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民族的贡献
在15世纪、16世纪以前，农耕民族在游牧民族面前基本上处于守势，时常受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冲击。农耕民族通常将这些侵略者视作文明世界的野蛮破坏者。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马西里那斯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描述西迁的匈奴人时，说他们“不知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骤然来临，碰到他们的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2]。
近代的西方人会给他们认为的文明破坏者冠以“匈奴”的称呼，比如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格曾经把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称为“西方的匈奴”。渊源于土耳其人在近代西方也成为残忍、贪婪、放荡、贪食、傲慢、做作、怯懦、有欺骗性、有流氓行为，并且好色的代名词。近代俄国在科学技术上赶不上西欧，在日俄战争中也败给了日本，有人就解释说那是因为俄国人曾经被蒙古人统治过。中国、印度和伊朗的落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20世纪，有的阿拉伯人甚至认为，要是蒙古人没有烧毁阿拉伯帝国的图书馆，夷平阿拉伯帝国的城市，阿拉伯人能比美国人更早发明原子弹。
从取得的文明成果方面，农耕民族的确明显要比游牧民族高出一筹。这主要是因为，相比游牧来说，农耕这种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依赖性不那么强——农田是一种经过人工改造的生态系统。这也就意味着，农耕的生产效率要远高于游牧。人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可预期，也更有规律。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带来富余的食物，因而可以养活更多从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宗教活动的人。而且农耕生产使人们固定在一个地方聚居生活，结成稳定的社会关系，有利于知识、财富和权力的积累传承，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这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很难做到的。几乎所有的游牧民族都不会密集定居，一般每个游牧家庭都需要维持两三百只羊，每只羊需要的土地面积两到三亩，一个家户起码需要成千甚至上万亩土地。古代游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其臣民总是分散在各地，来如疾雨，去如飘风。尽管这些帝国兴起的时候可能显赫一时，不可一世，但往往难以持久，很快就悄然隐退。
但是绝不能说游牧民族对人类文明毫无贡献。吴于廑曾经说：“游牧世界在生产发展水平上，在人口数量上，都不如农耕世界。它在这两方面不具备优势。但在主要的，关键性的生产技术方面，许多游牧部落与农耕世界的差距不大，金属冶炼和制造就是这样。”[3]冶铜技术可能是农耕民族最先发明的，冶铁技术则要归功于游牧民族，因为他们总是在大地上不断游荡，翻山越岭，必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种类的岩石矿物。
原本在亚欧大草原上游牧的赫梯人就是最早冶炼并锻造铁器的族群。他们使用铁制武器，通过武力掠夺和征服周边的族群，公元前2000年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之后，迅速地成长为一个帝国。为了能够在战争中保持优势，赫梯人将锻造铁器的技术视为国家机密，以至于铁器价格高昂，堪比黄金。直到公元前13世纪，赫梯帝国灭亡之后，工匠们四处流散，这一技术才在整个西亚北非流传开来。欧亚草原上的其他著名游牧民族似乎也精于此道，如6至7世纪的草原霸主突厥，在兴起之前曾为柔然在阿尔泰山冶铁，被柔然称为“锻奴”。10世纪在中国北方建立辽朝，灭国后12世纪又以西辽称霸中亚的契丹，其名即“镔铁”之意。冶铁曾是辽朝的经济基础，其技术水平已能够获得近乎纯铁和钢的材质。
毛纺技术也起源于游牧民族。大约在农耕民族开始用植物纤维纺纱织布的时候，游牧民族的妇女们也开始用加工羊毛或其他兽毛进行纺织。古代用于毛纺织的原料有羊毛、牦牛毛、骆驼毛、兔毛和羽毛等，凡是能够得到的各种野兽和家畜的毛，全在采用之列。后来经过长期的织作实践，为了提高织品的质量，才渐渐地优选出羊毛等少数几种动物毛纤维。西晋郭璞注《尔雅》就有“胡人织羊毛作衣”语。
