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商都生活撮录
商代都城众多。《史记·殷本纪》记载，自契至汤，都城八迁。八迁都城的城址，各书载记略异。有的学者认为：据《世本》记载，契原在亳（bó，今山东曹县）地居住，迁居于蕃（今山东滕州），是为一迁。又据《世本》记载，契子昭明迁于砥石（今河北泜［zhī］水一带），是为二迁。据《荀子·成相》记载，昭明又迁于商丘（今河南商丘），是为三迁。再据《世本》记载，昭明子相土从商丘迁到泰山，是为四迁。据王国维考证，相土时曾有二都：一是西都商丘，另一是东都泰山。相土后从泰山复迁至商丘，是为五迁。而后商又迁都殷，是为六迁。从殷再迁回商丘，是为七迁。成汤再由商丘迁亳，从先王而居，是为八迁。诚然，商代前期迁都之次数、城址、原因，各书所载，颇有歧异；各家所见，仁智略异。就其原因而论，或游牧，或水灾，或战争，或内讧，各有其因，难以划一。偏执一说，恐难圆通。
成汤迁亳之后，朝政稳定，战事较少，经济发展，平民安居。这个局面的形成，同商以夏亡为鉴不无关系。商汤能汲取夏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征诸侯时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其时，很注重总结历史教训，《诗·大雅·荡》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后来，许多典籍总结夏亡之训，其中《韩诗外传》载道：
夫明镜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恶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袭蹈其所以安存者，则无以异乎却行而求逮于前人也。鄙语曰：“不知为吏，视已成事。”或曰：“前车覆，后车不诫，是以后车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为之。故殷可以鉴于夏，而周可以鉴于殷。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汤取夏鉴，以宽治民，社会安定。汤死之后，长子太丁先死不得立，而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死，立外丙之弟中壬。中壬即位四年又死，立太丁之子太甲，由伊尹辅政。这就演出“伊尹放太甲”的故事。“伊尹放太甲”有两种说法：
其一，《史记·殷本纪》载：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其二，《竹书纪年》载：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于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上述两种说法，孰正孰谬，难以确定。但是，汤死之后，朝政动荡，当是事实。太甲复位，朝政稳定。太甲之后，经十五传，是为盘庚。
从商汤至盘庚，都城五迁。《史记·殷本纪》正义载其五迁为：仲丁从亳迁于隞（áo，今河南荥阳境），是为一迁；河亶甲从隞迁于相（今河南内黄境），是为二迁；祖乙从相迁于耿（今河南温县境），是为三迁；盘庚从耿迁于奄（今山东曲阜），是为四迁；盘庚从奄迁于殷（今河南安阳），是为五迁（商汤至盘庚五迁之地，诸说不同。此参照各家之说而损益之）。盘庚迁殷之后，“行汤之政”，未再迁都。
殷商之都，屡徙不定。盘庚迁殷，定而不迁。虽殷商诸都，文献记载疏略，但近些年来，地下考古发掘，颇有所获。盘龙商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殷墟是四个典型例子。
盘龙商城，位于今湖北武汉北十里叶店村盘龙湖。城坐落在湖滨山丘上，三面环水。城墙残高约3米，城墙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呈不规则形。城内东北部有殿堂遗址，城外有民房遗址和墓葬群。考古资料表明，它或为商代方国之都城。
