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出路与瞻望
基于对刘恒电影文学创作的系统分析和全面考察，反思当前中国电影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目的是希望通过深入思考为中国电影文学创作探寻更好的出路。那么，当代中国电影编剧该如何从中汲取经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真正承担起振兴中国电影的重任呢？
一是应树立正确的创作理念，坚守对艺术的追求。面对市场和观众，编剧要保持自己的创作追求，努力体现艺术个性，真正做到以“真诚的、美的表述”来感召大众。刘恒在创作过程中特别注重作品的艺术追求。一方面，他注重把自己对生活和人生的看法有机地融合在故事情节的完整叙述和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之中，从不淡化情节和人物。主旋律影片《雨中的树》在艺术创作上是以生活的真实为基本前提的。刘恒搜集素材时，无意中在李林森儿子的卧室里发现了孩子的作文本，立刻带回去把每一篇都读了，里面有对父亲的描述、对死亡的恐惧等。然后，刘恒把这些对生活真实的细致入微的感受升华到作品艺术真实的层面，这种贴近普通百姓现实生活的创作状态，很容易在情感上与大家产生深刻共鸣，创作出“接地气”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在追求艺术创新的同时，又兼顾传统的剧作模式和艺术元素，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目前，商业电影以市场为导向，在传统普世价值观的传播上难尽全力。而主旋律电影在树立国家形象、宣扬主流价值观上优势明显，却因说教式、灌输式等欠佳的表达方式而难以扩大影响力。刘恒吸取二者的优势，在其中注入深厚的人文内涵，积极响应大众的审美艺术追求。如《张思德》张扬的就是普通人的质朴和热心，《集结号》中草根阶层的价值和尊严更是得到了极大的尊重。这些电影文学作品既饱含着作家对蕴藏在社会底层民众人性中闪光点的发现和张扬，也体现了作家对构建理想人性的深入思考。
情感是艺术创作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没有情感的艺术创作是没有美感和活力的。刘恒在电影剧本创作的艺术追求中注重以情感人，从而使电影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大大增强。并且，刘恒在创作过程中强化了对情感的拓展，不遗余力地彰显其艺术感染力。如《漂亮妈妈》所饱含的母子之情，《跟我走一回》所体现的父子之情，《集结号》所蕴含的战友之情，《云水谣》所展示的恋人之情等，这些情感因素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其审美效应和独特魅力成为其电影剧本创作走向成功的关键元素。刘恒认为剧本成败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看它能不能感动自己。的确，要想感动观众，首先要感动自己。刘恒的见解和经验是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正如他完成剧本《集结号》后所说：“对我来讲，写《集结号》是个庄严的过程，充满了神圣感，情绪波动也非常大。剧本完成后，导演冯小刚给我来电话，说他和演员读剧本时数次落泪，经验告诉我片子八成是有了。”[12]显然，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真情投入，才确保了作品的艺术质量，使之感动了导演和演员，从而为影片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要加强沟通合作，实现与电影导演的良性互动。在电影剧本创作过程中，编剧不能只关注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还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在必要的时候做出让步。在一部电影中，导演所起到的是人体“大脑”的作用。剧本出来后，导演开始进行第二次创作，其在文学剧本的基础上，采用蒙太奇的手法进行艺术构思，编写“导演阐述”和分镜头剧本，开始对演员进行物色和确定，以及安排整个影片的拍摄。所以，一部影片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导演的素质与修养；一部影片的风格，也往往体现了导演的艺术风格。可见，导演在电影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编剧和导演分别是文字和影像的创造者、电影故事和母题的构架者与具体操作者，他们之间虽然分工不同，却相互影响并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谈到编剧和导演的关系时，刘恒认为写剧本与写小说不同，电影是导演中心制，而编剧要尽可能地去实现导演的想法。当影像把文字反映出来时，已经变了样子，它应该符合电影的属性，而不是文学的属性。其实，刘恒的许多电影剧本是“命题作文”，就是根据导演的初步想法来撰写剧本的。《金陵十三钗》《集结号》《雨中的树》等剧本，在刘恒没改编之前，导演早已确定了未来影片总体的创作计划及其主题意蕴和艺术样式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编剧和导演之间良好的合作对电影剧本的顺利拍摄是至关重要的。