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与柯白：从《战争论》到《海洋战略原则》
本节详细介绍德国人克劳塞维茨的作品《战争论》，列举和评述他的一些经典论述，并指出英国人柯白对克劳塞维茨理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一部战争法典，讨论了战争的性质、战争理论、战略概论、战斗、军队、防御、进攻、战争计划八个方面，提出了战争为政策的延续、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战略和战术的基本原则、战略要素等思想与理论。他的《战争论》为近现代战争理论的鼻祖，他强调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各国军队所遵循的模板。虽说如此，但他的理论不是刻板机械的，因为他还指出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他认为战争当是一门艺术。
克劳塞维茨提出战争为政治服务的思想，表明了政治和战争的关系，这一思想一直沿用至今。同时，克劳塞维茨强调通过战斗来消灭敌人，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他提出的战略战术原则，诸如没有还击的防御是根本不可设想的，还击是防御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前者是目的，后者是目标），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者就不应该开始战争；所有力量的集中打击都必须指向敌人的这个重心；进攻应该像一支用强大力量射出去的箭，不应该像一个逐渐膨胀而最后破裂的肥皂泡。 (34) 如此等等都是战争理论的经典。此外，他还提出了战略要素的概念，笔者按重要次序依次排为精神要素、统计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物质要素。
依照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国家战略不能仅是防御性质的，必须要有进攻性；对于要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时候，首先要知道用战争手段想达到什么目标，目标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对于已经开始的战争，必须要找准对手的关键，尽全力一击，速战速决，逼迫对手尽快签订合约，以结束战争，获得最大的战争红利，切忌战争过程拖泥带水，看似稳妥的步骤，往往最容易陷己方于不利的境地。
这样的借鉴意义有很多，总体来说，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对国家战略的启发就是要敢于战斗、善于战斗，对国家核心利益要敢于作坚决斗争，敢于用最直接、有效的手段解决问题，其精髓可以理解为力斗。
因此，克劳塞维茨被称为“西方兵圣”，其《战争论》被称为西方的《孙子兵法》，笔者用了较多的笔墨来介绍他的思想。下面笔者摘录和评述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一些经典论断，以便读者更加了解克劳塞维茨的思想精髓。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一书中提到：
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35)
战争的本性是一种“暴力行为”，这种行为的目的是让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当对手挑战这种利益分配时，通过战争手段使其屈服于己，从而实现自身的利益。
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真正的目标。 (36)
战争行为的标的，或者其边界是使敌人屈服，无力抵抗自己，而不是彻底消灭。任何彻底消灭的意图都是错误的，或者说是荒谬的，不切实际的。
战争绝不是孤立的行为。 (37)
战争与政治政策、经济、军事战略、外交、地缘、精神要素等诸多方面都紧密相连，并相互影响，战争绝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一系列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 (38)
战争是行为主体全方位参与的过程，这些主体包括军队、国家、民众、资源、同盟、精神等诸多方面，战争无法在一次决战中调动所有的力量，“短促一击”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战争大局，从这个角度说，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