郑州商城，位于今河南郑州东北部。这座商城是考古工作者1955年秋发现的[3]，经考古学家测定，它距今约3500多年，即公元前16世纪。城的东城墙约1700米，南城墙约1700米，周长约近7000米，遗址范围约25平方公里。这是目前已发现的商代最大之城。城墙用土夯筑而成。城内发现几十处房屋基地，有的房屋很大。如一所房屋基址，东西长65米，南北宽13.6米。在城的南关和北关，发现了铸铜遗址；在西关，发现了制陶遗址；在北城墙外，还发现了制造骨器的遗址。郑州商城是一座商代的都城，但它是商汤的都城亳，还是仲丁的都城隞，尚无定论。
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偃师商城，位于今河南偃师大槐树村地区。它西距二里头文化遗址约十里，是198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发现的。城略呈南北长方形，城墙为黄土夯筑而成。城垣南北长1700米；东西宽度不一，最北部1125米，中部1120米，南部740米，总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已发现东西城门各三座，城内有较大的建筑遗址。偃师商城是否为商代都城，考古工作者据文献资料和地下发掘判断，它为汤都西亳，也有些学者持不同意见。
殷墟商都，位于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都，是商朝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1928年始，南京中央研究院在这里进行过19次发掘；又从1949年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进行过多次调查和发掘。现在，已基本上搞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其范围约24平方公里，分布在洹（huán）河南北两岸。洹河南岸的小屯，是殷王朝的王宫中心，其附近有大量建筑群。洹河北岸为陆墓区。墓葬包括殷王和贵族，还有数以千计的祭祀坑。殷墟已发掘56座建筑遗址，其中包括宫殿遗址。贯通宫殿区有一条“水沟”，布局严谨，构造特殊，表明它是一个精于计划的宏大工程。宫殿区内的建筑，东西向者居多，南北向者较少。宫殿有台基，基上置础，础或为石，或为铜。宫殿区未发现瓦，宫殿可能为茅顶。
从以上盘龙、郑州、偃师、安阳四处商城遗址，可以看出商朝贵族宫殿与住居生活的一斑。商代贵族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器具，就是青铜器。其实，早在夏代，已有青铜器。在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有铜爵、铜锛（bēn）、铜凿、铜锥、铜刀、铜镞（zú）等，特别是出土一件圆形铜器，这个制作精美的圆形铜器，周围共镶嵌61块方形绿松石[4]，足见当时铸造技术之熟练与镶嵌技术之高超。
当然，商人器物的种类很多，以其质料而言，有石器、骨器、蚌器、陶器、玉器、瓷器、漆器和青铜器等。但是，商代的青铜器数量大、种类多、工艺精、水平高。商代的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制造技术发展的高峰，也是世界古代青铜制造技术历史的精华。商代青铜器种类很多，武器有戈、矛、钺、镞等，工具有䦆（jué）、锛、铲、凿等，炊器有鬲（1ì）、甗（yǎn）、簋（guǐ）、鼎等，酒器有爵、觥（gōng）、觚（gū）、斝（jiǎ）等，礼器有鼎、尊、鬲、盉（hé）等。已发现商代最大的青铜容器是司母戊鼎。它是1939年安阳武官村农民在田中掘获的。时恐日军掠取，遂复掩埋。1946年重新掘出。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司母戊鼎高1.33米，重875公斤。比司母戊鼎稍小的青铜容器，是司母辛鼎。司母辛鼎是1976年在安阳殷墟一座大墓中发现的，共有一对，其中一只高80.1厘米，另一只高80.5厘米，均各重117.5公斤。司母戊鼎和司母辛鼎，是商代青铜器中富丽堂皇的精品，也是中华文明的精粹。
除青铜器外，甲骨文亦是商代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精萃。