在改编《万家诉讼》的时候，刘恒开始时将其定名为《秋菊的故事》，张艺谋看后不仅删去了结尾，还把剧本名改为《秋菊打官司》。在剧本《金陵十三钗》的改编中，刘恒把结尾的场景设置在夕阳西下的长江，女学生逃离南京后坐在帆船上，不过这个最令他感动的场景并没有得到张艺谋的认可，最终无缘与观众见面。对此，刘恒并没有遗憾，他直言不管场景还是台词最终决定权在导演手中，他尊重导演的选择。刘恒把电影创作比作太阳系，导演是处于中心的恒星，其他人则是行星，甚至是彗星、流星，每个人的运行轨迹不一样，外界对它们的反应也不一样。刘恒认为，做编剧就得忍受别人包括外行的选择和评价。剧本拿出来，得根据各种准确的、不准确的意见修改。编剧有一线完善的机会，导演则是一锤子买卖，东西拿到电影院后就听天由命了。关键是要问自己，爱不爱这个事业。爱，也愿意做，就想办法做好它，让它首先对得起自己就行了。刘恒的这种包容的胸怀、出众的沟通协调能力和良好的创作心态，让他拥有了很好的人缘，他和许多导演都进行了默契的合作，他的作品既实现了导演的创作意图，又充分展现了其自身价值。
三是要把握好剧作特质，在艺术个性和大众需求中找好平衡点。在现实社会中，一个编剧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作品的质量，也取决于市场的需求。刘恒曾经说过：“因为写小说基本上是沿着自己的个性在写作，我想写成什么样子，你读者只有一个被动地接受的问题。但电视剧反作用非常大，时时要考虑的是面对着数不清的观众，如果还坚持自己的个性的话，我觉得是不合时宜的。”[13]莫言也曾说：“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委屈，后来我明白了：电视就是一种大众的通俗的艺术。”[14]因此，剧作家在进行剧本创作的时候做点妥协是正常的，一个优秀的编剧必须在艺术个性和商业元素中艰难地维持平衡。如《集结号》之所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究其原因：一是充分考虑到国内观众近年的观影经验，尤其是国外大片对观众的影响，为观众提供了互文性观看和解读的可能，同时形式上的借鉴或者比照更多地让观众体验到国产片的独到之处；二是找到了颇具震撼力的影像、故事与主流观众文化心态的平衡点，讲述的故事与本土观众的文化和历史记忆保持了密切的血缘式关联；三是主流观众所认同的文化价值观念被融入影像叙事之中，并演绎出了具有文化意味的情节脉络。
电影作为积极融入都市生活的消费形式，观众的学历、地域、年龄、性别、婚恋状况等特征的不同对电影的接受程度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剧作者在剧本的创意设计过程中要充分关注这些因素，广泛地满足当代中国社会更多阶层与群体的需求。不同类型的受众群体在关注并获取电影信息方面，因为不同的身份特征而存在较大差异。如女性观众比较喜欢关注“故事类”影片，而男性观众对“动作类”影片更为青睐；又如城市的外来务工群体，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需要广大剧作家为改善他们底层的生存状态鼓与呼，满足他们对电影的需求。李慧泉（《本命年》）、菊豆和杨天青（《菊豆》）、秋菊（《秋菊打官司》）、曹德培（《四十不惑》）、马本诚（《跟我走一回》）、佟振保（《红玫瑰白玫瑰》）、张大民（《没事儿偷着乐》）和孙丽英（《漂亮妈妈》）等形象都能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产生强烈的共鸣。刘恒能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进行剧本的构思和创作。在谈到写《张思德》的用意时，他说：“我们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要让这部影片感动现在的观众，我可能还有一个特私人的目的就是要感动我16岁上高中的儿子。”[15]为了捍卫我们的意识形态，刘恒在《张思德》和《云水谣》的创作中融入了一些政治话语，以实现其创作意图：“除了征服观众和征服自己以外，我认为一个更大的目的是征服敌人，这个敌人是广义的敌人，包括意识形态的敌人。我们要对他们说，你说你们的价值观不错，我说我们的价值观也不差。我们要说服他们，用我们的写作征服他们。”[16]
但有些电影在追求市场化的道路中，以低俗代替通俗，正如第四代导演领军人物谢飞曾说，现在我国整个电影作品的文化素质与五六十年代相比，是往低坡走。为了迎合那些没有文化的观众的娱乐需要，很多影片不讲究基本的思想是非、结构规则和电影文法，甚至随意胡编滥造。这样搞下去，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但造就出一批欣赏趣味低劣的无文化青年，而且还会损失越来越多的有文化的观众，从而导致电影市场的文化品格日趋低下。[17]因此，作为有责任有担当的电影剧作家，在肯定大众文化的同时，又必须引领大众文化，应该努力促使通俗艺术的审美素质（包括内容和形式）从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发展，逐步减少和淘汰那些极度庸俗低劣的作品。剧作家的妥协也并不意味着放逐和一味地迎合观众的口味，而是要在相互妥协中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理念。刘恒在电影剧本创作过程中，就保持着自己的一份坚持。《集结号》中的连长谷子地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他的牺牲精神和浓重的悲剧感的确让人震撼。