与不断迁徙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游牧民族还发明了以畜力牵引，装载货物，运输毡帐的高轮车（俗称勒勒车）。蒙古草原夏季草高而茂，冬季积雪深厚，且多沙漠，使用这种高轮大车，可减少阻力，顺利行进。中原地区无论战车抑或平时载运之车，主要以马驾驭；北方草原民族的勒勒车却以牛、骆驼为驾驭。匈奴人已将车广泛应用于军事运输和日常交通之中。东汉阳嘉三年（134年），汉军在西域车师附近的阊吾陆谷掩击北匈奴，获其车“千余两（辆）”。南北朝游牧于蒙古草原的敕勒，还曾因为善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大车而得名“高车”。后世游牧者无不继承这一交通工具。
游牧民族的入侵给农耕民族的文化也带来了不少影响。
魏晋以前，中原人是不穿裤子的。我们通常说穿衣裳，衣是穿在上身的，“裳”就是围在下身的一条裙子。那时候人们不论贵贱、不分男女，都是“上衣下裳”。天冷的时候人们也只是在裳的里面穿上“绔”。绔其实只是给小腿保暖的两个护套，没有裤裆。当时的贵族富家子弟用一种叫作“纨”的高档丝织品作“绔”，所以被称作“纨绔子弟”。
既然两腿之间没有任何遮挡，怎么坐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礼仪。坐得不好私处就可能暴露出来了。人们会客的时候都是把臀部放在脚后跟上，称为跽坐。下身就可以完全被那条裙子遮住。这种坐姿很不舒服，恐怕现代人很难坚持半个小时以上。那时候的人们也必须从小刻苦训练，才能坐得端正，坐得长久。虽然不太舒服，可是在正式场合下，必须这样坐。如果两条腿分开，伸直了坐，显然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叫作“踞”。盘腿坐也很失礼。
汉高祖刘邦被很多人称为“流氓皇帝”。他的流氓行为之一就是喜欢“踞”。在他起兵之初，有一个叫郦食其的读书人兴冲冲地找上门来说自己有灭秦良策。刘邦召他进来，郦食其进来一看，刘邦正叉着腿坐在床上，让两个女子给他洗脚。姿势非常不雅。郦食其很恼火，教训刘邦说：“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一听这话，刘邦态度倒是很好，站起身整理一下衣服，表示歉意，将郦食其请入上座。受到礼遇后，郦食其这才“说沛公袭陈留，得秦积粟”。[4]
在与项羽争夺天下时，项羽的部下英布在刘邦的劝诱下，反叛了项羽，根据地立刻被项羽夺走了，只得投奔刘邦。刘邦仍然是那个姿势让人给他洗脚，英布不是读书人，被侮辱之后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心中憋屈，气得想自杀。不过回到招待所之后，英布发现刘邦早就把饮食起居给他安排好了，档次跟刘邦自己的一样，英布又大喜过望，从此死心塌地跟随刘邦。
当时也不是没有连裆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少数军人为了骑马的需要，穿了连裆裤。西汉霍光专权的时候，他外孙女是汉昭帝的皇后，霍光希望外孙女能早点怀上龙种，就要求宫中所有其他女性都穿上连裆裤，给皇帝移情别恋制造点儿障碍。这都属于特殊情况。(https://www.daowen.com)
直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骑马民族都穿有裆的裤子，于是连裆裤在中原就普及开来，一开始是军服，后来成为常服。普通民众不分男人女人都穿。
西方也是这样。古希腊罗马人起初是用一整块布把自己裹起来，后来服装升级了也就是一个连身的大长袍。当时只有日耳曼人才穿裤子，原因也是他们要骑马。罗马人把穿裤子视为蛮族的标志，397年，罗马皇帝霍诺留斯下令，严惩任何敢在罗马城里穿裤子的人。可是后来日耳曼人入侵，罗马帝国变成了他们的地盘，欧洲人从此全都穿上裤子。
游牧民族还带来了椅子。秦汉以前，中原人都是在地上铺张席子来坐，席地而坐，后来，坐在床上（古代的床比今日的床矮一些，既用来睡觉，又用来坐。除了床还有“榻”，比床更矮一些，窄一些）。不管是坐在席子上，还是床上、榻上，姿势主要都是跽坐。
到了东汉末年，一种名叫“胡床”的折叠板凳，类似于现在的马扎，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传入中原。有了裤子，又有了马扎，人们逐渐开始放弃跽坐这种难受的姿势。到了唐代中期，胡床逐渐演化为我们熟悉的有靠背、有扶手、可以让双腿自然下垂的椅子，称作交椅，并且在宋朝广泛地流行起来。古代中国人的大腿终于获得了解放。
椅子的流行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腿脚，也对古代中国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椅子影响了中国古代房屋的建筑风格，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窗户的位置抬高了。以前人们坐姿比较矮，窗户的位置也相应较矮，否则人得抻着脖子才能看到窗外的风景。椅子出现之后，窗户的位置明显抬高了。椅子的出现还对房屋内部的布置风格产生了较大影响，过去人们席地而坐，要求房间尽量空阔，不要那么多家具，否则太憋屈。椅子出现后，人们就不需要为席地而坐预留太大的空间，各式各样的家具也多了起来。