甲骨文是商代文字的一种。此外，尚有金文、陶文和玉、石器铭文等。其中甲骨文是商人文化生活的突出事例。甲骨文是商王从事祭祀、征伐、田猎、典仪等活动时进行占卜的卜辞。这些卜辞刻在龟甲、兽骨上，因而称作“甲骨文”。甲骨文的发现，是在清末。河南汤阴县民从坟中得甲骨片，商贾携至京师，为王懿荣见购，其后刘鹗广为搜集，得5000余片，并出版《铁云藏龟》一书[5]。此后不断发掘，又不断研究，现已有甲骨约15万片（其中有刻字的，也有未刻字的）。据《甲骨文编》收入已识、未识字共4672个；又据《古文字类编》收入已识字1072个。甲骨文的刻写和占卜均有一定的程序：首先，将整治好的甲骨进行凿和钻，就是将其凿成一个“○”的长槽；再在凿痕旁钻一个“。”的孔，从而形成了“○。”形。其次，用微火烤凿、钻甲骨处，这叫作“灼”。再次，灼后甲骨上出现裂纹，这种裂纹叫作“兆”。卜人根据“兆”的形状判断所卜事件的吉凶。复次，刻写卜辞，就是将卜辞刻在兆纹的旁边。卜辞有一定的格式，一条完整的卜辞可分作前辞、命辞、占辞和验辞等部分。前辞，记载占卜的时间和人名；命辞，记载要占卜的事项；占辞，记载兆纹所示吉凶；验辞，记载事后应验的结果。
商人的衣食、住、行，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中可以知道一些当时的实情。
衣，有用丝、麻、葛、毛、棉纤维织成的布帛。丝，甲骨文中有
、
诸字形，这是个象形字，很像是两束丝的形状，说明商代已经有丝。另外，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当时的玉蚕。这反映出其时人们对蚕的形态很熟悉。还有，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一批丝织品。其遗址年代距今约4700年。总之，以上说明商代不仅有蚕丝，而且有用丝织品做的衣裳。《帝王世纪》载，殷纣王后宫“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可见丝绸织品已相当发达。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丝织品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麻织品的国家。麻织品的出现可能要比丝织品的出现为早。《诗·大雅·生民》有：“麻麦幪幪（méng，茂盛的样子），瓜瓞（dié，小瓜）唪唪（fěng）。”《诗经》虽成书较晚，却反映商代已有麻及麻织品。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中，出土了平纹麻布的印痕遗物。河北藁（gǎo）城台西村商墓中，发现商代麻布织物。又在一座房基遗址里，“发现了一卷麻布”[6]。麻布之外，还有葛布。葛布出现比麻布要早，《韩非子·五蠹》载：“冬日麑（ní）裘，夏日葛衣。”这是说尧时的衣物，可见在商以前便有葛衣了。葛是一种藤本生植物，其根可做食物，其皮可做纤维。商人用葛纤维织布、缝衣。毛织品是在丝、麻、葛之后出现的，在商代尚属罕见。至于棉织品，当时主要是木棉，而不是今日的棉花。今日棉花在中原地区种植，约在13世纪中期，即宋末元初时期。商人之衣，或丝、或麻、或葛、或棉，在冬季也不乏兽皮，总之人们的衣着原料较夏人显得更为丰富而多彩。
食，谷物类。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甲骨文编》所收4000余单字中，属于谷物名称的有：黍、麦、秜（ní或nì）、粟、秫（shú）等。从甲骨文单字，结合文献记载，参照出土谷物，可以肯定商代的谷物主要有黍、麦、稻、稷等。稷和黍两种谷物很相似，其主要区别是黍有黏性，稷无黏性。具体地说来，黍即北方的黄米或称大黄米；稷是谷子，脱皮则是小米。稻在中国出现也很早，在距今7000年前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已发现稻；在湖北京山屈家岭、河南淅川下王岗、郑州白家庄等遗址中，也都发现稻谷的遗迹。这些都说明商代已大量种稻。与食物有关的炊器中，鼎、鬲、甑、甑（zèng）格外重要。鼎，除大型礼器外，一般用做容器，可以烧煮鱼、肉，相当于现今的菜锅。鼎也可以做盛器，即盛放煮熟的鱼或肉，相当于现今盛菜的大碗。鬲，是炊器，有陶制的，也有铜制的。鬲的主要功用是煮食物，其下有三足，上为大腹——盛装食物。甗是蒸食物的炊器，分为上下两层——下层如鬲，上层称甑。甑的底部有透气孔，是蒸锅的箅（bì）。做饭时，在下层的鬲中放入水，上层的甑中放入需要蒸的食物，而后在鬲下生火，鬲中的水变成蒸气，由箅孔中进入甑，甑中食物受热，食物即可被蒸熟或蒸热，相当于现在的蒸锅。