他从残酷的战争中幸存下来，一直在找团长，问他有没有吹响集结号。刘恒提供的剧本中直到剧终谷子地也没有死。可在拍摄这部电影时，导演准备把谷子地的命运改为以死亡结局。刘恒一听就急了，坚决反对把谷子地“拍死”。一般来说，编剧把剧本写完，任务就算完成了。可刘恒听说剧组准备这样修改剧本时，坚决反对。在日常生活中，刘恒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可在艺术上遇到与他的艺术追求相悖的地方，他就会寸步不让。最后，剧组采纳了他的意见。从电影最后的效果来看，作品既符合了刘恒内心表达的需要，又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求。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蜚声文坛的小说家刘恒基于影像时代的召唤和自我实现的需求积极转型投身于电影文学创作，迄今笔耕不辍，现在为他的“跨界”写作做最后的结论还为时尚早。但一路走来，他在创作中的“坚守”与“超越”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他坚守作为一名文学家和剧作家对创作的敬畏与忠诚，“带着使命进行创作”；坚守对生命和人性的发掘与思考，以悲悯的情怀直面人生，深入历史，关切现实；坚守对构建理想人格的渴望与追求，终极旨归始终是“真善美”的彰显与宣扬。另一方面，他主动迎合影像时代大众审美需要，徜徉于影像叙事的缤纷图景之中，孜孜以求地探寻电影文学的创作规律，巧妙地把艺术个性融合在大众化的影像需求之中，在电影文学的书写方式、人物塑造、叙事策略、艺术风格等方面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与超越，电影文学创作水平已臻化境。进一步说，从刘恒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他卓越的创作才能，更是当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责任、道义与良心。
从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中国电影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需要创作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另一方面离不开剧作家有良知的思考与担当。在文化多元化的当下，思考与探索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当代电影行业的价值追求，显得尤其关键。只有依靠越来越多的优秀剧作家的共同努力，既善于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以主流价值观为基准来校正剧本创作的市场策略，又善于融入国际化的编剧和制片理念，在大众愿意接受的共性和艺术家的个性之间寻找到共生共赢的契合点，才能走好中国电影文学创作的“坚守”与“超越”之路，点燃中国电影业繁荣发展的希望之火。
【注释】
[1]〔美〕D.G.温斯顿.作为文学的电影剧本［M］.周传基，梅文，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84.
[2]〔日〕野田高梧，杜晨.剧作结构的基础［J］.世界电影，1984（4）.
[3]莫言.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J］.文史哲，2004（2）.(https://www.daowen.com)
[4]夏榆.刘恒：“触电”的快感［N］.南方周末，2004-09-02.
[5]张峰.王朔挑战金庸［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5：15.
[6]〔美〕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M］.邵牧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302.
[7]麦家.麦家的话：谈小说，也谈影视［J］.今日民航，2009（11）.
[8]李春利，李蕾.影视与文学联姻：相互尊重才能共入佳境［N］.中国青年报，2007-01-22.
[9]鲍晓倩.作家纷纷触电影视 创作心态各不相仿［N］.中华读书报，2003-11-26.
[10]转引自柳青.电影，依附文学还是塑造文学？［N］.文汇报，2007-12-08.
[11]黄发有.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影视时代的小说危机（上）［J］.文艺争鸣，2004（1）.
[12]颜慧.我必须抓紧一切机会努力奋斗——电影《集结号》编剧刘恒访谈［N］.文艺报，2008-01-31.
[13]刘恒.刘恒谈写作［J］.电影艺术，1999（6）.
[14]莫言.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J］.文史哲，2004（2）.
[15]刘恒，尹力，谭政.艺术与质感地书写“张思德”［J］.电影艺术，2004（6）.
[16]刘恒.信仰的力量——电影《张思德》《云水谣》创作感言［J］.求是，2008（1）.
[17]罗雪莹.重建理想和民族精神的呼唤——访《本命年》导演谢飞［J］.当代电影，1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