椅子还改变了家具和餐具的形态。在椅子出现前，家具普遍比较矮小，没有桌子，人们吃饭办公一般用的是案几，与现在农村的炕桌差不多；椅子出现后，人们坐姿高了，长腿家具就开始流行，桌子也就应运而生，取代了案几。而长腿家具的出现，又引起了餐具的变化。席地而坐的时候，吃饭都用高脚餐具，杯盘碗碟的底部都有比较长的腿。有了桌子以后，餐具放在桌子上，吃饭的姿势不一样了，餐具的腿也都不见了。
椅子甚至改变了中国人吃饭的习惯。椅子出现前，大家凑在一起吃饭很困难，因为坐姿比较低，也没有桌子，饭菜只能摆在小案几上，所以那时候吃饭一般都是分餐制，每人一个小案几，各吃各的。鸿门宴里，项羽、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五个人距离很大，中间空地足够两个人舞剑。椅子和桌子的出现以后，中国人才逐渐开始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分餐制也很自然地变成了合餐制。
除此之外，游牧民族的发明创造乏善可陈，因为毕竟游牧社会自身的文化难以积淀。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游牧民族似乎总是作为一种破坏的力量存在。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的纵横驰骋打破了古代各民族之间相互隔绝和孤立的封闭状态，对文明的进步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蒙古人的征服就是这样。在蒙古西征之前，中亚和东欧小国争雄，关卡林立，封建贵族修筑无数城堡，割据自守。蒙古人所到之处，拆毁城堡，打破城墙，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从中国一直到地中海畅通无阻，他们还建立了规模空前的，遍布整个帝国的驿站系统，就相当于邮局。在蒙古人的征伐结束之后，原本战争不断的欧亚大陆，因为被统一在一个帝国之内，反而实现了长久以来人们梦寐以求的和平。有历史学家称之为“蒙古和平”。这种和平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蒙古帝国境内非常安全，17世纪的中亚的希瓦汗国的可汗阿布合乞记述说：“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从伊朗到图兰（突厥人的地区）之间的一切地区内是如此平静，以致一个头顶金大盘的人从日出走到日落处都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一小点暴力。”[5]
蒙古人没有什么科技发明，没有建立新的宗教，文学著作不多，也没有给世界带来新的农作物或者农业方法。但是当他们征服一个又一个的文明之后，总是将每一个文明的技术发明都收集起来，到处传播。
蒙古人将中国医生带到波斯，又把日耳曼矿工带回中国，将柠檬和胡萝卜从波斯移植到中国，又将中国的面条、纸牌和茶叶传播到西方。他们在中国修建基督教堂，在波斯修建佛教寺庙，在俄罗斯开办穆斯林学校。中国四大发明中的火药与指南针都是在这时传到西亚，进而再传到欧洲的。而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历算、工程、饮食，希腊的大地球形说也为中国人所接受。
蒙古人在战争结束以后就开始推行自由贸易，蒙古帝国因此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丝绸之路上兴起了很多国际性的都市，波斯湾港口堆满了从中国和东印度群岛运往西欧的丝绸、香料，以及各种手工业产品。
正是因为出现了“蒙古和平”，西欧人才有机会从欧亚大陆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首次与中国直接接触，亲眼看到中国的富庶。此后，西方的经济发展总有一种向东探索的欲望。15世纪到17世纪的新航路的开辟，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目标基本上都是为了寻找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海上通道。这其实都是蒙古人为他们创造的梦想。19世纪的法国东方学家莱麦撒因此说：“蒙古人西征，将以前闭塞之路途完全洞开，将各民族集聚一处……中世纪满天黑云，使人不得望见天日。至是乃因蒙古远征，而重现光明。当时战争杀人，盈野盈城，似为人类惨祸，而不知实如天空霹雳，将几百年之酣睡懒病，自梦中警醒。”[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