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第一航母机动舰队动用了日本的全部舰队级航空母舰，突袭了美军太平洋舰队驻地——珍珠港。突袭虽然获得巨大成功，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为日军南下夺取南方资源区［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今天的加里曼丹岛）］，进而扩张太平洋势力范围扫清障碍。但从整个太平洋战争来看，日军偷袭珍珠港这个“短促的一击”，只使日本获得了一年半的战略优势，随后美国便调动了国家力量全力对抗，日军战局急转直下。
“短促一击”的战争既无法调动自身的全部力量，又很难使对手一次性屈服，从而签订合约、承认进攻方的利益，这样的“短促一击”对整个战争来说就是灾难。
不能立即使用的这部分力量，有时在全部抵抗力中所占的比重，比人们初看时想象的要大得多。 (39)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就是严重低估了中国不能立刻使用的这部分力量——中国民众的空前团结和各派政治势力的大融合，而深陷战争“泥潭”，最终招致失败。
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 (40)
没有风险的战争是不存在的，偶然性是战争的孪生兄弟，实力越接近的对手，战争偶然性就越高。因此，战争行为或多或少就是赌博行为，值不值得，得看战争的目标是什么。
但是战争仍然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 (41)
战争行为虽似赌博，但不是盲目地赌博，战争行为是严肃的，为达到的战争标的是合理的，“主因怒而兴师”式的鲁莽战争行为或“堂吉诃德”式的不图利益回报的战争行为都是愚蠢的。
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不断发生影响。 (42)
从克劳塞维茨这句话可以看出，战争是政治利益抉择的结果，在政治框架内，战争的持久度和消耗度会一直进行到政治目标达到为止。但同时，当战争消耗超过了政治利益目标时，国家就会对政治目标进行调整，会果断议和从而结束战争。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同这一手段发生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可以这样要求，而且做这样的要求确实不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无论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依然只能把它看作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而已，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43)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是克劳塞维茨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这段话提出并详细论述了这个论断。战争受政治的主导，战争是实现政治意图的一种手段，战争从本质上说就是政治行为。
一切战争都可看作是政治行为。 (44)
战争行为不会超出政治的框架范围，战争都是政治的具体体现。
以后我们在《战争计划》一篇中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叫作使敌国无力抵抗，但在这里必须先弄清楚敌人的军队、国土和意志这三个要素，它们是可以概括其他一切对象的总的对象。
敌人的军队必须消灭，也就是说，必须使敌人军队陷入不能继续作战的境地。顺便说明一下，以后我们所说的“消灭敌人军队”，都是指的这个意思。
敌人的国土必须占领，否则敌人在那里可以建立新的军队。
但是，即使以上两点都做到了，只要敌人的意志还没有被征服，也就是说只要敌国政府及其盟国还没有被迫签订和约，或者敌国人民还没有屈服，我们仍不能认为，战争，即敌对的紧张状态和敌对力量的活动，已经结束。因为，即使我们完全占领了敌人的国土，敌人在他的国内或在盟国支援下仍有可能重新起来斗争。当然，这种情况在和约签订以后也是可能发生的（这只能说明并不是每一次战争都能完全解决问题和彻底结束的），但是，随着和约的签订，许多可能在暗中继续燃烧的火星就会熄灭，紧张就会趋于缓和，因为一切倾向和平的人会完全放弃抵抗的念头，而这样的人在任何民族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多的。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总得承认，随着和约的签订，目的就算达到，战争就算结束了。
……
在现实中，除了无力继续抵抗以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促使媾和。一是获胜的可能不大，二是获胜的代价过高。
……
对已经消耗的力量和将要消耗的力量的考虑，对是否媾和的决心更有影响，既然战争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为，那么政治目的的价值必然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作代价。这里所说的牺牲，不仅是指牺牲规模的大小，而且是指承受牺牲的时间的长短。所以，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必然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媾和。 (45)