住，早在夏代平民住房已有平地式房屋、窑洞式房屋和半地穴房屋之别，前已述介。商代平民的住房，考古发掘甚少。在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中，发现一个普通平民的居住遗址。这个平民居住地极为简陋：从地平面下挖窑洞，洞内没有壁龛，洞上覆以茅草屋顶，门外挖有排水沟。至于贵族的住房，相当宽敞、豪华、气派。如郑州商城一处宫殿遗址，其考古编号为C8G15。这座宫殿南北宽约13.6米，东西长约65米。宫殿廊柱排立，殿顶高大雄丽。另从今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宫殿复原建筑，可见当时贵族居住情状。
行，商代的交通工具有车、舟、辇。车，以牵引的动力分，有牛车和马车；以车辕的数量分，有单辕车和双辕车。甲骨文中的车字写作
、
，是象形字。商代车为木制，车身主要部件有一辕、一舆、一轴、两轮。辕，又写作“辀”，有单辕车和双辕车。单辕车体形较小，出现亦早；双辕车体形较大，出现较晚。舆，即车厢，它安置在辕与轴的连接部位，车厢门朝后开，乘车者从后面上车。轴，是车体联结两轮的横木。轮，由车轴联结，为木制。商代车的实物已在考古中发现。在安阳小屯、孝民、大司空村等地，先后发现商代车马坑16座、马车18辆，其中多为一车二马，商代后期则出现一车四马。舟，商代已有相当的数量。《易·系辞下》记载：远古时“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这种“刳木为舟”之舟，应是独木舟。甲骨文中已出现舟字，作
，亦是象形字。甲骨文中舟字的出现，证明商代不仅确已出现舟，而且其数量不会很少。至于辇，是一种人力拉的车。它的出现早于车。先是，山行乘辇，其状如床，人举而行，略如今爬山乘坐的“滑竿”。《说文解字注》载：《史记·河渠书》云山行即桥，一作檋。《夏本纪》正作檋。《汉书·沟洫（xù）志》作“山行则梮（jū）”，韦昭曰：“梮，木器，如今床，人举以行也。”后来，衍变成轿，衍变成輂（jú）。《说文解字注》引《周礼》云：“輂之制，四方如车之舆，故曰轝（yú），或作舆，或驾马，或人举，皆宜用之。”有人抬，也有马拉。它后来成为天子专用车驾之名。
商人的殉祭，尤令人刮目。在中国历史上，人殉和人祭最残酷的时期是商代。商人迷信，笃信鬼神。大事必占卜，大葬要人殉，大典用人祭。占卜，设有卜祝之官。卜，是负责占卜的官员，祝是以辞告于鬼神的官员。《尚书·无逸》孔颖达疏云：“以言告神，谓之祝。”商代之祝，《史记·殷本纪》载：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https://www.daowen.com)
上面故事说明，商代不仅有祝，而且祝有很高的地位。商人的迷信，在人殉与人祭方面，表现使人震惊。
人殉，就是以人殉葬。商代人殉的残酷现象很普遍，贵族的墓葬，多有人殉，少者一二人，多者几百人。根据已发表的资料，人殉较多、资料完备的有河南安阳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安阳武官村大墓和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大墓等。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墓人殉多达400人左右[7]；武官村大墓因多次被盗，据不完全统计，人殉有79人（实际上超过此数）[8]；苏埠屯一号大墓人殉有48人[9]。上述墓葬人殉的方式，有的被砍了头，有的被剁了手，有的被跪埋，也有的被活埋。人殉者有的有棺有椁，有的无棺无椁；有的有随葬品，有的无随葬品。人殉者的身份，有的是墓主的宠信，幻想在冥间继续为其担负守卫；有的是墓主的侍妾，幻想在冥间继续为其委身备幸；有的是墓主的驭手，幻想在冥间继续为其驾驶马车；有的是墓主的奴隶，幻想在冥间继续为其侍役效劳；有的是墓主的乐伎，幻想在冥间继续为其献艺博笑。以侯家庄一〇〇一号大墓为例，墓道的东西两侧各埋一位殉葬者，并有铜觚、铜爵、铜鼎等礼器随葬，说明殉葬者具有特殊身份，可能是墓主生前的卫官。墓椁宝顶部的6个殉葬者俱有棺木，且有绿松石等头饰遗迹，说明殉葬者均为女性，可能是墓主生前的侍妾。墓底小坑中的9个殉葬者，中间1坑殉1人，埋1戈；四角各2坑，每坑殉1人，埋1戈、1犬，他们可能是墓主生前的侍从。墓外东侧有22个殉葬坑，每坑殉埋1至7人，可能多为墓主生前的奴隶。杀殉的奴隶是极为悲惨的。因墓中的杀殉者，身首异处，推测每夯筑1层墓土，即杀殉一批奴隶或战俘，共发现无头人骨架61具，人头骨73具。
