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慈善救济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慈善救济

宗教对人类的道德教化曾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种宗教的经典、教义里都有要求信徒们积德行善的戒律或者教条。比如犹太教有“十诫”,佛教有“五戒”“八戒”“具足戒”。佛教引导人们向善、不杀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基督教主张要爱人如己,劝导人们包容、博爱,时常忏悔,自我批评;伊斯兰教倡导人们勤劳、诚实、“行善戒恶”。《古兰经》中说:“你当以善待人,就像真主以善待你一样。你不要在大地上为非作歹,真主确实不喜欢为非作歹的人。”“你们要给人方便,不要与人为难;你们给人报喜,不要向人恐吓。”因此,宗教对古代社会道德净化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行善积德当然不能停留在说教层面。在古代社会,在政府的能力还远远达不到现代水平的年代,宗教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社会保障和救济职能。

佛教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相当繁荣,当时佛教寺院的慈善救济活动非常活跃。有些大型佛教寺院做法事的时候,在道路两旁摆筵席施舍饭菜,绵延几十里,来吃饭和围观的成千上万,耗资上亿。平时寺院会做一些凿井修路的公益事业,每遇旱涝饥荒、疾病瘟疫,寺院也总能行动起来,开仓放粮,救济灾民。有时候朝廷干脆要求农民把一部分该交给政府的粮食都交给寺院,等到灾荒的时候由寺院发放赈济,相当于把政府的责任转移给寺院了。

唐代朝廷委托僧人办理贫病收容所,称作悲田养病坊。悲田就是指善男信女的布施。寺院就利用这些悲田收入开办养病坊,收容抚恤孤老贫穷的病人。唐玄宗曾经下令把京城所有乞丐收入悲田养病坊,政府予以经费补贴。整个唐代,悲田养病坊遍布京城和各个州县。除了养病坊之外,寺院中还设有疠人坊,隔离和救助麻风病人。

宋代延续了这种方式,在京师设立福田院,收容老幼、残疾、无助之人和乞丐。福田院创办之初是由僧人来经营,后才转变为官办机构。京师之外各地还开办有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福利设施,大都是官方与寺院合办的。有些寺院还开设书院,资助年轻人读书,范仲淹少年时代就曾经在寺院中读书,说明寺院里的教学水平还不错。

伊斯兰教也是这样。施舍是伊斯兰教特别重视的一项善举。《古兰经》中有许多经文把施舍作为崇信真主的标志之一。虔诚的穆斯林会将自己的土地、房屋、钱财、粮食,无偿献给清真寺。等到斋月、开斋节、宰牲节等日子,清真寺会向周围需要救助的人提供食物等生活必需品。17世纪在土耳其,有一种专门向穷人提供食物的公共厨房,提供什么食品,谁有资格领取,可以领取多少,可以领取哪种食品都有明确规定。伊斯兰教还要求有条件的穆斯林自愿捐纳天课,专门用于周济贫民,或者债务缠身无力偿还者、花光了路费的朝圣者,有时候也用来替奴隶赎身。这是穆斯林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课。(https://www.daowen.com)

在欧洲,天主教会也是社会救济的主力。绝大多数地方教会都固定地拿出一部分收入来用于慈善救济。宗教改革前每个英国人都要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交给教会,叫作什一税,其中三分之一都被教会用于慈善事业,建立了一百一十座养育院、两千三百余个施物所,共救济穷人近九万人。在法国,教会收入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被用于施舍救济。法国奥尔良公会用这笔钱兴建上帝之家、救济院等机构,收留穷人、病人、孤寡婴儿等。

很多教堂、修道院、修会组织都以慈善而闻名,有的教堂主要收留病人和弃婴,有一些修道院每天向穷人施粥。天主教隐修会之一本笃会的修道院专门指定一名高级修士,用修道院十分之一的收入置办衣食用度,分给流浪汉或是有需要的人,特别穷困的人甚至可以长期获得救助。在规定的日子里,穷人还可以到修道院洗澡、刮脸。可以说,教会、修道院是中世纪欧洲穷人最大的庇护所。

那时候,在伦敦等大城市里有很多弃婴,抚养他们是每个教区的职责。有的教区劝导本区的教民收养这些弃婴,并且给收养家庭发放抚养金,因为有抚养金,多数人都愿意收养,以至于发展到后来,有人以收养弃婴为名牟利。有的孩子是私生子,教区执事还要负责找到孩子的父亲,让他支付抚养费。如果实在找不到,这母子俩就由教区出钱养活,直到孩子长到12岁能当学徒挣钱。

每个教区也根据自身不同的情况为贫困人口提供住处,条件好的教区免费给贫民提供住房,还有的教区实行贫民互助,让无家可归者借住在无依无靠的老年人家里,既解决了住房问题,老人也得到照顾。

在近代中国,西方传教士和教堂曾经遍地开花。教堂在传教之外,也为中国人做了好事,比如说开办了很多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这些机构除了收养弃婴孤儿之外,还要教育他们。教育内容当然以宗教为主,但是也很注意传授一些文化知识和职业技能,比如缝纫、木工、印刷、编制草帽、糊火柴盒,使这些儿童成年后能够自食其力。

1876年到1879年,山西、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发生了一场大旱灾,灾情之严重、持续时间之长、波及面之广是世上少见的,史称“丁戊奇荒”。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推动成立了山东赈灾委员会。后来更多的外传教士、外交官和外商在山东赈灾委员会的基础之上,联合组成了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向海内外募得善款二十多万两白银。这些钱被分批分期由传教士运往灾区,再由另一批传教士负责散发,不少传教士不辞辛苦,千里奔波。丁戊奇荒之后,清末的历次大灾几乎都有传教士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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