克劳塞维茨的这几段话，真是至理名言啊，非常经典，霸权主义者当好好研究。灭国易，灭民族难，战争一定不要从国家间的对抗上升到民族间的对抗，否则，将没有胜利者。
2003年开始的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及美国在中东和阿富汗的一系列战争，就是反面的例证。可以消灭对手的军队，可以消灭对手的国家，但难以消灭对手的民众，难以消灭对手的民族。因此，最有效的方法是消灭对手继续战斗的“意志”，逼迫其签订和约，承认失败，承认其利益的割舍。消灭对手的战斗意志，既可以是灭国方式，也可以是消灭军队的样式，归根结底是得给予对手以最沉重的打击，当对手的战斗意志消失，承认失败后，进攻者及时收手，以巩固既得利益，签订和约，是谓“利益最大化”，这也可以称为“占领的艺术”。而美国霸权主义者把自己放在了和中东、中亚各民族的对抗上，其黯然退出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是历史的必然。
克劳塞维茨提出的“签订和约”思想非常重要，是西方的重要思想，胜利成果以和约模式固定和维持，不遵守就再打击。签订和约的思想，很有其合理性，易于掌握力量与利益的平衡，易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克劳塞维茨对已经消耗的力量和将要消耗的力量的考虑，体现了军事受政治制约的思想。战争是在政治框架下，进行军事力量的运用。当力量消耗超过政治价值时，上层建筑会随时结束这种政治目标。所以说，政治是动态的、弹性的，与之相对应的军事自然也是动态的、弹性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鲁莽的。
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 (46)
世间并没有一个包罗万象、永恒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理论是相对的，是动态的，是开放的，是可持续发展的，正如克劳塞维茨说的理论是一种考察，是一种思考，是一种经验的总结，虽有其规律性，但得视具体情况而定。因此，理论不是死板的规定。中国的《孙子兵法》，之所以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克劳塞维茨这句话的体现，是一种考察，是道理上的讲述，若变成死板的规定，则早已失去其生命力。譬如，《孙子兵法》谋攻篇第三中所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 (47) 。这句话是针对冷兵器时代，尤其是基于25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技术条件而得出的战法，放到今天哪里还能对呢？但其接下来的话就是到今天也是经典准则：“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48) 这就是一种考察，一种思考的结晶。所以说，要动态地看待理论，看待圣贤，以批判式继承为要。
虽然统帅不必是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也不必是政论家，但是他必须熟悉国家大事，必须对传统的方针、当前的利害关系和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当权人物等有所了解和有正确的评价。 (49)
军事统帅必须有一定的政治头脑，才会使自己指挥的战争不会偏离上层政治的指导方向，纯粹的军事统帅是无法胜任的，统帅必须知晓利益的重点和政治高层的意图，因此军事统帅是需要知晓国家大事和把握政治脉络的，这点很容易被忽视。
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
因此我们认为，战争不属于技术或科学的领域，而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用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战争与其说像某种技术，还不如说像贸易，贸易也是人类利害关系和活动的冲突。然而，更接近战争的是政治，政治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不仅如此，政治还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隐隐形成，就好像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样。 (50)
战争表面上是技术、力量与头脑的对抗，貌似属于技术领域或科学领域，实则不然。战争是受政治目标指导，战争的目的是获得政治所要求的利益。可以说，战争是一种“贸易”，是一种在政治指导下的获利工具。因此，战争属于社会领域范畴。