商代人殉之外，还有人祭。
人祭，就是以人祭祀。商代贵族经常祭祀上帝、祖先和鬼神，仰祈赐福，以降保佑。每祭一次，除杀牛、羊、犬作祭品外，还要杀人以作祭品。商代的人祭，从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排葬坑、乱葬坑和祭祀坑中，可以得到清晰的资料。排葬坑，195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武官村大墓以南发现，共4排17坑，坑内均为无头人骨骼，显然都是被砍头后入埋的。其中，埋9个骨骼者2坑，埋8个骨骼者1坑，埋6个骨骼者1坑，埋10个骨骼者12坑，另有一坑因骨骼散乱而无法计算，以上16坑共埋152架骨骼。乱葬坑，散布于王陵区各处，坑与坑之间排列无序，坑内骨骼也杂乱无章。除上述排葬坑和乱葬坑外，还有大量祭祀坑。如1959年至1960年，在安阳后岗西坡一座殷代后期杀殉祭祀的圆坑墓中，发现人骨54具，均为男性，年龄多为青年。1971年在安阳大司空村一座杀殉坑中，发现人头骨31具，躯体26具，全属男性，多为青壮年。规模最大的是武官村以北的一批祭祀坑。据不完全的统计，191座祭祀坑中，共埋人骨1178具。从考古发掘情形看，这些人牲不是一次性杀祭后入埋的，而是多次性杀祭后入埋的。每次杀祭的人数不等，少者一二人，多者几十人乃至几百人，最多者一次竟达339人。在191座祭祀坑中，经过性别、年龄鉴定的祭祀坑共100座，人骨架个体718个。在能够判定性别和年龄的骨骼中，男性为339具，女性为35具；男性年龄最小者为15岁，最大者为35岁；女性最小者为20岁，最大者为35岁[10]。从性别看，绝大多数为男性；从年龄看，绝大多数为青壮年。据此分析，上述人祭者生前可能是战争中的俘虏。
除祭祀时用人祭外，在建筑时也用人祭。商代贵族建筑宫殿、宗庙、堂宇等都要举行奠基仪式，并用人牲奠基。1958年至195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西，发现一座宫殿的基址，就是用人祭做奠基的。其方法是在基址上挖一个小方坑，用席将人卷起埋入坑内，然后用土夯实[11]。在奠基之后，实施置础、安门等都要举行仪式，埋入人、牛、羊、犬。一座较大的基址，奠基和置础共用1人、30牛、111羊和78犬；一座较小的基址，奠基和置础共用1人、10牛、5羊、21犬。在安门时，埋葬的多是武装侍从，分置于门的两侧或当门处，有的持戈，有的操盾，或作跪状，或系倒卧，多者竟有五六人。然而，更大规模的人祭，是在宫殿、宗庙建成以后的告成仪式时。在安阳小屯殷墟一处建筑遗址发现，其落成仪式时曾挖掘127个坑，埋下585人与车马、羊、狗等。
甲骨文有关人祭的卜辞相当的多，约有近2000条。人祭的方法有杀、剁、烄（jiǎo或yào）等，都是惨不忍睹的。杀，甲骨文作“伐”，就是用戈砍头。“伐”字在甲骨文中写作“
”，就是以戈砍头之形。商代的伐祭，就是将被祭人砍头后进行祭祀，伐祭的人数不等，甲骨文中有“三伐”、“五伐”、“十伐”、“三十伐”和“百伐”等记载，就是一次要砍头祭祀者，分别为三人、五人、十人、三十人和百人。前述殷墟商代祭坑中无头人骨骼，可能便是伐祭的遗迹。剁，甲骨文中写作“
”；铜器铭文中写作“
”。这两个字形，形象而又逼真地反映出用斧钺砍人或剁人的情状。姣，甲骨文写作“
”。此字上部为一人被捆缚，下部为火，就是火上焚烧被捆缚者，以进行人祭。这种人祭的方式，被称作姣祭，就是焚祭。烄祭常用于求雨。当时天逢大旱，便焚人，行祭祀，以祈雨。如：
贞烄有雨？
勿烄无其雨？[12]
胡厚宣先生曾对商代人祭的数量作过统计：“总算起来，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在这八世、十二王、273年（前1395—前1123）的奴隶社会昌盛期间，共用人祭13052人，另外还有1145条卜辞未记人数，即都以一人计算，全部杀人祭祀，至少亦当用14197人。”[13]显然，上述统计数字很不完备，亦极不精确然而，它从一个角度描绘出商代人祭黑暗之画面。
