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职业教育是社会发展到某个特殊时期的产物，满足个人就业需求和工作岗位需要、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加快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是职业教育应有之义和神圣职责。追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发展的历史，必须承认，洋务运动开办的新式学堂奠定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1904年清政府“葵卯学制”颁布实施，构筑了当时以普通教育、师范教育、实业教育三条主干的国民教育体系。1922年颁布“壬戌学制”，将“实业教育”的称谓改为“职业教育”，但今天的职业教育与那时的职业教育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早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提并论的是山西大学堂总督办姚文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属教育之两端，缺一不可”^[1]，后蔡元培专门撰文《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好像一所房屋……普通教育则像一所房屋的地基”，^[2]百年后职业教育仍在争取“同等地位”，足以说明职业教育利益主体奋斗的艰辛。教育是政府职能为主的社会公共事业，教育的功能既要促进个体发展，也要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无论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都应该为产生上述两方面的功效尽责。据网上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全国中等职业在校生1576.47万人，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2414.31万人，职普比为0.65∶1，与国家需要的“大体相当”尚有一定距离，二者的市场热度折射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价值的社会认同差异。政府主张与市场意愿是否趋同，则反映职业教育供需关系的协调与否，也是职业教育类型发展顺利与否的关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作为教育的两个分支，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以就业为目的，后者以升学为目的，而当升学到高等教育层次时，现阶段的职业教育遇到瓶颈，在高等教育中的最低层次（大专）处遇到天花板，踌躇不前。当前教育的主要矛盾，是需求侧日益增长的升学要求与普职教育相对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考验着职业教育供给能否找到国家需要与市场需求的平衡点，从而达到利益兼顾。所以，职业教育体系结构调整符合市场期许以求供需适配，是达到与普通教育同等地位的关键。笔者认为，其结构调整的策略：

一是设立职业教育本科层次，统筹国家经济发展战略需要与市场升学需要。职业教育有力地支撑了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变化引发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化再反促职业教育结构调整，自发形成驱动内循环。改革开放以来，制造业一直都是职业教育就业岗位的主要阵地，20世纪80、90年代，中等及以下学历群体在我国制造业中占据80%以上的岗位。随着我国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化、数字化与网络化的先进制造业转型，低要求密集型劳动被高水准技术型劳动替代，劳动力市场逐渐转向接受过更高程度专业教育的群体。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经济时代，高素质、高技能劳动力用工荒日益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制约，严重影响高端制造业的发展，由此，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层次高移势在必行，职业教育结构增加本科层次既能满足国家战略需要，又符合人民群众升学愿望。

二是调整教育实施机制，统筹教育类型发展需求与市场对教育品质的需求。教育类型、办学类型、人才类型常被混为一谈，人们很容易拿办学行政主体来区分教育类型，而不是以教育类型的本质特征作为逻辑起点加以辨识，其实不同类型的教育实施呼应不同的教育管理制度，既可以借鉴德国，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壁垒分明地在不同学校里实施，也可以接受美国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让两种教育类型在一所学校里实施。就我国现阶段教育体系而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任务实施已经具有职普融通的一些特征，如：初等职业教育作为职业教育启蒙融入基础教育九年义务制阶段，职业高中是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的集合体，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是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集合体，普通高等教育兼顾“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课程内容设置，培养学术和应用二者兼备的人才。可是，相对于不同类型教育培养人才的不同方法，市场更关心什么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升学和就业两个场域里更受欢迎，更具竞争力，毫无疑义，是众心所向国家财力重点支持的985、211等双一流普通高校，它们代表了教育的品质和教育投资的高回报。如此，职业教育若要同时满足类型国家产业转型发展需要与市场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需要，可以让现有名牌大学也参与职业教育，或者国家倾力打造现有优秀职业院校进入本科层次，使之成为同等重量级名校。

三是优化职业角色产出结构，统筹教育类型平等需求与劳动分工平等需求。回顾历史，20世纪80—90年代中期曾是职业教育的政策红利期，中职占比峰值达到58%，职业教育产出的职业角色颇具获得感：老中专的干部身份，使当时高中分数线低于中专分数线；技工学校国企办，技校毕业国企就业，企业待遇甚至高于事业编制。到90年代后期，中专生干部身份废止，国企改制，中职学校脱离行业企业划归教育部门或劳动部门，导致产教融合相对空心化。90年代末，普通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后年年加码招生计划，精英教育很快转化为大众教育，职教生竞争优势大幅减弱。时过境迁，过去的经验与教训只为镜鉴，今日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提高，需要教育主管部门跳脱职业角色框架局限，优化职业角色产出结构，与人力资源部门未雨绸缪，共同研究职业类型变化趋势，扩展职业教育施教的职业类型边际；同时央、地政府可考虑出台促进缩小劳动分工收益差距的新政，使帕累托有效资源配置得到市场机制的支持，从而尽可能达到教育机会成本均衡。倘若忽略职业教育的社会性因素，忽略教育的阶层流动功能，仅仅在教育业界内部博弈职、普地位，终将不足以摆正职业教育在社会心目中的位置。

笔者所在的是一所交通运输行业办学的职业学校，幸运地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职业教育起步发展期到21世纪20年代的繁荣期，该校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办至今，在一个完整的甲子中，从中职升格为高职，从内河走入海洋，从省示范发展为国示范，现正以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双高”（指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与本科院校“双一流”相对应的建设计划）标准，欲将学校建设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层次院校。在学校发展的这过程中，笔者先后在公共教学部、后勤集团、成人教育部、继续教育学院等部门任职，深度参与了职业教育办学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教学改革、国际交流、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双高计划，先后主持了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南通市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等项目，所参与的《基于“跨境校企共同体”的高职航海国际化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成果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公开发表论文近30篇。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继续教育人才培养和教育管理机制研究；高等职业教育跨界、整合，校企双元协同育人机制研究两大方面。梳理全部研究成果，主线清晰，抓住了二十多年来职业教育改革的热点和办学发展的瓶颈，善于发现新形势下的新矛盾、新问题，大胆质疑、第一时间提出个人主张和解决方案。研究视角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在问题导向和驱动下到理论中去找方法，善于发现非真空环境下导致现象的原因和矛盾的本质，从而找到纯理论不能解决的具有实用价值的路径。

本书意欲将二十年来的全部研究成果梳理、汇总，通过亲历职业教育二十多年实践活动的个体视角，反映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逻辑、实践成果与道路曲折，我们坚信在推进中国之治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定能有效促进职业教育结构优化和地位提升，从而得到社会市场的追崇，当然，还有赖于劳动权益保障和公平公正待遇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有赖于央地政府、主管部门、学校、行业企业多方合力将政策落到实处，使职业教育今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扬长避短、大有作为。(https://www.daowen.com)

吴益群

2021年6月21日

【注释】

[1]陈选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M］.上海：中华职教社，1933：47.

[2]蔡元培.蔡元培教育文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