……不过我们认为，要想论证一个新的见解或是明确一种值得怀疑的见解，详尽地叙述一个事件要比简单地提示十个事件更为有用。粗浅地引用史实的主要弊端，倒不在于作者错误地想用这种方法证明某些论点，而在于作者从来没有认真地了解过这些历史事件，在于这样肤浅而轻率地对待历史会产生数以百计的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如果作者意识到，他提出的新的和想用历史证明的一切，都应该是从各种事物的紧密联系中自然地产生出来的，那么就不会出现这些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了。 (51)
这段话说的是治史态度或是治史方法。系统论述明白一件史实，以从中汲取有用的营养，比充满错误、偏见和一知半解的历史评价要好很多。任何一个重要历史事件，都有其深刻的发生原因，是一个系统、繁杂的事情，必须多角度了解，以得出恰当的结论与评价。对一个历史事件，正反双方的史料和观点都要看，历史的真相往往停留在钟摆的中间位置，这是一个看问题的一体两面，是重要的方法论。
如果不习惯于把战争或战争中的各个战局看成是一条完全由相互衔接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锁链，如果认为占领某些地点或未设防的地区本身就有某种价值，那么，人们就会很容易把这样的占领看作是唾手可得的成果。如果这样来看问题，而不是把这样的占领看作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环节，人们就不会考虑：这样的占领以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不利。这种错误在战史中确实是屡见不鲜！我们可以断言：跟一个商人不能把某次交易所得的利润存放不用一样，在战争中也不能把某次胜利放在全局的结果之外。如同商人必须经常把全部财富投入交易一样，在战争中只有最终的结局才能决定每次行动的得失。 (52)
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曾做过如下战略指导，他说，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这就是要看最终的结局，而战争过程中的得失不必过于看重，不纠结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只占领最需要的地方，而不是为了占领而占领。蒋介石就反之，军事上为了占领而占领，到处分兵，导致处处兵力不足，最后被各个击破，解放战争的进程就是这段话的经典再现。
我们可以把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适当地区分为以下几类：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统计要素。
精神素质及其作用所引起的一切都属于第一类；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等等属于第二类；作战线构成的角度、向心运动和离心运动（只要它们的几何数值是有计算价值的）属于第三类；制高点、山脉、江河、森林、道路等地形的影响属于第四类；最后，一切补给手段等属于第五类。 (53)
按克劳塞维茨的理念，决定战斗运用的战略要素顺序为：精神要素→统计要素→数学要素→地理要素→物质要素。克劳塞维茨十分重视精神要素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精神是战斗的第一要素，之后才是统计、数学和地理等技术要素，最后才是物质要素。所以说，一提战斗，首先想到武器装备是不对的，只要武器没有代差，物质要素就不是战斗的首要因素。(https://www.daowen.com)
主要的精神力量指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军队的民族精神。 (54)
克劳塞维茨认为精神要素是诸要素之首，是战略顺利实现的基础力量。统帅层才能高、拥有武德的军队多、民族凝聚力强的国家，其精神力量就强大，就最有利于战略的制定与执行，也就最有可能获得成功。
……在山地，统帅很少指挥单独的部队，要指挥所有的部队又力所不及…… (55)
克劳塞维茨这句话，点出了山地作战的原则与特点。1211年，蒙金野狐岭之战，金兵的失败就在于在山地作战中分散兵力，违背了其“聚而众”的战略方针，以致在山地作战中无法有效指挥部队。蒙古军集中力量击破金兵的中军（接近一比一的军力对比），而金军其他的部队因为指挥不畅、地形等原因无法形成合力，大部分的军队分散在野狐岭各个山口险要，根本来不及联络调动，更别提支援了。从而导致金军野狐岭之战全线崩溃，一战而丧失国家元气。此战，蒙金兵力对比为10万对45万，其中金兵15万人不在野狐岭，而在后方，不战而逃，实际兵力对比为10万对30万，金军30万精锐被10万蒙古人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归根结底，就是金国统帅完颜承裕不了解山地作战的特点，将30万人分散在山区各个隘口，这种布阵即使对于今天的现代化战争也十分危险，更何况是八百多年前依靠旗语与传令兵的指挥模式。山地作战必须发挥部队的主观能动性，并合理配置兵力，统帅一般不进行特别细致的指挥。