商代贵族的生活，其集中体现是帝王生活。在盘庚迁殷以后的二百多年中，诸王尚注重节俭，亦能勤于政事。到商高宗武丁时，商朝达到鼎盛时期。史载武丁在位59年，他死后商朝逐渐衰落下去。《史记·殷本纪》载，武丁死，子祖庚立；祖庚死，弟祖甲立。祖甲即帝甲，淫乱，殷复衰。帝甲死，四传至帝武乙。帝武乙，其事怪诞，其死异常。帝武乙的怪诞，表现在“射天”的故事：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lù，侮辱）辱之。为革囊，盛血，仰（yǎng或áng，向上）而射之。命曰“射天”。[14]
故事是说，商王帝武乙，以木偶做天神，与其博戏，并侮辱之，还射天为戏。这表现帝武乙的荒唐与无聊。后帝武乙至河渭之间行猎，遭雷击而亡。武乙死后，子文丁即位。文丁死后，子帝乙继位。帝乙死后，子帝辛登位。帝辛就是商纣王。帝辛的继位，《史记·殷本纪》载：
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
帝辛即位后，兴建宫室园囿，加罪朝廷重臣，疏远同胞骨肉，生活奢侈腐化。
其一，兴建宫室园囿。《竹书纪年》载：“殷纣作琼室，立玉门。……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史记·殷本纪》亦载：“（帝辛）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晏子春秋》又载：“殷之衰也，其王纣作为顷宫、灵台。”帝辛建宫室，辟苑囿，兴离馆，蓄野兽，植花木，养鸣鸟，日事奢靡，怠于政务。
其二，加罪朝廷重臣。帝辛杀比干，醢（hǎi）鬼侯[15]，脯（fǔ）鄂侯，囚西伯，恶迹斑斑，谬行累累。《史记·殷本纪》记载：
（帝辛）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熹（xǐ，同“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yǒu）里。
帝辛娶重臣九侯之女，因其不喜淫，不仅杀九侯之女，而且将九侯剁成肉酱。鄂侯为九侯强争力谏，也遭身脯肉干之刑。西伯昌在私室暗叹，被奸臣崇侯虎告密，亦身遭羑里之禁。
其三，疏远同胞骨肉。纣之庶兄微子启，见纣淫乱于政，数谏不从，便问于太师、少师。《尚书·微子》载：
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厎（dǐ）遂陈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guǐ，奸邪）。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
意思是说，殷无善政，不治四方。先祖成汤，陈功上世。纣沉湎于酒，致乱政于下。殷之大小官吏，无不外掠内乱，相率互效犯法，而常逍遥于外。小民四处，进行起事。殷之处境，甚为危难。微子启与太师、少师谋后，遂去。纣之叔父、少师比干以死强谏。纣怒道：“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便剖比干，观其心。纣之诸父、太师箕子惧怕，便佯狂，纣又加以囚禁。纣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其四，生活奢侈腐化。纣既聪敏、力大，又拒谏、荒淫。《史记·殷本纪》载：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bì，宠幸）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绩（zuì，积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同“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纣王又行炮格之法，其法《列女传》云：“膏铜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辄堕炭中，妲己笑，名炮格之刑。”
前述纣囚西伯于羑里。西伯之臣闳（hóng）夭等，搜求美女、良马、珍奇献纣，纣便赦西伯。西伯归，潜行善政，势渐强大。西伯死后，周武王东伐，纣发兵迎战。纣兵败，登鹿台，衣着宝玉，环身自焚。