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成本
历史上,生活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区的游牧民族与生活在欧亚大陆东、南、西三面外围地带的农耕民族之间的冲突和交融长达数千年,几乎贯穿古代世界文明发展的始终。
对于农耕民族来说,与游牧民族作战是非常艰难的。从成本上讲,要把很少骑马的农夫转变为熟练的骑兵,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同时因为农民当了兵不能从事农耕生产,还要蒙受经济上的损失。要送他们到草原深处作战,粮草军饷的运输和损耗也是一笔很可怕的开销:当时从山东往北方前线运一石粮食,运粮的人自己就得吃掉一百九十二石。相反,游牧民族把人员和财富从生产转向战争的成本却是很低的。牧民从小到大在马鞍上度过一生,平时照料牲畜和捕猎时练出来的本领,战争时也完全可以用于打仗,所以他们根本不需要专门的军事训练。他们甚至可以一边放牧一边打仗,牛马羊都是可以跟着跑的,后勤补给完全不是问题。
从收益上讲,农耕民族占领了草原,几乎得不到任何好处,那里种不了粮食,居民也不固定。而游牧民族南下掠夺农耕民族积累的财富却轻而易举,收益率非常高。
成本低,收益高,游牧民族怎么会不热爱战争呢?而农民与牧民作战,即便打赢了也要被高昂的战争成本拖垮。汉武帝尽管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是也大大削弱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实际上导致了汉朝的衰落。明朝的时候,明成祖朱棣五征朔漠,战果累累,但明朝也同样因为人力物力耗费巨大,非常疲惫。
那么怎么才能降低农耕民族的战争成本呢?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修筑长城。有了长城,流动的战场将会变为固定的战线。游牧民族入侵很可能一无所获,在城墙上撞个头破血流。而对于农耕民族来讲,因为守长城不用训练那么多的军队,尤其是骑兵,训练的成本降低了,又因为有了固定的根据地,士兵完全可以就地屯垦,自己在城墙后面种粮食,后勤的负担也小多了。因此,秦始皇在派蒙恬北击匈奴,收复河套之后,便转攻为守,修筑长城。汉武帝在派卫青率军出击夺取河套之后,发动十万人修缮秦朝的万里长城,派霍去病率军占领河西走廊之后,又修筑了河西长城,漠北战役之后,在阴山北部又修筑了一道长城,称为“外长城”。
秦始皇和汉武帝修筑长城的意义就在于,大大提高了游牧民族的战争成本,同时又降低了农耕民族的战争成本。(https://www.daowen.com)
那么修长城究竟有多划算呢?明朝的人曾经算过一笔账。
明朝成化(明宪宗)年间,蒙古族鞑靼人常常进犯陕北、甘肃一带,朝廷曾经为究竟应该派大军征讨,以示天威,还是就地修筑长城,消极防守而激烈争论。有一名大臣算了一笔账,八万大军征讨河套地区,每年一百五十四万石粮草,加上八百二十五万两的运费,总计要花九百七十九万两银子军费,而修筑长城只不过需要五万名劳工两个月的时间,最多花一百零二万两银子,只有战争开销的九分之一。
好处还不止这些。有了长城,士兵在边墙内屯垦种地,每年收获六万多石粮食,在内地采购这些粮食的钱就省了。而当时要运这么多粮到前线,起码要花十四万两银子。这笔运费也省了。
长城对于小规模的骚扰,基本可以有效对付。大规模的来犯,即使挡不住至少也可以延缓敌军入侵的速度,为国内组织抵抗争取时间。如果蒙古人知难而退,不常来了,明朝的边防费用还可以继续缩减。
显然修筑长城在财政上非常划算,比大军征讨便宜得多。于是成化皇帝明智地选择了修长城。古罗马帝国也曾经采取过这个策略,从1世纪起,罗马帝国几代皇帝就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两河上游之间修筑了日耳曼边墙,以防御尚未臣服于罗马的日耳曼部落,断断续续修了近一百八十年(83年至260年),全长五百六十八千米,包括至少六十座堡垒和九百座瞭望塔,不过大部分是土墩木墙,也有少数几段是石头墙。著名的罗马皇帝哈德良原本是前任皇帝,热衷于开疆拓土的图拉真手下的将军,战功赫赫,但是在图拉真驾崩之后,他继承皇位,却有意识地放弃了一些图拉真征服的土地,收缩版图,在不列颠修筑了哈德良长城,将英格兰和苏格兰分隔开,以巩固罗马帝国在英格兰的统治,抵御苏格兰的原住民匹克特人的进攻。这个长城的结构、样式跟中国长城很相似,有人认为就是跟中国学的。他的继任者安东尼在更北边一点的地方又修了一道长城,叫作安东尼边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