一支军队，如果它在极猛烈的炮火下仍能保持正常的秩序，永远不为想象中的危险所吓倒，而在真正的危险面前也寸步不让，如果它在胜利时感到自豪，在失败的困境中仍能服从命令，不丧失对指挥官的尊重和信赖，如果它在困苦和劳累中能像运动员锻炼肌肉一样增强自己体力，把这种劳累看作是制胜的手段，而不看成是倒霉晦气，如果它只抱有保持军人荣誉这样一个唯一的简短信条，因而能经常不忘上述一切义务和美德，那么，它就是一支富有武德的军队。 (56)
特别经典的一段论述，军队的“武德”，多么重要而又多么抽象的概念，被克劳塞维茨用生动的语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只有真正的理论家与实践家才能写出这么经典的定义。克劳塞维茨说的军队武德，指的是军队建设、军队气质与军人魂灵。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武德，不是胜负论英雄，不能用简单的“战争胜负观”来看武德概念，否则就太肤浅了。
笔者以“武德十条”总结之：
武德一，战场抗压能力强，战斗纪律优秀；
武德二，从不畏惧任务的艰辛；
武德三，在困境能够保持坚韧的战斗品格；
武德四，拥有战斗热情；
武德五，在战斗失利的状态下仍能保持秩序，不崩盘；
武德六，部队对指挥官的能力与品质无比崇敬；
武德七，部队能够积极锻炼技战术能力；
武德八，军事态度端正；
武德九，视军人荣誉为生命；
武德十，能够承担责任，传承美德。
……良好的秩序、技能、意志以及一定的自豪感和饱满的情绪是和平时期训练出来的军队的特色，这些都应该珍视，但是它们并不能单独发挥作用。整体只能依靠整体来维持，就像一块冷却得太快的玻璃一样，一道裂缝就可以使整体完全破裂。这样的军队即使有世界上最饱满的情绪，一遭到挫折，也很容易变得胆怯，甚至变得极端恐惧，即法语所说的“大溃败”。这样的军队只有依靠统帅才能有所作为，单靠它自己则将一事无成。这样的军队，当它没有在胜利和劳累中经过锻炼、逐渐适应艰苦的战斗以前，统率它就必须加倍谨慎。因此，我们不能把武德和情绪相互混淆。 (57)
不是拥有战斗热情和战斗技能的部队就拥有“武德”，没有经过胜利和失败锤炼的部队，没有优秀统帅领导的部队，不会具备克劳塞维茨定义中的“武德”。
只有进攻者才有积极的目的，所以主力会战主要是进攻者的手段。尽管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更详细地确定进攻和防御的概念，但也必须指出，即使是防御者，要想或迟或早地适应防御的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有采用主力会战这个唯一有效的手段。
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酷的方法。……
但是，使统帅精神上感到压力更大的，还是他想到通过这次战斗要决定胜负。在这里一切行动都集中在空间和时间的某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免会模模糊糊地感到他们的兵力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无法展开和无法活动，仿佛只要有时间，就会赢得不少的好处，但实际上时间却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种感觉只是一种错觉，但是这种错觉也是不容忽视的。人们在做任何重要决定时都会受这种错觉的影响，当一个统帅要做出这样一种重大决定时，他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强烈。
因此各个时代都有一些政府和统帅，设法回避决定性的会战，希望不通过会战也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悄悄地放弃自己的目的。于是，那些历史学家和理论家，就竭尽全力地想从这些以其他方法进行的战局和战争中，不仅找到可以代替决定性会战的等价物，甚至找到更高超的艺术。这样一来，在现代，就有人根据战争中合理使用兵力的原则，几乎把主力会战看作是一种错误所必然引起的祸害，是正常的、慎重的战争中决不应该发生的病态。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懂得用不流血方式进行战争的统帅才有资格戴上桂冠，而那种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其任务恰好就是传授这种艺术。
现代历史已经粉碎了这种谬论，但是谁也不能保证这种谬论不再重新出现，不再诱惑当权人物相信这种适合人的弱点、因而容易为人们接受的颠倒黑白的看法。……
不仅战争的概念告诉我们，而且经验也告诉我们，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自古以来，只有巨大的胜利才能导致巨大的成就，对进攻者来说必然是这样，对防御者来说或多或少也是这样。……
……
要想进行主力会战，要想在主力会战中主动而有把握地行动，就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和对必然性有明确的认识，换句话说，必须有天生的勇气和在广阔的生活经历中锻炼出来的锐敏的洞察力。 (58)
