“现在，让我们为我们士兵的辉煌战绩而干杯”之类的话。没等他讲完，我们立马转身就撤，没有惊动他们。回来后我们一五一十向大家汇报了屋子里到底哪些人在开庆祝晚会。

我们继续往前走，但是，战士们越来越不愿意走了。那天晚上，也可能是第二天晚上，几乎所有的同志都反对继续往前走，我们只好在普埃卡斯戈达斯一条公路附近敲开一家农民家的门。那一天是阿莱格里亚-德皮奥遭袭后的第九天。

我们进屋后受到了热情的接待，这个小小的茅屋成了我们没完没了大饱口福的地方，大家吃得都忘了时间，不知不觉天就亮了，不可能再走了。上午，听到消息的农民都来了。他们怀着好奇和担忧的心情，赶来会我们一面，给我们送来粮食和其他东西。

但是，这间原本为我们提供保护的小茅屋接着就成了人间地狱。一开始阿尔梅达腹泻不止，生命垂危。紧跟着一瞬间八条汉子饱餐后不思感恩，也忘恩负义地开始腹泻，把小小的屋子糟蹋得不成样子。有人又开始呕吐。巴勃罗·乌尔塔多由于连日行军，加上晕船和长时间饥渴交加，已经精疲力尽，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我们决定当天夜里就离开。那些农民告诉我们，根据他们打听到的消息，菲德尔还活着。还说他们可以带我们去找菲德尔和克雷森西奥·佩雷斯可能躲藏的地方，但条件是我们得把武器和军服留下。我和阿尔梅达把二星式汤姆逊冲锋枪仍留在身边继续使用，八支步枪和所有的弹夹就留在这间农民的小屋里让他们保管。我们打算走走停停、分阶段向马埃斯特腊山区进发，中途就在农民家停留歇脚。因此，我们分成了两组，一组三个人，另一组四个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一组有潘乔·冈萨雷斯、拉米罗·巴尔德斯、阿尔梅达和我，另外一组有卡米洛、贝尼特斯和查奥。巴勃罗·乌尔塔多病得太重，只好让他暂时留在那个农民家里。

我们前脚刚走，那个房东后脚忍不住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一个朋友，打听收藏武器的最好的办法。他的朋友竭力说服他把武器卖了。他们和第三个人作了一笔交易，结果这第三个人向政府军告发了我们。所以，就在我们离开这第一个好客的古巴家庭几小时后，政府军就对他们家进行了突击搜查，抓走了巴勃罗·乌尔塔多，武器也统统被没收。

我们当时正住在一个名叫阿赫里奥·罗萨巴尔的农民家里，他是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徒，大家都叫他“牧师”。这位同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很快就和另一个农民取得了联系，这个农民对这一地区了如指掌，又十分同情起义军。就在那天晚上，我们又转到了一个更加安全的藏身的地方。当时我们遇到的那位农民叫吉列尔莫·加西亚，今天，他是西部军区的少校，也是我们党全国领导层的成员。

后来，好几个农民都接待过我们，如卡洛斯·马斯（他后来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佩鲁乔·卡里略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我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一天黎明时分，我们穿过通往皮隆的公路，又在没有任何向导的情况下进行一段行军后，来到了克雷森西奥的兄弟——蒙戈·佩雷斯的庄园。在那里我们见到了所有仍活着的、没有被敌人抓去的远征军成员：菲德尔·卡斯特罗、乌尼韦索·桑切斯、福斯蒂诺·佩雷斯、劳尔·卡斯特罗、西罗·雷东多、埃菲赫尼奥·阿梅赫拉斯、雷涅·罗德里格斯、阿曼多·罗德里格斯。几天以后，莫兰、克雷斯波、胡利奥·迪亚斯、卡利斯托·加西亚、卡利斯托·莫拉莱斯和贝穆德斯也和我们会合了。

我们这支小部队的军服和武器都没有了。除了两支汤姆逊式冲锋枪外，我们没有从这场灾难中抢救出任何东西来。菲德尔为此声色俱厉地训斥了我们一顿。

在整个革命进程中，甚至直到今天菲德尔的告诫仍让我难以忘怀：“你们还没有为你们的错误付出代价，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抛弃武器应该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在与敌人针锋相对的对抗中，唯一生存的希望就是手中的武器，抛弃武器就是愚蠢的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