当今，我们应当警醒不需要主力会战的论调。当世对主力会战有分歧，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也曲解了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导致重大灾难。但主力会战在今天仍有其旺盛的生命力。譬如，航空母舰舰队之间的对决是不是主力会战？答案当然是。现今海洋强国努力打造航空母舰舰队不就是为了威慑住对手强大的航母舰队对自己的威胁吗？但前提是，己方航母舰队得有战胜对手航母舰队的实力，这种战胜的能力是不是主力会战？当然是。拥有了这种打赢主力会战的能力，反而不会真正发生主力会战了，是谓“威慑”。要想威慑住对手，就得按主力会战的规律办事，就得积极研究它，运用它，这就是“主力会战”的概念在今世的现实意义。
……没有还击的防御是根本不可设想的，还击是防御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59)
虽然是防御作战，但指挥官若能够将动态兵力用到极致，警戒部队、预备队、主力部队不断因战场形势而相互转化，总是能够判断正确敌军的主攻方向，总是在关键点形成拳头部队，是谓动态防御。因此，反击是防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待敌人进攻顿挫之际，必须实施战场反击以打乱其进攻节奏。能够实施有效动态防御作战的指挥官，其战役与战术素养是非常高超的，可以说是判别名将的一个标准。
防御者威胁进攻者的交通线是防御的一种还击方式，在寻找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这种还击方式只有当进攻者作战线很长时才会出现…… (60)
这句话非常有道理，但不绝对。辽沈战役时，廖耀湘兵团攻克彰武，就是在威胁东北野战军的后方交通线，以期解锦州之围。但林彪军团虽远程奔袭，其实际战线却不长，为什么呢？因为林彪的部队只携带了单程汽油和足够基数的弹药，压根儿就没想要交通线，毕其功于一役。林彪集中自己的主要兵力全力进攻锦州，30个小时就攻克了，破城后，自会从对手那里获得必要的补给。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包围廖耀湘兵团，致其精锐的野战兵团没有发挥作用，就在行军中被分割包围，最后被歼灭。所以，廖耀湘的作战方式是不恰当的解围方法，是不当的战略防御。除非是进攻方攻坚城，且久攻不下，这时威胁其交通线才是有效的方法，譬如西汉汉景帝年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就是克劳塞维茨这段话的典型体现。
……运输队的安全更的 (61) 地是依靠在战略上所处的位置来保障的，而不是依靠护送部队的抵抗来保障的…… (62)
战争时，运输线最好是依靠战略位置的优良而获得安全性，这个优良的战略位置包含地理位置和军事力量保护等多方面因素。运输线走这样一系列战略位置优良的点而连成的线是最佳选择，不论是陆战还是海战，道理都是一样的。若不依赖战略位置而单纯依靠护送部队的保护，若战争久拖不决，则任何一个国家都负担不起这样的护送任务。譬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海上贸易线，在德国U型潜艇的系统攻击下，只好依赖于护航制度保证运输线少受损失，以使运进来的国家战略物资能超过消耗掉的，结果，英国的国家实力因此而消耗殆尽。
……关于胜利的顶点……在战争中原有的或后来获得的优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且这一手段必须用来达到目的。但是人们必须了解优势能够保持到哪一点，因为超过了这一点所得到的就不是新的利益，而是耻辱了。 (63)
把握“胜利的顶点”，是战略决策者必须具备的素养，战略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但最大化的边界在哪里，是需要认真把握的，“意犹未尽”和“过犹不及”的交集是非常关键的。超过，则极有可能收获失败的“耻辱”。
……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以及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前者是目的，后者是目标），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者就不应该开始战争…… (64)
战争受政治制约，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目标也就是政治目标的指向，战争目标不明确，也就是政治目标不明确，这种情况下，是万万不可能开启战端的。
……在这里，理论所能指出的只是：重要的是密切注意两国的主要情况。这些情况可以形成一个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即力量和运动的中心，所有力量的集中打击都必须指向敌人的这个重心。
小的总是取决于大的，不重要的总是取决于重要的，偶然的总是取决于本质的。我们必须遵循这一点来进行考察。
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弗里德里希二世，他们的重心是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粉碎了，那么他们也就完了。那些被国内的派别搞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它们的重心大多是首都。那些依赖强国的小国，它们的重心是同盟国的军队。在同盟中，重心是共同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打击应该针对这些目标。如果敌人由于重心受到打击而失去平衡，那么，胜利者就不应该让对方有时间重新恢复平衡，而应该一直沿这个方向继续打击，换句话说，应该永远打击敌人的重心，而不是以整体打击敌人的部分。以优势的兵力平平稳稳地占领敌人的一个地区，只求比较可靠地占领这个小地区而不去争取巨大的成果，是不能打垮敌人的，只有不断寻找敌人力量的核心，向它投入全部力量，以求获得全胜，才能真正打垮敌人。 (65)
所有力量的集中打击都必须指向敌人的重心，这个重心就是“力量和运动的中心”，就是敌人的“命门”所在。战略打击上，要打击对手的要害，对于政治混乱的国家，则攻取其首都，对于小国则打击其同盟国的干涉力量；对于联盟模式的对手，则打击其“共同利益”。打击敌人重心的目的，是让敌人的体系失去平衡，从而我方获得利益。还有一点，笔者需补充，就是之前提出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存地失人，存人失地”的问题，必须集中力量歼灭敌人重要方向的有生力量，这也是敌人的一种“命门”。
克劳塞维茨这段话，从战术理解上就是，不断地寻找敌人的“重心”予以打击，不要为了占领而占领，要抓住“重心”，持续攻击，使敌人的体系彻底崩溃而获得全胜。这个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北非战场，被“沙漠之狐”隆美尔用到了极致，其“杠杆理论”应该就是来源于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成就了装甲突击战的一代“传奇”。
我们通过上面的论证是要说明占领完成得越快越好，如果我们完成占领的时间超过了完成这一行动绝对必需的时间，那么不但不能使占领变得更容易，反而会使占领变得更困难。如果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同样正确的是：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占领某一地区，就应该一鼓作气地完成这种占领，而不应该有什么中间站。当然，这里所说的中间站，不是指集中兵力和采取这种或那种措施所需的短暂的平静时间，这是不言而喻的。
上述观点指出速战速决是进攻战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已经从根本上打破了那种反对不停顿地继续不断地占领的见解，即打破了那种认为缓慢的、所谓有步骤的占领更有把握和更为谨慎的见解。…… (66)
克劳塞维茨的这个观点，非常有军事常识。只要能迅速完成的占领，就必须迅速完成，不要用看似稳妥的办法，用“中间站”的思想，也就是“稳扎稳打”的思想。战争终究追求的还是速度，速战是最有利的战争方式，《孙子兵法》中“兵贵胜，不贵久”“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等都是速战思想的具体体现。因为，旷日持久的战争，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耗不起的。《孙子兵法》中提到：“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战争涉及一个国家经济的方方面面，军队为重金打造，所需物资为重金需求，运输成本为重金消耗，二千五百年前的孙武就用“日费千金”来形容战争的花费。如此一来，善于“速战”的思想必为国之瑰宝。而“稳扎稳打”的思想有其适用条件，“稳”是为了“快”，为了快速结束战争而暂时采取的稳步前进的方法，不是为了“稳”而“稳”，在一个国家战略上也是如此，我辈当警醒。
……打垮敌人如果可以实现，就应看作是军事行动本来的绝对目标。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时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追求这一目标的一方必须在物质上或精神上占有很大优势，或者具有卓越的敢作敢为的精神，即富于冒险的精神。在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军事行动的目标只能有两种：或者是夺取敌国的一小部分或不很大的一部分国土；或者是保卫本国的国土，等待比较有利的时机的到来。后一种目标通常是防御战的目标。
具体场合究竟确定前一种目标适当还是确定后一种目标适当，我们关于后一种目标所说的那句话对我们作了启示。等待比较有利的时机是假定未来确实有可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时机。因此只有在具有这种前景的情况下，我们才有理由进行等待，即进行防御战。相反，如果未来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前景，而是给敌人带来更好的前景，那我们只能采取进攻战，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利用当前的时机。 (67)
成吉思汗西征中亚地区的花剌子模王国时，若花剌子模苏丹听从太子的建议，集中优势兵力与成吉思汗在花剌子模边境进行决战，则战争的胜负孰难预料。因为花剌子模王国等不到未来的有利时机就会在成吉思汗的持续打击下溃败，而成吉思汗的军队则越来越壮大，以战养战，从入境时的20万迅速增加到30多万，时间于花剌子模是不利的，不如及早决战，这恰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这段话的体现。
而中国抗战初期，却相反。国民政府过早地与日本决战（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而大量丧失精锐，随后在不利的国际背景下孤军奋战五六年之后，才获得国际援助。事实上，时间对中国是有利的，当一开战就打持久战，主动退至地理第二棱线，前线依托地形与敌后游击节节抵抗消耗日军兵力，则抗战初期就不会那么惨烈，中国也会留下大量继续作战的骨干力量，而对日军的杀伤也会很大。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是在最有利于日本陆军的火力和日本海军力量发挥的地理环境下发生的，惨烈的损失险些使中国失去继续战斗的力量，这实在是国民政府当局重大的战略决策错误。所以说，中国在抗战初期就应当进入防御战，也恰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这段话的体现。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思想，影响德国及欧洲近二百年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力，但他的著作从诞生那天起又有一定的争论。
一方面，《战争论》一书中有些观点前后不一致，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德国军人对《战争论》断章取义式的生搬硬套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陆军对克劳塞维茨“会战”思想的机械理解，造成了重大伤亡，终成灾难。因此，一股怀疑《战争论》思想正确与否的思潮开始兴起，尤其以视“启蒙学派”为衣钵的瑞士裔法国将领约米尼和英国人李德·哈特为代表的“间接路线”一派批评尤甚，笔者在后面将有概述。
另一方面，《战争论》没有涉及海洋事务，对海洋战略的发展没有贡献。其实，这个批评有些不合常理。因为，克劳塞维茨所处的时代，正是拿破仑时代及随后欧洲大陆的大变革时代，作为投身于其中的克劳塞维茨来说，其核心思想和主要著作必定以此为参考，并为此服务，而不是转视关注于海洋。另外，克劳塞维茨本身是一位陆军军官和教员，海洋专业知识对其来说是陌生领域，没有从事过海洋事务而要求关注海洋并提出针对性理论，这超出了个人的能力范围。再者，《战争论》一书中虽然没有讲到海洋作战，但并不意味着其理论思想不适用于海洋。事实上，他的基本观念，如机会与摩擦、攻守之间的互动、战争为政策工具等都可以普遍地应用，而不受任何时空因素的限制。 (68) 就如上面笔者摘录和评述的三十条克劳塞维茨的经典理论思想，大多都可以应用于海洋，在这里笔者之所以大篇幅引用并着重笔墨加以评述，正是为了探讨经典战略理论对海洋战略与海洋作战发展的影响。因此，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核心思想在今天的海洋领域，同样具有鲜活生命力。
英国的海军史与海洋战略专家柯白，将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思想发展到海洋战略理论中。柯白于1911年出版了著名的《海洋战略原则》一书，书中柯白明确提出海洋与大陆不是对立的关系，海洋战略只是大陆战略的延伸 (69) 等观点。柯白对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进行了有益拓展，用他的核心思想来指导海洋事务。柯白说，站在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所已经达到的终点上，我们只是站在这个问题的门槛上而已。我们必须从他们离开的地点开始起步，并探求对于世界现状（海洋在其中已经变成一个直接而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意见又是怎样。 (70) 从柯白的海洋战略理论可以看出，柯白对19世纪两位战略大家——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的思想都有继承，但总体来说，柯白的思想属于克劳塞维茨的“反启蒙”一派，柯白的海洋战略思想基本上秉承克劳塞维茨思想的精髓。柯白指出，战争是一种政治关系，武力只是用来达到外交政策的目的，换言之，舰队的调度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71) 柯白这段论述就是克劳塞维茨“政治决定战争，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思想的明确继承，并已推广至海军战略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